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道在于能察看细节，倾听不为人知的声音。形体微小就不容易被看见，声音微弱就不容易被听到。因此，英明的君主能够从细微处看到事情的预兆，能够从听到的小言论发现大问题，上下沟通，内外应和。所以，君王处理国家政务的原则，关键在于广泛听取并采纳下属的意见，与百姓一起商量计策，如此必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贤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天下百姓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人的意志主宰着身体，因此一国有圣明之君就如同人有意志一样，如果内外相应，则一片祥和。君主如果只看到日月的光明，（而看不见平民百姓的痛苦）就称不上目明；如果只听到雷霆轰鸣的巨响，（却听不到平民百姓的声音）就算不上耳聪。所以，君主要广泛了解各种情况，才是圣明之君。听不出五音，就无法区别宫音和商音；看不出五色，就无法分辨黑色和黄色。大凡英明的君主，处事都有原则，就像白天、黑夜有规律地互相交替一样，白天处理国家大事，晚上才考虑私事。有时百姓的怨声不能听到，进谏良言的忠良得不到信任。听不到怨声，蒙冤的人便得不到申诉；若不采信忠臣的谏言，作奸犯科之徒就将会受到纵容。所以《尚书》上说：“上天以百姓的眼睛为眼睛，以百姓的听觉为听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心得】
诸葛亮在这里明确指出一国之君应广闻博见、从谏如流，“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能够广泛地倾听民众的心声，仔细观察百姓的疾苦，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才能采取“对”的措施，这是成为一个明君的先决条件。如果国君只愿意听取奸臣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言辞，而塞忠谏之言，只看得到歌舞升平的华丽表象，又怎能期待国富民强呢？
周朝的世宗皇帝就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君主，他志气高远，在内政和军事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一次，他和臣子们在大殿上会餐，当时已经是寒冬季节，他对臣子们说：“这两天很冷，但我在宫殿里面吃饭，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我无功于百姓却坐享其成，实在是惭愧啊！”周世宗不仅能真心了解百姓的疾苦，并常常勉励自己的大臣。另外，他还十分留心农事，在周世宗的大殿上，有一对用木头雕刻成的农夫蚕妇，他希望能借此时刻提醒自己和大臣们心中要有百姓，要时常倾听百姓的声音，多想办法为民众减轻痛苦和负担。
周世宗在其统治期间，虽然大权独揽，但他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只要是国家事务，他都广泛地听取下属的意见，了解百姓的需求。譬如，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而且对他们说：“你们说了而我不听，是我的错误；请你们说但你们不说，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正因为周世宗是一位注重视听的君主，他才深知百姓的疾苦。公元956年，他废除沿袭多年征收谷帛的不合理制度，而改成等待民间10月收获且纺织完毕后开征。公元958年，周世宗又依据元稹《均田表》中所说的均平田租办法，制成《均田图》，彻底进行均田赋的改革，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综言之，周世宗在位期间，为完成统一大业而连年征战，如此虽然加重民众的负担，但他依照民众的意愿对政治有所改善，加之统一也符合民众的心愿，所以民众劳而不怨，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公元207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准备北征乌桓。决策之时，有些将领认为孤军深入，极端不利，持反对的意见，但曹操不顾劝谏，还是率军出征了。北伐途中，历尽艰险，差点不战而溃。当到了距乌桓军驻地还有200余里的地方时，曹军与乌桓军队突然遭遇，众寡悬殊，十分危急。曹操不得不亲到阵前指挥督战，令张辽当前锋，展开攻击。这才化险为夷，一战而胜。凯旋之后，曹操下令调查最初反对攻打乌桓的人，这些人因为反对错了，无不惴惴不安。但曹操却依照调查的名单，一一发给奖赏。他诚恳地说：“我征讨乌桓，实在是危险万分，全靠侥幸，虽然成功，但不是正常行动，各位的意见，才是万全智谋，所以奖励，以后不要闭口不言！”受到奖赏的将领感叹不已。
明朝的朱元璋是一个注意听取下属意见的君主。在陈友谅攻占朱元璋的领地，杀死其养子朱文逊，建立国号“汉”并自称皇帝后，又率领大批水军直扑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当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们大都慑于陈友谅来势汹汹，有的主张死守城池，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还有的干脆主张献城投降，总之都认为不能和陈友谅决战。此时，刘基对朱元璋说：“骄兵必败，陈友谅现在刚打了几场胜仗，自认为天下无敌，根本就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我们应该诱其深入，然后以一路伏兵截击之，另以一路兵断其后路，一定能够击败陈友谅。”朱元璋沉思半晌，决定采用刘基的建议。于是命令康茂才诈降，借以引诱陈友谅深入；命常遇春、冯胜国、徐达在险要之地埋伏；又命胡大海率军直奔信州，以截断陈友谅的后路。陈友谅果然中计，长驱直入，结果被朱元璋的大军前后夹击，丟弃战船数百艘，士卒伤亡不计其数。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无论是治国还是领兵作战，广泛地听取下属和民众的意见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四纳言
【原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纳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卑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注释】
谏诤：直言规劝。
匡救：纠正。
危言危行：谨言慎行。
危行言孙：孙，通“逊”，恭顺也。此句谓行为谦恭，言语谄媚。
【译文】
人君应广纳众议，接受直言规劝。身为国君应有直言进谏的大臣，为人父者要有直言不讳的子女，每当他们的行为不合道德规范时就直言规劝，以使美德得到宣扬，而不好的行为得到补救。恶行不能放任自流，美德则不能抑制诋毁。放任恶行而诋毁美德，国家必然会遭遇危险。君主拒绝接受直言规劝，正直的大臣就不敢向君主进献治国良策，于是奸臣专擅朝政，横行霸道，这是治理国家的一大祸害。所以政治清明的国家，臣下能够行为端正，言语坦直；政治昏暗的国家，臣下则行为谦恭，言语谄媚，君主听不到臣下的意见，而臣下也不敢对君主直言规劝。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所以他们能够名声显赫，被后世尊崇为圣人。就好像房屋漏雨，要止住下面之漏雨，就得把屋顶的漏洞堵住，若屋顶上的漏洞不补好，屋内就不能居住。
【心得】
广泛听取并采纳众人的直言规谏，谓之纳谏。纳谏的意思是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然后判断是非，择善而从之，如果择非而从之，那就不能叫纳谏了。纳谏的目的在于采众之长以补己之短，从而更妥善地治理国家。然而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能够真正做到像诸葛亮所最推崇的圣人孔子、周公那样，始终坚持不耻下问而且正确对待下属直言规谏的，可谓凤毛鳞角。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所有帝王里，最善于纳谏的应该算是唐太宗了。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罢免了一批保守官僚，起用了魏征等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同时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他曾经对自己的大臣说：“我少年时就很喜欢弓箭，藏有十多张非常好的弓，自认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我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工匠们看，结果工匠们说它们都不是好弓。我问其中的缘故，工匠们说，做弓的材料木心不直，自然脉理就邪，弓虽然硬，但射出的箭就不能直。此时我才知道自己过去的鉴别不够完全精确。我是用弓箭定天下的，都还不能完全懂得弓箭的奥妙，更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可能都懂得呢？”
唐太宗很清楚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鼓励群臣犯颜直谏。他曾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怎么才是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魏征的意见，因此他时常告诫大臣们，凡是自己下的命令中有不便实施的，都要提出异议。在所有的大臣里，魏征最敢据理力争，甚至有时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继续直谏讲理。有一次，因为魏征当众和唐太宗理论，唐太宗退朝回到后宫还怒气冲天：“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人！”幸好长孙皇后劝道：“魏征这样忠直，正说明陛下是一位明主啊！”这么一来，唐太宗才算平息了怒火。
太宗曾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
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
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故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是出生于贵族的马上皇帝，他在战场上是一员性格刚猛的勇将，但他最惧怕的就是亡国，而魏征正是一位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其谏诤越激烈，越足以证明其忠爱朝廷之心的真切，所以，唐太宗再怎么生气也会听取魏征的意见。公元643年，魏征病故，唐太宗大哭着说：“人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预见兴亡；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一面镜子了。”直谏难，纳谏更难，魏征等大臣之所以敢于直谏，正因为他们知道唐太宗是一位能够纳谏的明君。
公元382年，前秦帝苻坚和大臣们开会讨论讨伐东晋的事宜。文武百宫中除佞臣朱彤首先发言附和外，其余的都不同意。苻坚很生气，让大家都退下，只留下苻融一人商量，但他也不赞同，力谏讨伐东晋的危险在于民众都不愿意和东晋作战，并且说凡是不同意和东晋交战的人都是忠臣。当时，就连太子苻宏、幼子苻诜、苻坚的爱妾张夫人都谏符坚不可伐东晋，因此苻坚相当生气。后来，慕容垂、姚苌两人私下鼓动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误以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心中大喜。公元383年，苻坚不顾群臣的反对，大举出兵百万余讨伐东晋，结果秦军大败于肥水，苻坚逃回长安时只剩下十多万残兵败将。苻坚不能判断是非、不能择善而从，结果导致惨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丰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史记·留侯世家》中又记载：“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能够纳谏的明君深知忠言之“利于行”，而不能纳谏的昏君只因“逆耳”就不顾亡国的恶果。
五察疑
【原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于速，疑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畜之；枯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若不虑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开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注释】
淫声疑正乐：正乐，正统雅音。句意为靡靡之音扰乱了正统雅音。
意说为明：依臆测的结果行事。
决狱：判决诉讼。
专辞：强辞夺理。
盗视：偷偷摸摸地看。
所以：所作所为的动机。
瘦：隐藏。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