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有严宽差别，像处世哲学的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是严有上限，即不应苛刻，宽有下限，即不能无边。也就是说，严也罢，宽也罢，都在一定界限之中，而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超过一定界限就失去了标准，而失去标准就意味着主观意志代替了客观标准。
我们说标准是客观的，那就是不以主观好恶、主观取舍作为评定的标准，那就是标准的公正、合理性原则。
我们说标准是客观的，但并非不可移易，而承认其时代、社会、阶段、群体的共有、共识，即多数性原则，其可变性有客观依据、充分证明和相对稳定的理由。普通话的标准制定及实施，包括实施过程中的宽严界限，已经给定了现阶段的客观性，任何主观意志都不应无视其存在，漠视其权威性地位。
二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由于其带有公众性，必须有一个多数性规范，但这还不是它的标准，它应有自己独特的、明确的传播标准。
例如：普通话的一级甲等，97分以上即可达到，但97分以上意味着允许出现30个0.1分的扣除率，即30个小错误。这从传播层面看，不是太多了么？就说20分钟的节目，有一两个哪怕仅仅是字音错误，就相当多了，何况30个？
那么，语言传播中，特别是播音（当然包括主持）中，应有什么具体标准呢？我想，不如通俗地给以分列：
1.无差错标准：字音、词汇、语法、语流及知识、常识、观点、论点等，不允许出现差错，一旦发生应立即改正。不坚持这一点，在语言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就会发生导向性错误或偏差。
2.明晰性标准：字字珠玑、语语中的。语意、章句、思路、逻辑、感情、态度、目的、对象、政策分寸、描写论述、引文用典等，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表达上要坚持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不含糊、不模棱两可。
3.真诚性标准：认认真真、实实在在，不敷衍，不做作，不故作多情，不故弄玄虚，不妄自尊大，不媚态百出。一言一行都对受众负责，都发自肺腑，都全力而为。
4.适应性标准：适应广播、电视，适应节目、栏目，适应语体、风格，适应听众、观众。不脱离规定情境，不脱离语言样式，不脱离自在身份，不脱离受众期待。要准确定位，要一专多能，要随遇而安，要随机应变。不可一味追求个性，一心实现自我，不可模糊主体意识，忘记创作理想。这适应，当然是主动积极的，不是被动消极的。要准确理解和把握适应性的双向互动内涵。
5.审美性标准：从用气发声、吐字归音，到表达技巧、艺术处理，都必须进行审美观照，竭力避免粗俗、低俗、庸俗、世俗，全力进入音美、意美、情美、形美的审美视阈，不以“质朴”失美，不以“华丽”害美。传播者是美的使者，心灵美才会语言美、仪态美。
三
播音标准，应该建立在“真、善、美、新、雅、精”的中华民族当代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任何以私人化、世俗化的口实消解崇高的人文精神的标准，都会把人们引入歧途，最终，消解了传播主体，消解了道义和责任。人们呼唤着严格传播标准，严格标准传播！
关于竞争上岗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十八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步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进行。先行者精益求精，后继者风起云涌。不论多么艰巨、多么曲折，大势所趋已是事实。这一改革，同其他行业一样，目的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新世纪的战略目标，而核心是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
我们所说的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更是有创新能力的、可担重任的人才。广播电视的从业人员，是从社会上吸纳来的，社会人才的状况直接影响广播电视人才的状态。由于新世纪信息工程和生物工程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成熟，高等教育的普及进一步加快，人才的成活率、成熟率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小康化，将极大地促进人才规格的升级。到那时，再也不是“有没有人才”的问题，而成了“有没有更优秀人才”的追问。
人才问题自古有之，一直存在着社会埋没和自我埋没两种情况。历史上那些怀才不遇、遁隐山林之士，一片丹心、报国无门之士，多为社会埋没；而纵情酒色、玩物丧志之徒，不学无术、鼠窃狗偷之辈，总是自我埋没。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属社会埋没；而自视甚高、耽于幻想、屡屡碰壁仍不识前路，大概会自我埋没。今天，有广阔的成才之道，每个人面前又机遇很多，社会埋没的人越来越少，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志得意满”，原因很简单：社会的“岗位”设置不是无限的。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也面临如何设岗和如何上岗的问题，“岗位”肯定要少而精，这正是对人浮于事、因人设事的否定，是对择优聘用、任人唯贤的肯定。
二
如何解决岗位设置相对少而要求上岗的人相对多这一矛盾呢？只有采取竞争上岗的办法。这种竞争，是真才实学的较量，是综合素质的比对，是专业优势的展现，是个体潜能的释放。当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任何岗位的竞争，每个、每类岗位都一定有下限的规定，如性别年龄、学历学位、经历经验、成绩成果等。不同的专业规格，要求下限的规范，即任职资格证书，也就是上岗证。它涵盖了上这个岗应具备的条件，并经过严格、公平的考察、考核和考试，专业规格的确定、岗位规范的施行，必须具有全面性、全国性、权威性、共识性，要尽力避免片面性、狭隘性、随意性、主观性。任何长官意志、利益交换、私人关系、江湖义气都成为非法，应坚决摒弃。
任职资格，只是一种上岗的可能性，是否就是上岗的现实性，还有待于具体岗位的选择和确定。播音员（主持人）个人在取得了任职资格证书以后，究竟在什么地区、什么台、什么节目上岗，还有不同的要求，还有双向选择和试用过程等情况。一个新闻播音员，具有了播音专业技术职务的中级职称以后，是在中央台还是省级台、地市级台、县级台，是在联播节目中还是整点新闻节目中，要看实际需要和个人意向，也许新闻节目不再聘用，也许自己不满意，那就去另外地方、到另外节目中去。这里，便出现了“聘用择优，自愿上岗”的格局。这个岗找不到更优秀的人才，只好降低些要求，这个岗并不很理想，只好屈居于此……岗位，有对更优秀人才的期待；人才，有对更理想岗位的向往。聘用人才的单位，对在岗人才要尊重、优待，以免人才流失；在岗人才要自重、尽责，以免降聘解聘。这种双向选择、互相制约、互相激励、动态组合的机制，营造和优化了竞争环境，形成了发挥岗位作用、高效优质运转的竞争态势，是值得提倡和实施的。
三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人才，是一种特殊人才。必须具有一定天赋、经过严格训练，适应并胜任在话筒前、镜头前的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创作活动。这样的人才，在发现、选拔、培养和使用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特点和难度，这是竞争上岗中要切实深入地加以研究的课题。
就此类专业人才的个体来说，一次考察、考核、考试的成功，绝不意味着每一次都合格；一个节目的成功，更不意味着每一个节目的优秀。一方面，有基本功的扎实与否，另一方面也还有实践经验的丰富与否，二者又在个体的生命价值取向上融合为或优长或缺失的表现，因此，竞争是长期的，是相对的，存在着必然与偶然、正常与异常的多种复杂情况。在这里，“失败乃成功之母”，“行百里路半九十”就成了自勉、自励的箴言。
岗位会不断调整，人才会日新月异，因此，竞争永远是动态的、螺旋式上升的。在万船齐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中，胜利属于那些不畏险阻、勇往直前的自强不息者。
竞争中的上岗者，已无暇欣赏满眼风光，只可争分夺秒地精益求精、广采博收地继承创新，否则，一驻足便成千古恨。一旦江郎才尽，还是自动让贤，不要硬撑局面的好，人们已习惯于人才流动，“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同样是对人民负责、对受众负责。
关于贴近受众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九
在广播电视的改革中，对受众的研究受到了重视，提出了“贴近受众”的口号。这无疑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口号不应作为放弃传播责任和诠释媚俗主张的挡箭牌。
一
接受美学提出重视接受者，把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加以强化，这是正确的，但其弊端往往造成创作主体意识的淡化，这就未免有些偏颇了。“贴近受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们的广播电视，一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含义，通常表述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并不影响功能的拓宽、形式的多样，在我们的广播电视传统中，从来没有忘记过受众，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总是处处、时时想着受众，一心一意为着受众，并虚心倾听受众的要求和意见，把它当成改进传播工作的重要依据。
不过，广播电视工作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是一种强大的舆论引导，而不是当受众的尾巴，唯命是听，认为受众是什么“上帝”。“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应该成为传播的指导方针。
有人认为，受众应该是中心，那么传者呢？是边缘么？是附属么？还是什么别的？如果传者也是中心，是不是会陷入二元论呢？其实，传者是传播主体，受众是接受主体或传播对象，这种表述是周延的，何必在“中心”上苦做文章呢！看起来，传播主体为了更好地服务受众而不远离、不高倨，提出“贴近受众”是有利于传受沟通、传受互动的。
二
贴近受众，是强化传播责任意识的口号，不应以此为由，把受众的复杂群体归结为单一层次的集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起点。
我们的受众，即广大的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东西南北，男女老幼，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差异极多，甚至有各种情绪和心地的区别。面对这“芸芸众生”，传播者只有一条路：千方百计提高其文明程度、文化水平、道德操守、生存质量，引导其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低层级起步，走向较高的理想境界和较好的生活状态。
这里可以明确地说，不要一提起“受众”就认为都是自觉的公民、睿智的学人。因此，贴近受众，目的是“提升”而绝非“低就”。目前的情况却是令人困惑：把贴近受众认作迎合低俗，排斥高雅，抹平艺术，以怪异为思想解放的表征，以刺激为世人追求的目的，闹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台上台下急急风。这不是什么“贴近”，完全是邀欢买笑，的确是商品狂欢，应该是掀翻这饮鸩止渴的筵席的时候了。
三
当我们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在座山雕面前说出“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的时候，不会有人责问：共产党人怎么能说土匪黑话？因为，只有说黑话，才有可能打进去完成捣匪巢的任务。
我们的广播电视，在有声语言上，理应起规范的表率作用，自不待言。那种非规范、反规范、抵制规范、冲击规范的言行，竟然利用起“贴近受众”的口号，为自己不规范的语言穿金戴银。恐怕抓到的这根稻草是掩不住其中的败絮的。
规范的语言，是受众最希望听到的语言，只有语言规范，才能真正贴近受众。不规范的语言，贴近的是不规范的同道，还会得到几声喝彩。
不规范的语言，即使是几个语音问题，几句语法问题，也应是严肃的、郑重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所不取的；偶然的错误，也会自己感到内疚，决心“下不为例”。
语言规范化，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操守，而不是细枝末节、可有可无。语言不规范，是不合格的上岗者，如果不思进取，可以另谋高就，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贴近受众”呢？我们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都去如此贴近受众，那么提倡推广普通话的宪法、文件、规定，不就是一纸空文了么？
语言不规范，有各种情况，用以“贴近受众”，“贴近”的是哪样的受众呢？用广州方言，只能贴近广州话群体，连广州全体市民都贴近不了：“比较”非念成“比脚”，“结束”非念成“结素”。如果“贴近”了小学生，小学生就会去质问教师，认为教学有误，那就贴近不了教师，这种“贴近”，是不是误人子弟呢？
读错了音，说错了话，就老老实实承认，最好是认认真真改正，这才是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人起码的要求。明明有错，拒不承认，反而振振有词地用“贴近受众”强词夺理，那不是欲盖弥彰么？不但掩饰不了错误，反而连什么是“贴近受众”都被明眼人看出了浅薄的误读，这真是一种悲哀。
真心实意地去贴近受众吧！在贴近中去悉心体会到底怎样规范自己的言行，才能产生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包括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