中国人作为农耕民族，在生存方式选择上，其本质是“安土重迁”的。不过中国地大物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尽管年代久远，使奔走于道的各色游子身影朦胧，但逐渐拉近历史的镜头，他们的脚步声却越来越清晰。
一、神话传说时代的游步
这是英雄时代。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旅行的当然都是些非凡人物，留下的是伟大人物的游步。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概最早也最壮烈的一次旅行要算夸父逐日了。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的神话。当太阳肆意逞凶，旱灾危害农业，祸及民生时，夸父挺身而出，要去把太阳捉住。尽管他因缺水，干渴而死，但仍用手杖化成“弥广数千里”（《列子·汤问》）的森林，消除了旱灾。夸父悲壮的献身精神可歌可泣，因之他成为了汉民族农业的除旱之神，他留在人们心中的永远是一个拄着杖，不屈不挠奔走于荒漠的行者形象。
上古人们不希望英雄死于旅途中，于是又衍生出《二郎神捉太阳》的神话：七个太阳不断出来，到处干旱酷热，人们活不下去，二郎神就去追捕太阳，接二连三地捉住了六个，统统压在大山底下。他又去捉剩下的一个太阳，在路上休息时，倒出鞋里的石子，成了一座山。那个太阳躲在水叶菜底下啼哭，二郎山饶了他，要他规规矩矩地运行。旱热解除了，人民的生活安定了，太阳也让水叶菜晒不死。
现在有些学者把伏羲、女娲兄妹乘葫芦避洪水以及兄妹结合衍生人类也视为旅游，甚至定性为“结婚旅游”，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始祖，他的一生游移不定。他出生在山东曲阜，后迁居姬水之滨。卷入政治后，先是兼并神农炎帝（炎帝最终被迫退出政治舞台，避走南方），继而打败蚩尤。当他政权稳固，被尊为黄帝时，就开始“旁行天下”了。为此，他发明了舟车，使古代的旅游更加方便。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先后到过南方的衡山、北方的恒山、东边的大海和西边的沙漠。安徽的黟山因他游玩驻留而被称为“黄山”。黄帝在旅游中得到很多见闻，长了知识，也闹了笑话（在海边遇到神兽白泽，教过他许多知识；在西北大漠中，误将沙漠为干河）。他为后人的旅游业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铸就了一件旅游博物图，即黄帝宝鼎（上铸各地11520种怪物图形，实为他统治区域的标志，此鼎也就成了君王权力的象征和庙堂神器）。中国的帝王好游，看来是从黄帝开始的。
继黄帝之后，颛顼、尧帝、舜帝、禹帝，个个都是旅游爱好者。颛顼继承帝位后，炎帝后裔心中不服，有共工出头与其争位，双方一直打到不周山下，结果共工怒撞不周山，造成天崩地裂。颛顼胜利了，他也开始四处巡游，东到海岛，西达陇西，南抵交州，北至幽州。虽然他游历可嘉，但不知为什么，后人并未将行者的最高名誉送给他，而是授予了他的对手共工的儿子修，也许是人民对失败英雄的纪念吧。根据《风俗演义·祀典第八》记载，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揽，故祀以为祖神”（“祖”通“徂”，往也），修成了古人心中的旅游之神。古人每当外出旅行时，都要先祭祀祖神，是为祖道，或祖饯。
尧帝登位后，也曾遁黄帝足迹，跋涉大漠流沙，到西方去会见王母。到西方拜见王母成了华夏帝王的西游情结，只要有可能都要作昆仑游。
舜帝是位旅游能手，他知道在险恶的环境中，是否有入山林川泽而不迷的本领，不仅关系到生存，也关系到统治的问题。他的聪明得到了回报，尧考核他的内容之一就是在暴风雷雨之际派他进入山林川泽，结果“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史记·五帝本纪》），就决意将天下授之于他，并让他摄行天子政，巡游天下了。舜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出门走走。他二月巡泰山，五月去衡山，八月访华山，十一月到恒山。就是在现代的交通情况下，这样的旅途奔波也是够受的，舜却持之不辍，晚年还“巡狩”南方，最终客死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舜妻娥皇、女英闻讯循迹寻夫，也身没潇湘，葬于君山。这大概是中国妇女中最早的远行记录。
禹帝的旅游也许是最操劳辛苦的。他生在多雨的年代，早年，他的全部旅程都是在与洪水作斗争，以致“久旅忘家”，走遍了“九州方圆”，留下的足迹特别多。登衡山，他曾杀白马祭天地；在巫山，他怒斩了错引水路的龙；过庐山，他曾召集各部举行治水联席会议，在大汉阳峰，留下禹王崖的地名。在过浙江茅山（苗山）时，禹帝再次召集治水联席会议，听大家献计献策，于是后人称茅山为会稽山，意思是会聚议计的地方。制服洪水后，大禹的游步并没有停止，直到晚年，他都在巡游各地。他也是死在旅途之中，葬于会稽山，从此会稽山的禹穴、禹王庙就成了旅游的名胜之地。
神话传说时代旅游道路上留下的身影，不是神一样的英雄就是帝王。也难怪，在洪荒时代，没有超人的毅力和雄厚的财力，是不可能完成长途跋涉的。就当时的社会经济实情，一般老百姓是做不到的，于他们的生活也无必要。
二、夏、商、周时代的行者
历史上第一个因游玩而丧国的大概要算夏朝的姒太康（公元前1978～公元前1950在位）了，其父姒启在巩固了夏政权后，开始腐朽奢华，姒太康从小就受花天酒地生活的熏陶，作了帝王后，更是肆无忌惮，耽于游猎，不恤民情。即位两年后的一天，他带着宠妃和亲信去游猎，竟然一去十旬不归，且不知去向，朝野为之一片混乱。后羿乘机造反，率人夺取了夏都斟（今河南巩县）。原来太康游猎到黄河以南、洛河以北的地方去了。待他尽兴而归时，宫廷已经易手，只得迁到夏阳（今河南太康县西）。实际上他只做了两年皇帝。
后羿，东夷族人，故又称为“夷羿”，本是有穷氏部落首领，篡权后，先是在幕后，后来终于走到前台，成为了夏的帝王，于是有很多神话都附会到他身上，他成了个人神参半的形象。他也是个旅游爱好者。有说他因射日得罪了天帝，被革除神籍，流落到人间不能回天庭，于是只好带领家众，赶着大车在原野和山林中历险漫游；还说他经历千难万险到昆仑山会见了西王母，得到不死药，成全了妻子嫦娥的奔月神话异游。而作为现实中的人，后羿趁太康游猎篡得了政权，却未料到在他自己年迈时，也是在游猎中被部下寒浞杀死，政权也被夺去了。
商代的帝王除了征战、迁都外，外出旅游的记载虽有186次游猎之事，但具体故事不多，一般在囿内进行。只有第四任帝子太甲曾被重臣伊尹放逐到成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今河南虞城）乡下去反省，这实在谈不上是一次愉快的旅游。倒是商代的商旅成为其时代特点。商代的商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不少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他们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靠盈利赡养父母。他们的足迹所及相当广远，“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达到了今日之湘鄂乃至四川，西北达到了今日之陕甘宁内蒙古，乃至远及新疆”（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但由于这是个集合群体，具体的旅程很朦胧，只有考古可以证实事实的存在。
周代帝王的旅行兴趣又大大增长，也许经过分封建邦和“成康之治”，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了，帝王们又开始了旅行游玩。而最不吸取历史教训的是昭王姬瑕（公元前995～公元前976年在位），他玩物丧志，听说南方越裳氏有通体洁白的白雉鸡，就带大队人马前往楚国索要。谁知在返回途中过汉水时，楚国当地船民气不过，便用一只胶液粘接的船来糊弄他，他不知有计，上船后，行至中流，胶液溶化，船散人沉，姬瑕就被送到龙王那里旅游去了。周人有口难言，伪称昭王南征不返，不了了之。
姬瑕的儿子继位，是为穆王姬满。他继承了父辈遗风，曾“欲肆其心，周游天下”，但比乃父风光多了，乘八骏之车，有最好的车夫造父驾驭。车马一动，马蹄不践土，比飞鸟还快。他的旅行完全被神化了，说他一夜能行万里。也许是有了好的坐骑，他也兴起了去西方拜会王母的雅兴，为此还编了个梦，说有西方来的一个“化人”邀请他去玩，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于是开始了颇为壮观的西游。据《竹书编年·穆天子传》记载，穆王的行程路线大致是出洛阳后先向北行越太行山，经河套，然后折向西，渡黄河至西宁，经过大积历山，上溯寻找黄河之源，登昆仑山，又沿叶尔羌河北上到巴基斯坦的瓦罕，然后从喀什东归。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昆仑会见了西王母。西王母可谓高寿，尧、舜、禹都曾来拜会过她（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的名称）。西王母在瑶池宴请了周穆王，席间宾主作赋和诗，十分惬意，分别时还依依不舍。这故事到东汉方士口里添油加醋，西王母也由一个人面虎身的半人半神变成了一个30来岁令人心醉的神仙少妇，她与周天子的昆仑之约也就演义得更加艳丽动情了，周穆王也就成了一个历史上最有艳福的多情的旅游帝王。他这一次豪游历时两年多，一路挥金如土，结识了不少部落朋友，但也把自己的国库耗空，使周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
周王中还有一个死于游猎的，他就是厉王姬胡的儿子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在位）。厉王遭国人暴动，逃亡在外，死于彘地。他是当年召公以自己的儿子换下的一条小命，所以他即位后，开始尚能吸取教训，发愤图强，成就了一个“宣王中兴”。但后来坏脾气上来了，暴虐骄横，弄得众叛亲离。他又偏好游猎，一次带几百车辆、几千随从到河南中牟县打猎，到了中牟，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身着红衣红帽，驾一辆白马拉的白车的人，朝宣王抬手一箭，正中宣王心窝，结果了他的性命。宣王的游玩丧命，一点也没有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周幽王宫（公元前781～公元前770年在位）玩心更重，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经常点起烽火，让诸侯跑来跑去地玩，结果把自己玩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西周结束后，东周之际的春秋战国，周天子已经没有威风也无“银子”潇洒旅游了。这时的旅游却出现了新的气象，就是平民旅游增多，出现了中国旅游史上第一个高潮期。除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旅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游学活动和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游说之士的旅游。如孔子，在鲁国惨淡经营几十年，当上了司空、司寇，本想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谁知齐国使了个离奸计，80个美女，120匹好马，把鲁定公弄得晕晕乎乎，早不把孔子放在心中了，孔子一怒之下，“道不合不与为谋”，于是带上弟子周游列国去了。本想遇上明君，推销他的理想，谁知十多年间接连跑了十四国，足迹遍及今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不但未遇到伯乐，差点还把性命丢掉，跑到海边时，心灰意懒，不由得发出一通牢骚：我的道在中国行不通了，只好驾木筏漂洋过海去算了。鲁迅说孔子活着的时候是“颇吃苦头的”，还考证出他常年旅途奔波，吃的是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泥路又不平，甚至多凹凸，坐在马车里，胃里带着沉重的面食，七颠八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得了个“胃扩张”的毛病，消化力随之减弱，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郭沫若则把孔子的游历生活看得美妙得多：“淫奔的诗”他是不删弃的，美人南子是要见的，闻音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坐于杏林之中，悠然地鼓着琴，这生活真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事实上，孔子的游历生涯有苦也有乐，不过他的收获还是很丰富的。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十几年的漂游，奠定了他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基础，也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旅游胜地。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也继承了他的周游生涯。但他的遭遇要比孔子好一点，他跑了六国，虽然看了些冷面孔，但也得到过热情接待，甚至一次就得到赠金200两，以至于曾有过“后车数十辆，侍从数百人”的威风场面。
春秋战国之际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求贤若渴的时代。诸子百家的创始人都是旅行家，士子们为施展抱负而奔走于道，成为一道时代的景观。墨子为制止鲁班帮助楚国攻打宋国，曾“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苏秦为合纵游说六国；田忌由齐逃楚；吴起由鲁而魏再事楚；齐相孟尝君有“门客三千”，都是来自各地。就连战国七雄中较落后的燕国，昭王还能筑黄金台招纳天下名士。地处西北偏远的秦国因重用客卿，使关东入秦者源源不断，如商鞅、张仪、甘茂、田之、范雎、蔡泽、韩非、李斯等等。他们都是旅途上的过客，而楚国屈原的放逐之旅则是最凄楚的。
在春秋战国的旅游高潮中，平民的短途旅游和郊游也很丰富，如孔子的学生曾点所描述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就是很生动的春游画面。而当时原始时代的“高禖”风俗尚存，所以墨子说“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相属而观也”（《墨子·明鬼》），实际是一年一度的仲春狂欢节。《诗经》对此类风情之游也多有记载（见《郑风》《王风》《卫风》）。
春秋战国时期旅游的发达，还有赖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交通的便利和驿站、馆舍、逆旅、客舍的健全，尤其是私人旅馆、逆旅、客舍的兴起与广泛存在，促进了旅游的勃兴。
当然，对旅馆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时的管理已经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国家的驿站、国宾馆、诸侯馆，不但有专人负责管理，还对服务水平有严格要求，真正做到“宾至如归”。对私人旅馆，国家也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其中控制最严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期。
三、秦汉时代的壮游
秦朝的交通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大书一笔。但秦朝的旅游却不值得称道，唯一可说的是秦始皇的巡游天下，排场非常壮观。这一切都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的。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空前庞大的帝国，保证皇权能及时触及到每一个角落，秦始皇先自己西北试游了一次，发现交通阻塞，原六国道路各不相接，大小不一，关隘重重。于是他一方面要求天下“车同轨”，一方面拆除各处的关隘险阻，修筑道路，不惜倾全国之力，先后以咸阳为中心，修“驰道”两条，一条向东直达黄海边，一条向东南直达东海边。路的质量标准极高（路宽70米，中间为御道，两边为人行道，道边植树，每5公里设一亭，食宿邮传设施皆配套建成）。后又从咸阳向西北到九原（今包头市西南）修“直道”，全程约1400公里。在通往西南的方向上修有“五尺道”，穿过崇山峻岭，抵达云南曲靖。向南则于岭南披荆斩棘修“新道”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