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碾畔忆雷芽。
卢仝七碗诗难得，
谂老三瓯梦亦赊。
敢乞君侯分数饼，
暂教清兴绕烟霞。
地位如耶律楚材者也难得到好茶，足见元代的茶业之衰落了。
在元代饮茶简约之风的影响下，元代茶书也难得见到。连当时司农司撰的《农桑揖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书中，有关茶叶栽培和制作的记载，也几乎全是采录之词。元代专门的茶书数量极少，有待发现。元末举乡荐的朱升（1341前后）就曾为茶书《茗理》题过一首诗：
一抑重教又一扬，能从草质发花香。神奇共诧天工妙，易简无令物性伤。
诗前有序，云：“茗之带草气者，茗之气质之性也。茗之带花香者，茗之天理之性也。抑之则实，实则热，热则柔，柔则草气渐除。然恐花香因而太泄也，于是复扬之。迭抑迭扬，草气消融，花香氤氲，茗之气质变化，天理浑然之时也。”
不过，在元代的诗文之中，仍有不少写茶的作品，如马臻（1290年前后）的《竹窗》：“竹窗西日晚来明，桂子香中鹤梦清。侍立小童闲不动，萧萧石鼎煮茶声。”萨都刺（约1300—？）元统三年（1335）写有一诗，自注说：“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参政许可用惠茶，寄诗以谢。”其诗曰：“春到人间才十日，东风先过玉川家。紫徽书寄钭封印，黄阁香分上赐茶。秋露有声浮薤叶，夜窗无梦到梅花。清风两腋归何处，直上三山看海霞”。洪希文（1282—1366）的《浣溪沙·试茶》词，则另有一番情趣：“独坐书斋日正中，平生三昧试茶功，起看水火自争雄。热挟怒涛翻急雪，韵胜甘露透香风，晚凉月色照孤松。”这些诗词展现了一种茶道古风的要义，拓落出尘的心境。而最能体现茶人走向自然，发扬道家冥合万物思想的，则是杨维桢（1296—1370）撰写的《煮茶梦记》：
铁龙道人卧石床。移二更，月微明及纸帐，梅影亦及半窗，鹤孤立不呜。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道人乃游心太虚，雍雍凉凉，若鸿蒙，若皇芒，今天地之未生，适阴阳之若亡，恍兮不知入梦。遂坐清真银辉之堂，堂上香云帘。
拂地，中著紫桂榻，绿璚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内悉星斗示，焕煜熵熠，金流玉错，莫别爻画，若烟云日月，交丽乎中天。歙玉露凉，月冷如冰，入齿者易刻。因作《太虚吟》，吟曰：“道无形兮兆无声，妙无心兮一以贞，百象斯融兮太虚以清”。歌已，光飙起林末，激华氛，郁郁霏霏，绚烂淫艳。乃有扈绿衣，若仙子者，从容来谒。云：名淡香，小字绿花。乃捧太元歪，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寿。予侑以词曰：“心不行，神不行，无而为，万化清。”寿毕，纾徐而退。复令小玉环侍笔牍，遂书歌遗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天无形兮四时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天之先复何仙。”
移间，白云微消，绿衣化烟，月反明予内间，予亦悟矣。遂冥神合元，月光尚隐隐于梅花间，小芸呼曰：“凌霄芽熟矣！”
在这短短的400多字中，作者描绘出了一幅倾听自然的音律的图景：在夜移二更之时，月照梅影之际，命令童仆汲来清冷的泉水，点燃枯槁的湘竹，烹煮清香的茶叶。于是，作者心游缥缈无际的天空，飘人纯净明洁的月宫。阅读文采华丽的《易》集，眼观变化莫测的爻画，吟咏空灵虚静的诗章，接受绿衣仙子的祝酒，于是，作者的胸中涌动起创作的激情，挥写下心中的一首歌：道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天没有行迹，而四季变化就是语言。无所不包在自然之道，存在运行于后天之先；掌握了“天天之先”的妙道，又何必再求什么神仙？收合神思，才知是在梦中。读着这篇文字，不禁使人想起了庄子。他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宇宙大花园里无拘无束地飞舞。茶人则是由茶釜中滚沸的沫饽，想到以明月为伴，太空为友，人、茶、环境浑然一气，感受到空灵虚静的茶道精神。
《煮茶梦记》可以说是元代硕果仅存的奇思妙想，体现出追求质朴、自然、清静、平和的特质，又伴随着浪漫精神和浩然之气的内涵。在宋、明两代不同的茶书潮流中，这篇文章成为横亘其间的桥梁。
尽管元代茶书的撰写掉到了历史的最低谷，但茶文化精神并未从中国大地消亡，一遇合适的时机，它又会萌发、开花、结果。当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登上大明开国皇帝的宝座，执行了与民生息的政策，社会初安，经济发展，饮茶雅事于是又再度兴起。在整个明代，编撰茶书蔚然成风，各种见解异彩纷呈。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知的明代茶书达50多部，相当于从唐至清时期茶书的一半。
但对于明代众多的茶叶著作，有的专家学者评价并不高，认为内容大都围绕《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没有多大意义。其实，这需要具体辨析。
一方面，明代的确很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搜集。朱祐槟撰《茶谱》（1529年前后）系“采辑论茶之作”；朱日藩、盛时泰撰《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孙大绶辑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及《浮槎山水记》等3篇而成《茶经水辨》，又辑陆羽《六羡歌》、卢仝《茶歌》等诗歌8首而成《茶经外集》，还辑吴正仪《茶赋》、黄庭坚《煎茶赋》等而成《茶谱外集》（均为1588年）；屠本畯摘录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等10多种书文字编成《茗芨》（1610年），颇似茶书资料分类汇编；夏树芸“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陈继儒摘录笔记杂考及其他书籍，编《茶董补》（1612前后）；龙膺撰《蒙史》（1612年），系杂抄成书喻政辑古人及当时人所写有关茶的诗文编成《茶集》，又取古人谈茶之作26种合为《茶书全集》（均为1613年）；万邦宁多从类书撮录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这些茶书确实是汇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利于茶学著作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并为后人校勘、整理、研究带来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没的。而且，有的茶书虽然搜集前人著述，却力争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张谦德撰《茶经》（1596年）虽折中陆羽、蔡襄诸书，但又“附益新意”，对“年不能尽与时合”者进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约》（1619年），只是“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侯、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酾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另一方面，明代的许多茶学著作又是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的。朱权撰《茶谱》（1440年前后）凡2000字，除绪论外，下分品茶、收茶、点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他反对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烹饮法，就是缘自自己心得体会的独到见解。作者在绪论中说：“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万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立足于“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的，在朱权之后，还有很多的继者。田艺蘅的《煮泉小品》（1554年），虽汇集历代论茶与水的诗文，却分类归纳为9种水性，既有评论又有考据，有些持论还相当切实。徐献忠撰《水品》（1554年），品评宜于烹茶的水，虽有一时兴到之言，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亦自有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1570年前后），讲述烹茶方法和饮茶的人品、伴侣及兴致，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陈师撰《茶考》（1593年），略有所见。虽是随笔记下古今烹茶法的变迁，但有些却是独家新意，故卫承芳跋赞其“晚有兹编，愈出愈奇”。张源撰《茶录》（1595年前后）仅有1500来字，却是长期钻研的心得体会。他“隐于山谷问，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顾大典序）。许次纾对茶理最精，他总结累积的经验撰写《茶疏》（1597年），论述产茶品第和采制、收贮、烹点等方法颇有心得。罗廪自幼喜茶，后“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他取得丰富实践经验后，撰成《茶解》（1609年），故其中论断和描述大都很切实。熊明遇撰《罗茶记》（1608年前后），闻龙撰《茶笺》（1630年前后）、周高起撰《洞山茶系》和《阳羡茗壶系》（1640年前后）、冯可宾撰《茶笺》（1642年前后），均有亲身经验，所叙也各具特色。实践出真知，明代茶书的创新是与作者积极参与茶事密不可分的。
假如明代茶书也要像《水浒传》写的梁山好汉一样需要排座次的话，毫无疑问，朱权的《茶谱》当之无愧该坐第一把交椅。这并不是由于朱权为一位王爷，而是其以茶雅茶，别有一番怀抱，并且大胆改革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为形成一套简单新颖的烹饮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权（1378—1448）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慧心敏悟，精于史学，旁通释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仅14岁的朱权被封为宁王，就藩大宁（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南大宁故城）。后被其兄燕王朱棣逮到北平软禁。朱棣政变成功，君临天下之后，才把朱权释放，改封南昌。此后，朱权构筑精庐，深自韬晦，鼓琴读书，不问世事，专门从事著述。他曾以茶明志，用其所著《茶谱》中的话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去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可见，其饮茶并非只在茶本身，而是“以扩心志之大”，“以副内炼之功”，“有裨于修养之道”，“栖神物外”，“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与以茶明志相适应的，朱权对品饮从简行事，开清饮风气之先，摆脱了延续千余年之久的繁琐程序，以具有时代特色的方式享受饮茶的乐趣。这就得改进茶品、茶器、茶具及有关物品和掌握各种技巧，对此，朱权《茶谱》都一一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采用的茶以“味清甘而香，久而回味，能爽神者为上”。茶如果“杂以诸香”，必然“失其自然之性，夺其真味”。收茶有一定的方法，“非法则不宜”。以“不夺茶味”，“香味愈佳”为度。点茶“先须燲盏”，“以一匕投盏内，先注汤少许调匀，旋添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七分则止。着盏无水痕为妙”。提倡以梅、桂、茉莉三花点茶，求其“香气盈鼻”。熏香茶法，“百花有香者皆可”，“其茶自有香味可爱”。茶炉“与炼丹神鼎同制”，以“泻铜为之，近世罕得”；“以泻银坩埚瓷为之，尤妙”。茶灶“古无此制”，朱权置之，“每令炊灶以供茶，其清致倍宜”。茶磨“以青礞石为之”，“其他石则无益于茶”。茶碾“古以金银铜铁为之，皆能生锈，今以青礞石最佳”。茶罗“以纱为之”。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而朱权制作的“以斑竹紫竹为之，最清”。茶匙“古人以黄金为上，今人以银铜为之”，朱权则“以椰壳为之，最佳”。后来，他见到一位双目失明者，善于以竹为匙，“凡数百枚，其大小则一，可以为奇。特取其异于凡匙，虽黄金亦不为贵也”。茶筅“截竹为之，广赣制作最佳”。茶瓯古人多用建安所出，“取其松纹兔毫为奇，今淦窑所出者与建盏同，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茶瓶“要小者易侯汤，又点茶注汤有准”，茶瓶制作的材料，“古人多用铁”，“宋人恶其生锈，以黄金为上，以银次之”。而朱权主张“以瓷石为之”。对于煎汤的“三沸之法”，朱权认为“当使汤无妄沸，初如鱼眼散布，中如泉涌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而要得“三沸之法”，必“用炭之有焰者”，不用则“活火不能成也”。对于“品水”，朱权提出：“青城山老人村杞泉水第一，钟山八功德水第二，洪崖丹潭水第三，竹根泉水第四。”并引述了前人的意见：“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以及刘伯刍、陆羽对天下水的排定顺序。
通观朱权《茶谱》的这些具体要求，我们可以把握他基本的思想脉络：一、品茶、点茶、煎汤法、品水等称谓，大多沿袭前人的说法。所采用的器具，都古已有之，只自己创造了“古无此制”的茶灶。二、对于点茶、煎汤的具体要求，比起宋人繁琐的程序来，要简单得多，容易掌握得多。所使用的器具，比起陆羽提倡的“二十四器”及宋人的制作，也大大减少，只保留了必不可少的物件。三、对于茶，讲求“自然之性”和“真味”，即使是花茶，也求茶的“香味可爱”。所用器具，反对“雕镂藻饰，尚于华丽”，与前人爱用金银制器不同，他主张用石、瓷、竹、椰壳等制器，追求“清白可爱”。也就是说，把古人的优点继承下来，把自身的特色发扬光大，求真、求美、求自然，贯穿于《茶谱》的分论之中。
《茶谱》论述最精彩的是关于品饮情况的介绍。品饮的参加人员，都是“鸾俦鹤侣，骚人墨客”的高雅之士。品饮的周围环境，“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而与客人清谈款话的内容，又是“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就在这样超凡脱俗的氛围中，开始愉悦、闲适、舒坦、清静的品茶——
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飘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汤将如蟹眼，量客从寡，投数匙入于巨瓯。候荼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成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
主客长坐久谈，童役烧水煎水，山之清幽，泉之清泠，茶之清淡，人之清谈，四者很自然地融为一体，具有一种内在的和谐感。在宁静和淡泊中，寻求出绵绵的悠长。
《茶谱》的描述，不禁使人们想到唐代遗风的返璞归真。唐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以诗记载了唐代茶饮的欢乐场面：“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与赵莒茶宴。》）
《茶谱》的描述，还使我们想起了明代的茶画，如山水画宗师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以及著名大画家唐伯虎的传世之作《烹茶画卷》、《品茶图》、《琴士图卷》、《事茗图》等。
品茗讲究情景交融，并不仅仅反映出在朱权的《茶谱》里，如明末的文震亨在所著《长物志》中也这样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窗兀坐，幽为首务不可废者。”朱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团茶淘汰后提出新的品饮方法，对茶具都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一套简易新颖的烹饮方法：备器、煮水、碾茶、点泡、以茶筅打击、又加入茉莉蓓蕾，并设果品佐茶。烹茶食果，得其味，嗅其香，观其美，得其佳趣，破体郁闷，乐在其中。品饮前设案焚香，表示通灵天地，融入超凡的理想，成为情感的载体。诚如《茶谱》所说：“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
《茶谱》所论的清饮之说流传下来并不断改进，《茶谱》所叙的美学追求也为后人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