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的铜盉，源于商代晚期同类铜盉，主要流行于西周早、中期。其盖上雕塑蟠龙，则见于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罍和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铜罍，系西周早期以来铜酒器上有代表性的装饰。
与蟠龙铜盉同时出土的“宜侯矢”，有铭文约130字，主要内容是：周康王视察武王、成王所伐之商图及东国之图，康王在宜地宗社举行祭祀，康王册命矢（人名）为宜地的宜侯，并赏赐礼器、土田、奴隶。矢受封赏后，为歌颂王德，便作该器纪念其父虞公。由此可知，这是西周时宜侯之器，那么，蟠龙铜盉也应是宜侯之物了。
凤鸟纹铜卣
以攫取财宝为目的的盗墓行为，历来为道义和法律所不容。旧中国的军阀动用军队盗掘古墓，搜取文物，其行径之恶劣，最令人切齿。当年盘踞在陕西凤翔、宝鸡、岐山一带的地方军阀党玉琨，青年时曾在北京古玩店当学徒，知道文物值钱，便从1925年起，出动军队并征驱民工数千人，在宝鸡斗鸡台大肆盗掘，获古铜器千余件，集中在凤翔城中。1928年，宋哲元奉冯玉祥之命肃灭党玉琨，宋哲元的部队掘地道埋设炸药炸毁了凤翔城墙，党玉琨死于乱军之中，他所盗掘的文物成为宋哲元的战利品。后来，这些文物多半流散海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凤鸟纹铜卣，便是其中之一。
这件凤鸟纹铜卣系1927年出自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沟，通高35.7厘米。其主体与西周时期常见铜卣的形制相仿，而其装饰则别具一格，颇为新奇。它整体由盖、器腹、圈足和提梁四部分组成。盖作圆亭状，盖面饰瓦楞纹和风鸟纹，中心有钮，四道扉棱等距分布，两侧各铸凸出盖体外的牛头。盖沿下饰一周凤鸟纹。腹部亦有四道扉棱，腹上装饰可分成三个纹饰层。上层为凤鸟；中层为瓦楞纹，从中有四根方柱伸出，柱端铸牛头，下有垂珥；下层雕大型凤鸟，配小凤鸟。圈足有四棱，夔龙纹。扁带状提梁上雕云雷夔龙纹，浮雕二牛头。提梁两端铸兽头，似鹿。
该卣装饰以平雕凤鸟纹和浮雕牛头、鹿头相衬托，富于变化，层次感强。其凤鸟矫健秀丽，羽毛华美，装饰效果极佳。在探伸出器体之外的方柱上雕塑牛头，系一项创新，而提梁上的鹿头雕塑亦属罕见。该卣的突出特点是，既凝重肃穆，又奇巧活泼。
1975年3月15日，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农民在村南犁地时，犁尖忽然被地下硬物碰坏，掘土探查，原来地下埋着一些西周铜器，共有鼎、盘、盉、爵、觯、饮壶等14件。在附近再行掘寻，又出土鼎、簋、壶等4件铜器，其中鼎、簋有长篇铭文，记载着上述人物事件。
铜饮壶共2件。一件圆直口，下腹垂鼓，椭方形圈足，两耳如象鼻上卷，颈下饰长尾鸟纹，耳刻粗云纹。腹底铭刻“伯或作饮壶”5字。高14.5厘米，口径11厘米。另一件侈口，垂腹，象鼻状双耳，颈饰长尾鸟和兽头。同样的器物，一个叫饮壶，一个称旅彝，是何缘故？原来，“彝”是周代对青铜礼器的统称，“旅彝”指铜礼器之一类。而“饮壶”则属于专称，即这两件铜器的本名应叫做饮壶。
所谓饮壶，其实就是在觯上增设双耳，一个“饮”字，足以说明它们是饮酒之器。
现存扶风县博物馆。
它盉
它盉是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酒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的一座西周铜器窖藏中。造型别致，独具风格，是西周时期很特别的铜盉。盉体犹似一件圆形扁腹小鼓，两腹侧面有阴线花纹，中心为涡纹，涡纹外是一周重环纹，最外圈是斜角雷纹；顶部有圆角长方形盉口，盉盖雕塑成鹫鸟游水状，神态悠然自得。流管雕作龙形，从盉腹前部斜伸而出，引颈探首，似蛟龙出水状。龙口张开就是流嘴。
盉鋬形如腾云小龙，龙体多屈。腹下四足，似兽蹄。盖内铭一字“它”。通高37.5厘米，重4.6公斤。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与它益同时出土的铜器还有方彝、觥、匜、盘各一件，其中铜盘也有“它”字铭文。铭刻“它”字的西周铜器，1958年曾在距它盉埋藏地点不远处的地方出土过，系两件铜鬲，据专家研究，这几件“它”铭铜器系同人同时所造。
我国古代青铜酒器自从商代晚期始，摒弃了以前简约、轻薄之作风，改而进入一个造型敦厚凝重、装饰繁复精细的新时期。西周前期大致秉承旧制不变。但到西周晚期，随着王权衰落、礼制崩坏，青铜礼器中逐渐透出一些令人轻松的气息，旧有的神秘、庄重与沉闷渐渐隐去，铜器一步步走向生活，一些活泼玲珑的器物随之而生。它盂便是冲破旧制的代表作。
西周晚期青铜酒器的上述变化，虽然把铜礼器从神秘的雾气中拉了出来，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青铜礼器的衰退。它益虽有玲珑活泼、近于生活的一面，同时又有简约潦草、不求精细的一面，这是时代风格在它身上的烙印。
国差铜甔
这是一件罕见的春秋时期齐国的铜器，形制很特殊，名字也很生僻。小口，斜肩，肥腹，四耳，无花纹。据铭文所载，这件铜器是由工师伯铸造的盛酒之器，器名叫蒲。□，字书无此字，应即甔，《史记·货殖列传》有“酱千甔”句，徐广说甔是“大罂缶”，《方言》五说：“罃，……齐之东北海岱之间谓之甔”，原来，甑是山东方言，古时齐国人用以称呼罂缶之类的器物，《汉书·韩信传》颜师古注语说：“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小口大肚子的瓶就叫罂缶，与国差甔的形制正相合。据知，流传下来的商周铜器中自称甔者目前只此一件。
铭文提到的“国差”，指齐国大夫国佐，又叫宾媚人、武子。鲁成公二年，齐国伐鲁，卫国乘机侵齐，结果卫国兵败，求救于晋，晋国派兵救助卫、鲁，齐国被打败，齐顷公派国佐捧了灭纪国时俘掠的铜甗玉磬去与晋人讲和，国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晋人，双方言和罢兵。鲁成公17年，诸侯围郑，齐国佐率兵而往，“以难请而归”，兵至虞地，与齐大夫催杼、庆克相遇，国佐杀庆克，据榖邑而叛齐，后来被齐灵公设计擒杀，连其儿子国胜也被杀。
国差甔应即国佐得志时所铸宝器。该器经一千几百年的沧桑变迁，后来成为清宫盛京所藏八百件文物之一。1914年移存于北京古物陈列所，著录于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中，其铭文最早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说到齐国酒器，不能不提到齐国名相管仲“弃身不如弃酒”的故事。据《说苑》等记载，当初齐桓公设筵招待大臣，约定正午开筵。管仲迟到，桓公罚他一杯酒，管仲饮一半弃一半。齐桓公就问：“约好时间而不遵守，饮酒又喝一半弃一半，这在礼仪上说不通吧？”管仲答：“臣闻酒人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意思是说酒喝多了话就多，话多必有闪失，而伴君如伴虎，一句话说错，就有丢命的危险，丢掉性命当然不如舍弃半杯酒合算。说得合情在理，表现了管仲的机敏善辩。
错金栾书铜缶
栾书铜缶是以作器人栾书的名字命名的春秋时代青铜酒器。该缶看上去像只普通罐子，小口，细颈，圆鼓腹，小平底，肩有四个圆环钮。盖微隆凸，上装四个圆环钮。通体光素无花纹，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其实它是一件很有名气的珍品，其珍贵之处，是有错金长篇铭文，即在缶体上刻字后，在字口内填嵌黄金，幽绿的缶体，金黄的铭文，明快悦目，虽非花纹，却胜似花纹。铭文共5行40字，其中有“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之句，字为直行，从左到右排书，这在铜器铭文很少见。
铜器错金技术，约创始于春秋中期，该缶属于现知最早采用错金铭文的春秋铜器之一，而铭文长达40字，则独一无二。
缶高40.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缶在古文献中是盛酒和盛水之器，考古发现东周铜缶常自铭“尊缶”、“盥缶”，证明铜缶有盛酒与盛水之分。栾书缶铭文日“以祭我皇祖”，应是祭祀祖先时所用酒礼器。
栾书是春秋时晋国的将军，《左传》中有他的事迹。鲁成公二年，齐国伐鲁，卫国趁机伐齐，兵败后求助于晋，晋国派兵六万，战车八百，分三路出征。中军将领是邵克，下军则由栾书统帅。在对齐战斗中，郤克被射伤，仍击鼓不息，终于击败齐军。鲁成公四年，郑国与许国发生摩擦，晋国派兵伐郑救许，栾书将中军，把郑国一个叫汜祭的地方占领了。鲁成公十八年，栾书与中行偃二人合谋，指使晋大夫程滑弑晋厉公。可见，栾书是晋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栾书缶应是春秋晋国的产品，当时晋国强大，栾书身为上将军，制造这件错金铜缶当非难事。
莲鹤铜方壶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珍藏着一件十分著名的春秋时代青铜酒器——莲鹤方壶。该壶为扁方体，修颈斜肩，腹垂鼓，双耳，圈足。壶盖铸作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花瓣上布满小镂孔。莲花的中央有一活动小盖，其上立一鹤，昂首振翅，似鸣似舞。盖边饰窃曲纹，两兽尾部相连，连接处插设一目。壶腹遍饰蟠龙纹，龙角竖立，回首反顾，塌腰卷尾，身雕鳞纹。壶腹四隅各有一神兽，兽角弯曲，顶端分叉，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之下压两只怪虎，抬首屈肢而伏。壶高126厘米，口径长30.5厘米，宽24.9厘米。
莲鹤方壶之所以名闻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象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最值称道的要数壶盖上的莲鹤：莲化肥硕盛开，仙鹤站立花蕊，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一花一鸟，搭配巧妙。春秋青铜艺匠对鹤的塑造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它就会拍翅惊飞。郭沫若曾称道壶盖之鹤说，它“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细品他的评论，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指述的，既是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开创一代新风，故郭沫若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实在精辟而深刻。
曾侯金盏
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是新中国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是其雄伟壮观的青铜编钟。其实，除了青铜礼、乐器，曾侯乙墓中的金酒器也十分的珍贵难得。
曾侯乙墓中的金酒器有杯、盏各一件。金杯呈弧腰筒状，口稍大于底，器壁中腰内收，杯体形似矮觚。杯上设二个环柄，球冠形盖。通高10.65厘米，总重近745克。
金盏为方唇直口，浅腹平底，盏腹上部有两个圆环钮，底附三足，足作倒置的凤首状。口沿下有一周蟠螭纹。盏盖隆顶，顶面饰蟠螭纹、绚纹和勾连云雷纹，盖顶中心为圆形捉手，捉手上饰一周涡云纹，盖口外缘有三个等距的小卡鼻，刚好卡住盏口外沿，使盏盖难以滑落。全器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
出土时金盏内还放有金漏匕一把，圆身，方头，长柄，匕身镂孔呈变形龙纹。全长13厘米，重56克。
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别铸造，再合范浇铸或焊接而成一体，工艺复杂。其纹饰细腻，抛磨光亮。器大体重，金光夺目，富有王气。据专家考证，它是现知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早、器体最重的一件金质酒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金酒器之王。
过去曾经在湖北随县出土过一件青铜酒器，其铭文自称为“盏”，其形制与曾侯乙墓金盏相近，因此学者们便把曾侯乙墓中的这件金器叫做盏。盏内匕的用途，大概是清除酒内糟沫。古时米酒酿就，经过滤沥，或令其自行沉淀澄清，即可饮用，所以酒面上往往浮有一层糟沫，微呈绿色，俗称“酒蚁”、“绿蚁”，一般人任其入口，讲究些的便要捞一捞，尽量使酒清净些，估计金盏内的金匕就是用来捞搅酒中杂物的。
甘斿银耳杯
耳杯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饮酒器，以漆耳杯最为流行，也有铜耳杯，但很少。以金银制耳杯始于何时，现在还说不清，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件银耳杯是战国时期的制品，系日本东京市细川護立氏之收藏品。杯口呈椭圆形，浅腹，附窄长双耳，耳及内底周围鎏金，杯底刻“甘斿”二字，口径长约12.7厘米。
据说，甘斿银杯系早年出土于洛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桃形杯和一件银制胡人俑。胡俑作垂手站立状，脑后垂发结，穿狭袖窄腰短袍，腰间束带，赤足，背后衣带上刻二字。据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在《海外吉金图录》中记述说：此俑“容貌卑锁，令人想象为胡人之小像”，其背部刻文“细小如发”，从字体上观之，可证为晚周物。甘蓐杯刻铭之书体同于胡俑，因而甘斿银杯被推定为战国文物。
错金银云龙纹铜樽
错金银云龙纹铜樽，系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中的两件随葬品，同出于东墓室内。二樽形制相同，应是一对。樽形呈圆筒状，口大于底，腹浅，平底。平顶樽盖，盖面饰错金银蟠龙纹，盖中央有相背对称兽面套环钮，周围配四个昂首凤鸟钮。盖之周边沿饰一周二方连续勾云纹。口内有榫，樽内髹红漆，樽外通体错金银花纹，其主题花纹是6组相背对称龙纹图案，辅助花纹在底缘处，也是一周二方连续勾连云纹。通高17.5厘米，口径24.8厘米，重4.15公斤。
错金银云龙铜樽以其细腻精湛的工艺、繁缛复杂、令人目不暇接的花纹，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艺术享受的机会，在此特意印出其花纹实测图，以供读者朋友欣赏。
包山二号楚墓中共随葬了铜壶、铜缶、铜盉、铜勺等酒器，均属以前常见的器种。而铜樽的出现则是战国时代的新创制。除此之外，该墓出土的酒器还有不少颇有新意，如鎏金鸟首铜杯、雕镂蟠龙纹三足铜杯等。另外，墓中出土的漆杯也十分精美别致。
樽也是盛酒之器，其与商代和西周铜尊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为大口，桶形腹（少数微鼓腹），往往有三足，而后者则为小口，腹肥鼓，平底，无足或有圈足。樽是尊字加木旁，表明樽以漆木制造者为众。樽自战国创制以后，到秦汉时变化不大，后来樽至少沿用到唐代不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是杜甫的诗句，可以作为例证。只是唐代的樽在形制和用法上已与战国之樽有不小的差别。
重金络壶
重金络壶是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的一座古代窖藏中，高24厘米。
该壶的形制并无特别处，但它的装饰却独具一格，举世无双。除了壶的颈、腹部装饰着错金银的斜方格云纹以外，壶体外围还有网络外套笼罩在壶之肩、腹部，它由卷曲起伏的蟠龙、繁茂盛开的梅花交错套扣而成，肩部有蟠龙48条，梅花48行计144朵。腹部雕头尾相交的蟠龙48条，每条龙起伏卷曲9次，腹部梅花共48行计432朵。在网络套的横箍上，相间装饰着四只伏兽和四个兽头衔环耳。伏兽似虎，遍体饰错金银方格纹。衔环兽头额部镶嵌绿松石，环上有细如发丝的错金流云纹。
壶体系浑铸成型，而其他配件、装饰附件均系分铸成型后，再焊制为一体，还要镶嵌绿松石、错嵌金银丝，工艺精细复杂，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代青铜技术的高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