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诸葛亮兵法专著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统军征战，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深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编著过多种兵书，可惜这些兵书大多都已亡佚。《将苑》和《便宜十六策》是他留世的少数作品中最重要的两部。
《将苑》，也称《新书》或《心书》，是中国古代论将用兵的专著。全书共五十篇，分兵权、逐恶、知人性、将材、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陈、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刑、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厉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约五千言。
《将苑》一书，《三国志》、《隋书》、《唐书》中都无收录，及至南宋《遂初堂书目》始有记载，因此历史上对其真伪众说纷坛。清人张氵豆寸认为，《将苑》实为诸葛亮所著，但是另一位清代学者姚际恒则持不同看法，他所著的《古今伪书考》中就把《将苑》列为伪书。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问题仍无定论。
关于《将苑》的流传，从《遂初堂书目》中始见，明王士骐所编《诸葛亮集》收入此策，明清时期有多种刊本留世。其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
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类书、丛书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样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三是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书林郑小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
《便宜十六策》，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治国、君臣、视听、纳言、察疑、治人、举措、考黜、治军、赏罚、喜怒、治乱、教令、斩断、思虑、阴察共十六个部分，故称“十六策”，共约六千言。
《便宜十六策》是关于军队等问题的理性认识。《便宜十六策》，旧题诸葛亮撰。《三国志·诸葛亮传》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不载此书，北宋《崇文总目》著录有《武侯十六策》。今本部分内容为《太平御览》引作《武侯兵法》，当系真伪杂糅。清张澍辑入《诸葛忠武侯文集》。全书1卷16篇，主要论述治国治军的策略，其中《治军》、《赏罚》、《教令》、《斩断》等篇以论兵为主。该书认为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所以必须把军队治理好。治军如同治国，要分清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纲理则纪张，本立则末正。要以法治军，教令颁布之后，即要严格执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提出对不从教令之法，犯有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种“治军之禁”的人，要严加惩处。强调治军必须防止和克服感情用事，“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便宜十六策》在继承前人治军思想的基础上，亦有所发挥，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收录诸葛亮兵书时不见此书，因此后代许多学者对《便宜十六策》的真伪提出质疑，而认为此书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有人假依诸葛亮之名而作的。但是，陈寿在收集《诸葛亮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也可能《便宜十六策》是陈寿所选的诸葛亮兵法三十四篇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始有收录，唐以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收有此策，尤以明清时期为多。
二军事思想和治军风格
诸葛亮兵法博采《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古代兵家军事理论之长，融入自己的战争经验，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理论。《将苑》和《便宜十六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治军风格。
1、治国先治军的国防思想
诸葛亮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象治理家庭一样，必须先树立根本。“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将苑·戒备》），一个国家“有文治必有武备”（《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国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军队是“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是一国之根本。“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同上），因此治国必须先治军。
诸葛亮采取以法治军，赏罚严明。
诸葛亮治军，十分重视赏罚、教令的作用，强调教者要“正己”，被教者要“从令”。如此，则军治，军治则可胜；反之，则军乱，军乱战必败。因此，必须“以法治军”，“教令为先”。
诸葛亮指出，不从教令之法者有七种情况：轻、慢、盗、欺、背、乱、误，这些都是“治军之禁也”。军队设立教令之法，就是要建立威严，做到令行禁止，提高战斗力。有这七种情况就是乱军，乱军则不战自溃，所以必须以法治军，对这些不服从教令者要严加处理、惩罚。
以法治军，赏功罚罪，赏罚必须分明、公正。如此，虽死也服，人无二心，见敌则战；赏罚不明，教令不从，威武不行，下不劝功，见敌不起，人有二心，战之必败。所以诸葛亮不仅强调赏罚严明，而且强调赏罚公正，不论亲疏贵贱，都要平平正正，坦坦荡荡，这样才可以建立威武、仁义之师。
诸葛亮在其主持的军国大事中，处处遵行赏信罪必，赏罚严明的原则。不仅如此，而且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以身作则。他在马谡失街亭之后，深责自己用人不当，举措失宜，除了斩马谡外，还上疏自贬三等。
2、治军先治将的治军思想
“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祝福之所依也。”（《将苑·假权》）将帅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因此，治军的关键又在将帅，治将是治军的首要任务。《将苑》，实质就是一部“将才学”。
诸葛亮把将帅依情性分为九类：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又按才力器度归而为六：即十夫之半、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之将、天下之将。他强调，选拔将帅，必须量才而选，量力而用。有以下八弊之人，不得为将：“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亻妄，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将苑·将弊》）只有那些“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将苑·将志》）之人，那些“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将苑·将善》）之辈，那些“刚不可折”，“柔不可卷”，能“以弱制强，以柔制刚”（《将苑·将刚》）之士，方可以为三军之将。三军之将还应该力争五强，禁绝八恶。五强即“高节可以历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沉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将苑·将强》）八恶即“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末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同上）将帅还要特别注意自身的修养和品德，做到身先士卒，作士卒之表率，这样就能上下同仇，团结一心。“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将苑·将情》）“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将苑·哀死》）相反，“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那么“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将苑·和人》）因此，将士之间的“和”是军队战斗力的源泉。
3、先谋后战的战略思想
早在春秋末期，孙武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其后的历代兵家都把这一战略思想奉为圣典，诸葛亮则把它进一步发展。
诸葛亮说：“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这里所说的“谋”，不单是指作战的智谋，而是“为军之大略”，即所谓“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也就是说，行军作战之前，必须审天时，明地利，求人和，作好一切之准备，以待应对任何突然之变化。
诸葛亮认为，“谋”必先从内，先治理好自身。一个国家、一支军队，首先要谋求内部的“人和”，如果上下不和顺，将士不齐心，则“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要达到上下和顺，第一得明确群臣之间、将士之间的纲纪，各得其位，各谋其政。为上者以礼使下属，处下位以忠事其主。为上者应广采众议，采纳微言，明辩是非，亲贤臣，远小人。只有这样，属下才能对其忠心不二。不然，部下则会产生疑惑，以致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必生变乱。未战而自生变乱，则不战自败。其次，为上者要善于发现贤士，举拔能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选擢人才时，要到卑微的隐处去寻找，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有怀才不遇的人。一国一军，“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同上）“谋内”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明教令，公正赏罚。所谓“教令”，即上行下效，使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习练》）如果不教而战，无异于抛弃他们。教不仅要教以行军布阵的基本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将士为国殉职的牺牲精神。诸葛亮认为，军队的凝聚力还来自于公正的赏罚。“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便宜十六策·赏罚第十》）“赏不可虚施”，要让士兵知道为什么受赏；“罚不可妄加”，必使部下明白哪些是不能做的。“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同上）功无论大小，都应受到奖赏；过不管轻重，必须予以惩治。如此，则“王道荡荡”。反之，若赏罚不平，法令不信，则教令不从，士无斗志，虽师百万，无益于用。如果自身作好了一切准备，就为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诸葛亮说：“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
“谋内”的同时还要“谋外”，“谋外”就是“知彼”。诸葛亮说：“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便宜十六策·察疑第五》）“谋外”要通过多种渠道，要了解敌人的诸多方面。这就需要用间，“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因为用间是“谋外”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用间必须使用自己的亲信，而且非圣智不用，非仁贤不使。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获取敌方准确的情报，作出正确的谋略决策，才可能百战不殆，战无不胜。
三诸葛亮兵法的社会指导价值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竞争已不只限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如商业、企业经营、公关、科学技术、体育竞技等等。文明越是发达，竞争也就越激烈，越复杂。而且这种竞争已不单是力的角逐，而是智和谋的较量，智谋成为最终胜利的关键之关键。在科学技术和商业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人的兵法，也不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把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之中。
诸葛亮这位中国古代谋略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早已不只是一位军事家，而是智慧的化身。在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中，人们也非常敬仰他。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兴起了一股“三国热”，有关研究三国谋略尤其是研究诸葛亮智谋的书成为广受读者喜欢的畅销书，人们把他的智慧和谋略灵活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1、诸葛亮兵法与现代军事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军事技术的进步也同样呈现这一规律。就武器发展而言，冷兵器与今日的武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从战争的规模、破坏性而论，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就基本军事原则来说，古代和现代都是一致的。诸葛亮兵法虽然产生于1700多年前，而其所包含的军事思想至今仍然光辉闪耀。
诸葛亮兵法的核心思想是“谋略致胜”。许多现代军事家认为，核武器发展到今天，一旦爆发核战争，战场上将不会有赢家，只能共同毁灭。核武器已使战争不再成为解决大国之间冲突的手段，核战争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核战争必须避免。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和原苏联处在激烈的对抗中，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对原苏联仍具有一定的优势。美国的战略家们提出了“核威慑”理论，企图通过“核威慑”战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所谓“核威慑”，其实质就是把核武器的毁灭性，通过各种谋略手段，向对方显示，让对方感觉到核威胁的可信性，从而使对方因慑于这种威胁可能给自己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而不敢贸然行动，最后迫使对手屈服。“核威慑”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不战而胜”，这种“威慑”必须通过谋略手段。诸葛亮兵法的谋略致胜原则正是现代军事的基点。
诸葛亮兵法非常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战争胜负之关键在于人，尤其是将帅，因为将帅是军事智谋的主体。诸葛亮兵法，特别是《将苑》和《便宜十六策》，很少论述具体战术的运用，而是专论治国用兵之大略，是将才学的经典。许多人认为，现代战争由于武器杀伤力的空前，使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有人以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击败伊拉克为例来证明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可否认，现代战争武器的先进与落后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下，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依然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将帅的作用。可以这样说，现代战争中人的作用更加集中于将帅身上。拿海湾战争作例，双方的武器装备都很先进，多国部队更胜一筹，从谋略运用来看，双方也都有上佳表演。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全球范围内，从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各个方面对伊拉克实行谋略攻势，宣传他们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萨达姆也把自己装扮成反霸权的勇士，以唤起世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战争开始后，伊拉克设置假阵地，假坦克，并用导弹袭击阿拉伯国家的敌人以色列，不能不说用心良苦。而多国部队在地面战中采用了大迂回战略。但是伊拉克的谋略先后都被挫败，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大迂回战略却出奇制胜，萨达姆很快成了失败者，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却成为全球风云人物。由此可见，现代军事中人的作用，越来越取决于将帅的才智和运筹。如果萨达姆后下有一班精明强干能料敌如神的杰出将军，而多国部队的交领们却平庸无能的话，那么伊拉克决不会败得如此迅速，多国部队的胜利也不可能如此辉煌。
当然，诸葛亮兵法的现代军事价值难以估量，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详述。总之，他的许多军事思想如“居安思危”、“先谋后战”等等，都是千古不破的。
2、诸葛亮兵法与公关谋略
公关一词，听起来十分现代化，与诸葛亮兵法这门古老学问似乎难以扯在一起。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究其实质，不难发现，现代公关谋略的许多原则和策略都是诸葛亮早在千年之前就已言明了的。尽管诸葛亮兵法的出发点是军事目的，而它的谋略原则是普遍性的。
军事谋略以击败敌人为目的，以谋求利益为根本。公关谋略也以树立形象，争取公众，占有市场，战胜对手为目标，两者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