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1】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广为知晓，但真正同情和欣赏安娜的读者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改编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并不符合原著的描写或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是铅印文字化为银幕表演后，细腻的内心活动难以再现屏幕，而安娜后一阶段的歇斯底里心态却被镜头放大得让人难以忍受。实际我们还需从列夫·托尔斯泰极具分寸感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中去理解安娜的追求和她的悲剧。
如果安娜没有成为“不贞的妻子”，她会一直是俄国19世纪上流社会里一个令人尊敬、爱慕的贵妇，一个名人之妻，一个同声相应、众口一词的美人；但是这位美丽贵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渥伦斯基见到她的第一眼就看出来的东西，就是“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P90）。安娜的美主要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青春的生命力、她的真诚和热情。不仅渥伦斯基这个彼得堡的年轻军官在一见到她后就“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而且渥伦斯基的母亲老伯爵夫人也在第一次同车旅行的交往中感到安娜是“那样一个惹人喜欢的女人”，和她在一起，“谈话愉快，沉默也愉快”。
安娜的痛苦是精神之苦
安娜虽然在众人面前总是面带微笑，但她的心里并不十分愉快，这种不愉快和不满足感她自己一直是无意识的，而且仿佛也是不应该有的。比如安娜第一次在车站与渥伦斯基见面后就遇到一个人卧轨自杀，这个“养活一大家人”的自杀者显然是因为贫困和无望而走绝路的，安娜在极度恐惧中忍不住指着扑到他身上痛哭的妻子说：“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于是渥伦斯基到车站长那里扔出了“200卢布”。与这个贫困无助的自杀男子相比，安娜的最后“自杀”应该是“贵族的痛苦”，是吃饱了饭之后的精神痛苦。她的自杀不是因为无法生活下去，而是因为无法忍受没有真情真爱的生活。这种精神痛苦对许多人来说是奢侈的、过分的。安娜17岁由姑妈做主嫁给比自己大20岁的官员卡列宁，在婚姻生活中没有工作、事业，没有爱情、温暖，虽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可靠的经济来源和得体的夫妻礼貌，并且已经生了一个男孩，但实际上她无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真正属于她的地位、自由和希望。认识渥伦斯基并强烈地感到他不可阻挡的爱恋之后，安娜不仅是首次品尝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热情，而且第一次真正面对了卡列宁，明白了自己地位之可悲：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呵哟！他的耳朵怎么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缘的耳朵。（P151）
卡列宁的这双招风耳在小说中不断地经过安娜的意识被提及，它们的刺眼、难看，象征着安娜自偶遇渥伦斯基之后就不由地发现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对卡列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感，这种反感一是由于他情感世界的冷漠，二是由于他浑身上下透露着的虚饰：
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着他那素常的讥刺微笑，他那双大大的疲倦的眼睛瞪着她。当她遇到他那执拗的疲惫的眼光时，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心，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会见他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对于自己不满的感觉。那种感觉，她在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是经常体会到的、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到自己虚伪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现在她才明白地痛苦地意识到了。（P151）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娜的爱情追求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一种个性解放的追求（虽然也带有一定的情欲），她在这种追求中以自我存在的主体意识冲破了往日的封建蒙昧和道德羁绊；她身上不可抑制的青春生命力与卡列宁自觉恪守的呆板僵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她的这种追求也是时代变迁的一种象征，是反封建束缚的新思想的一种萌生方式。
安娜的追求：得罪了上流社会
安娜的爱情追求之所以与上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并不是因为安娜感情冲动有了“外遇”或对丈夫“不贞”，相反，“外遇”和“风流韵事”是封建上层社会的普遍风习。安娜身边最常出现的两位太太：莉蒂亚夫人和培脱西夫人都有“外遇”。渥伦斯基的母亲年轻时也有过几次著名的“艳遇”，当这位老伯爵夫人起初听说自己的儿子正在“追求”卡列宁夫人时，她“很高兴，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在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P254）。渥伦斯基也这样认为：在俄国上流社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妇人的不成功的恋爱者地位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去引诱她到手，这个男子的地位就很有几分优美和伟大……”（P187）对于安娜来说，渥伦斯基也不是第一个向她献媚的男人。在邂逅渥伦斯基之后，安娜想起：“在彼得堡有一个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了爱，以及卡列宁怎样回答她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老练，决不会以嫉妒来降低她和他自己。”（P158）
所以，本来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外遇关系，如果只是贵族社会能够接纳的爱情游戏或培脱西夫人式的逢场作戏，则不过给他们周围的人增添了新的谈资而已。但安娜的爱情追求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空虚、无聊，也没有很多的轻浮和虚荣。安娜一直以来洁身自好，没有任何被人背后议论的把柄，现在终于堕入情网却又直奔可以让她失足的“维特式”热情真爱。不仅如此，与上流社会风行的“一时风流”规则相反，安娜从一开始就既追求人权，也追求人格，既争取自主的自由恋爱，又不愿遮遮掩掩。她很快就向嫂子杜丽吐露真心，向丈夫卡列宁坦白真情，并向整个上流社会公开承认自己已经“越轨”。安娜在赛马场上昏倒这一段故事，表明安娜已经什么都不在乎，只希望与卡列宁公开“离婚”，另起一段婚姻了。
卡列宁在一开始就想不断提醒安娜：无论怎样都不要在公开场合无所顾忌，正像安娜感到的那样，卡列宁本人对这件事本不在乎，但发现周围的人都“注意”了这事之后，“这使他不安了”，在他的眼里，不仅爱情是“无益甚至有害的”，而且“有些礼法，谁要是违犯了就一定要受到惩罚的”（P214）。所以卡列宁不仅用“良心”、“理性”、“儿子”、“职责”来劝说安娜“不要在世人眼中犯了过失”，而且冷淡而又镇静地说：“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P215）
虽然卡列宁希望安娜暗地偷情，表面则尽可能维持“原状”，但是安娜对这种暗示和提醒，对迎面而来的各种议论和异样的目光都无法接受也毫不在意，她相信这只是三个个体之间的私事，也相信唯有面对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但淫乱合法、爱情有罪、荒淫无耻、真言招祸，这本是贵族阶级的“礼法”和规则（与中国《红楼梦》中描写的吃人礼教法则一样），安娜的做法则把这个千年的伪善规则和吃人礼法颠倒了。因而安娜的追求在表面上是遭到卡列宁的拒绝，他以“维护家庭”为借口拒绝“离婚”，但实际上这也是整个上流社会在向安娜表示怒不可遏的报复之心，因为安娜的爱情追求使上流社会其他人自以为体面的偷情、荒淫和苟合，暴露出淫秽、伪善和凶残的真面目。整个上流社会对安娜的人言啧啧和拒绝交往，实际也是那个社会对异端个体最凶狠的扼杀方法。安娜的爱情不仅具有反抗虚伪贵族社会的进步意义，而且反映了那个变革时期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与没落封建道德规范的激烈冲突。
不过安娜的反抗既是大胆的，也是软弱的，她一方面变得愈来愈不顾一切，索性放弃正式离婚和儿子的抚养权，与渥伦斯基远走他乡，企图从头开始另一种生活；另一方面又始终自认为是“罪人”，用一颗笼罩着贵族传统观念阴影的心去迎接爱情和新生活的降临，所以她更多感到的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爱情的痛苦。她从人性的觉醒开始自己的大胆反抗，但又只能以勇敢返回原来“社交圈”让大家“看看”的言行表示自己对个人权力的捍卫。在渥伦斯基身边她虽然物质丰厚、生活宁静，但失去了“上流社会”的原有规则他俩又都觉得无所适从。在渥伦斯基准备待“风波”逐渐平息后重归“事业”之途时，安娜则变得因他的“变心”而怀疑他“另有了一个女人”，甚至变得愈来愈歇斯底里，不能自控。在安娜身上明显有两个女人，她们相互噬咬、抗争。一个女人代表“申冤在我”，另一个女人则代表“我必报应”。而这种性格上的二分和悖论不仅表明安娜内心的矛盾和犹豫，也是出自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一种主观安排。
列夫·托尔斯泰思考和烦恼的问题是迄今为止俄国仍在激烈讨论的问题，即俄国旧式农奴制和腐朽封建体制已经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瓦解了，但接替它的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新制呢？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东方式的传统村社、超越东西方的俄国东正教主持的“第三条路”还是其他？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充满“批判”的现实主义，但他的批判是双向的，他一方面深刻揭露腐败伪善的封建道德和旧秩序，另一方面也对迅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深感不安和恐惧，他用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民主思想，批判虚伪顽固的封建制度，同时又用俄式宗法制传统伦理观来批判资本主义式的个性膨胀。所以他既认为安娜是无罪的、反抗旧制的，又认为她是有罪的，即是道德不贞和放弃妻母之“神圣”职责的。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安娜是生命之花，也是罪恶之花。“申冤在我”，但“我”必因“我”之行为而遭某种更高的原则“报应”。
如上所述，托尔斯泰把安娜的美和爱情追求描写成一种生命的现象，一种特别的抑制不了的活力，当他写到安娜的真情实感时，他认为安娜是勇敢和诚实的，她不仅因此而比过去更美，而且她重新焕发出来的青春魅力不可抵挡，无论是渥伦斯基、画家、列文，还是杜丽、吉提和上流社会的其他妇女，都为安娜恋爱后的神采而倾倒。但托尔斯泰也强调这种生命感会随着时间而变迁。如安娜生女儿时得了产褥热，在生命突然仿佛要离她而去时，她产生了后悔和反省，她的美和她的情都在这时发生了变化，她希望丈夫和情人在她的病床前和解并彼此宽容，并为两个男人的握手而感动。但在病愈之后，她的情、她的欲和她的希望又都复活，她放弃离婚与渥伦斯基一直奔了欧洲。生命现象在托尔斯泰看来，既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欲望”冲动。感情可以因真诚而无邪，但纯粹的感情生活是无法长久的，渥伦斯基和安娜的两人世界很快就窒息了原有爱情的甜美和反叛的刺激感，从而说明传统家庭如果不再是情感的栖息地，那么新的出路也不可能在个人情感本身中找到。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也认为情和欲总是难分彼此和相互制约，人的欲念在一时冲动中往往不顾一切地率性而至，常常超过人应有的“需求”，变成自私自利或危及他人，由此，安娜的内心会充满矛盾和自我折磨，她无法证明自己的爱情是无私的、不伤害他人的“合理追求”，尤其是在想到儿子及他以后的处境时，她充满负罪感，她的心中经常出现“死”的梦境和幻象。不过安娜这个形象也与后来成为列文妻子的吉提形成某种特殊的对比，吉提温柔、平和、行为谨慎节制，对人对事都充满善意，但她因为极少世俗之欲而一方面没有安娜式的光彩照人，列文与她婚后发现家庭生活不是他曾预想的那种心心相印的感情生活，另一方面她也代表的是列文探索中的一种典型感觉，即一种为家庭生活提供基础的平静的宗教情感。故而托尔斯泰清楚这是两个不同价值的女性，她们有两种在当时情况下不能重合的人生。与卡列宁、奥布朗斯基式的现实人生相比，她们都是美和超越的，也都是留有遗憾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始终是双重的：安娜若能抑制住她的情和欲，则她可以避免死，但没有她个体的美和幸福；反之，安娜若在追求中获得个人的幸福感，则又不能获得可以容忍这种追求的社会环境。当托尔斯泰写到安娜由健康、充满活力到动摇焦虑直至精神失控时，实际他也想证明不仅这个社会是充满痼疾的，而且许多个人也显示了新的病症，传统的家庭缺乏真爱，个人真爱又无法单独地建立稳固的家庭，托尔斯泰必然想要突破这个困境，寻求更上一层的思想和出路，即列文的宗教探索。
托尔斯泰在塑造安娜这个人物时，用动态的、多面的手法表现她性格中的复杂成分和矛盾心态。如爱情觉醒后的安娜是热烈而又难以驾驭的，为生活权利而抗争的安娜是果断而又坚定的，母性的安娜则既是温柔多情的，更是深自收敛、抑制、痛苦和忧郁的。安娜最后对渥伦斯基的“怀疑”和无法安宁的心绪是一种愈来愈失去控制的状态，但其中又可以清醒地看出渥伦斯基对她日益蒙生同情而不再是爱情。安娜的明智和她的热情使她的命运充满潜在的没有完全说出来但又能让人感觉得到的意味。在最终走向死亡时，她内心突然涌起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生的无限依恋……然而一切都在仿佛还有可能之时已不可逆转。安娜动人的外表依托于她丰富多变的精神世界，托尔斯泰的“巨匠”手笔就在于他能从容地运用文学的各种可能性，让情节的渐进、人物的心理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作家的评判和思考，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使读者最终不是面对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或一个观点，而更像是面对纷至沓来的现实生活本身。托尔斯泰对安娜的主观态度，从阅读效果上讲，应是以同情为主、谴责为辅，但读者对安娜的评价和欣赏则完全是开放的、自由的，因为托尔斯泰的创作大都不是简单的、静态的、自圆其说的，对安娜的欣赏或反感之所以都可以成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因为它们都拥有（作者提供的）生活的依据。《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充满悖论和允许歧义的杰作，是一部希望人们看生活更深、更广、更宽容、更从容的杰作。在安娜的悲剧里，社会舆论、法律制度，卡列宁、渥伦斯基，安娜自己的负罪感，偶然、命运都联手介入了谋杀行为。她的追求最终没有出路，但不管是因为社会原因还是个人原因，或二者兼有，她的追求都是一种生活意义的探求，成败和得失最多只是这种探求的一个评判方法。安娜对解放的体验，对个体自身解放的幸福和痛苦的丰富体验，是后人记得她的主要原因。
卡列宁：制度性的冷酷
在安娜的悲剧中，卡列宁所代表的是一种制度性的扼杀一切生机的力量，是虚伪旧道德和陈腐规范的代表。正如安娜所看到的，卡列宁的虚伪是“骨子”里的：
她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着权贵的一盼，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圆帽。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敲门砖罢了。（P302）
他的食粮——就是虚伪。（P303）
对卡列宁而言，虚伪和冷酷是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和举止的“常规”，这种常态使他早已失去人性、血性，“理性”到了“冰冷”。无论是在明争暗斗的官场，还是在维持体面的家庭生活中，他的信条都是“别人不应当幸福，自己不应当痛苦”。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着想，是卡列宁“格格不入”的精神活动。他认为这样的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危险的思想”（P210）。在发现社交界已经“注意”到安娜特别的“外遇”活动时，他决心要与妻子正式谈一次话。在谈话前他冷静地想到那些应该说的法律条文、宗教戒律、社会舆论习俗“一、二、三、四”。他一边思索着他的话，一边惋惜着他必须为了家事不知不觉地耗费掉自己的时间和心血（P211—215）。在安娜病危时，他也是一边答应宽恕安娜，一边希望她快点死掉。在安娜与渥伦斯基出走之后，他又断然拒绝把儿子给她，坚决不同意离婚，他的目的不是维护家庭，而是折磨安娜，迫害安娜。
但另一方面，卡列宁也不是漫画式的反面人物，相反，这个上层官僚在社交界的口碑有好有坏，好的说他是“出色的人物”，“就是在欧洲也少有的政治家”，坏的则说他是“一个傻瓜”，一个让人尤其是妇女“不喜欢”的人。（P198）托尔斯泰非常善于借人物之眼来观察他人，如在安娜与渥伦斯基第一次相遇的火车站，当我们通过安娜的眼看卡列宁时，他显得特别虚伪、冷酷和装腔作势，然后当我们通过渥伦斯基来看卡列宁时，他衣着得体、表情自信，微微驼背、神色傲慢，“这个丈夫露出私有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P153）。换言之，卡列宁在渥伦斯基眼中“配”不上青春美丽的安娜，但在“事业”上，他还得承认他的得势、得体、得意和自己需礼让三分。
卡列宁的无情绝义与他的常年政治生涯是连为一体的：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一生都只在和生活的反映发生关系的官场中过日子，做工作。而每一次他碰到了生活本身的时候，他都是避开去。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一个人在安心地度过深渊上的桥梁时，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深渊。那深渊就是生活本身，而桥梁就是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所过的那种人为的生活。他的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浮上他的心头，他毛骨悚然了。（P209）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憎恶卡列宁这样的人，但我们无法让他们在生活中绝迹，在任何一个国家机器和官场、商战、成败竞争之中都会成批地培养和繁衍像卡列宁这样的冷血动物，甚至还会有很多实际的女人因羡慕他的成功和稳定收入而渴望嫁给这样的“名人”。如果没有安娜的悲剧，卡列宁则不过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普通人，他即使不是“好丈夫”，也是“好干部”、能人或成功者。他的周围，还有脾气好但对工作漠不关心的奥布朗斯基，负债30万但仍过着排场生活的伊凡霍夫，到了穷途末路还养着两个情妇的克里夫索夫伯爵，挥霍了500万家业仍挥金如土的财政部负责人彼得罗夫斯基……（P1046）卡列宁自私、狭隘、色厉内荏，但他也不是我们中间最“坏”的人，他报复安娜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她破坏了他的仕途，这一点对他而言是过于致命了。卡列宁的无情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的品德习性，也是他这一类人的必然生活逻辑。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简单憎恨不应遮蔽我们对一种制度性冷漠的清醒认识。
托尔斯泰让他和安娜最后都在宗教的气氛中与我们分手，从而与另一条线索中列文的找回宗教信仰也暗中对比。安娜在跪入车轮的最后一刻情不自禁地说出：“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无论是生还是去死都保持着她的真诚。（P1100）而卡列宁则与莉蒂亚夫人在令人作呕的宗教游戏中使得前来为妹妹求情的奥布朗斯基“踮着脚尖，像从一幢染上了瘟疫的房子里逃出来一样飞奔到大街上”（P1058）。卡列宁的道貌岸然和冷漠无情也是一贯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会让他改变，但他却可能在某种虚假的宗教活动中变得自我满足。这个形象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是以全面的描述、微妙的笔法、深刻的心理剖析而呈现出来的，是充满独特的讽刺意味的。
渥伦斯基虽被评论界称为“彼得堡花花公子的最好标本”，但他对安娜的追求中并不乏真正的爱恋，虽然我们不难在这个贵族子弟身上看到他的虚荣和自负，但说他自私自利或有“寻花问柳”的本质却也不符合托尔斯泰的艺术分寸。这个青年人曾经与安娜一起大胆地作出与上流社会背叛的行为，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体验了安娜的痛苦和矛盾：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自负和安心；而现在她是不能够安心和保持她的尊严了，虽然她还没有表露出来。是的，我们一定要了结这个。……这种虚伪的处境必须了结，而且愈快愈好。（P269）
但渥伦斯基最致命的弱点是他的浅薄。托尔斯泰重点写了他与吉提、安娜、卡列宁和为安娜画像的画家的交往，但渥伦斯基对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不深的，就是在爱情上他自以为全力以赴，但实际还是小心翼翼地追求恋爱和仕途的双赢、私奔和经济保障的两全。后来他还开始追悔自己因恋爱而失去的地位和声望，对安娜的心理失衡不再有足够的耐心和关心。渥伦斯基总是清楚他“失去”了什么，但对他“得到”的价值却不能真正珍惜。虽然最后他在主观上还没有打算“抛弃”安娜，但客观上还是与整个社会势力一起把安娜推入绝望，因为安娜很容易想到渥伦斯基还是可以回上流社会的，唯有她舍弃了一切，并且失去了一切。在安娜卧轨自杀后，渥伦斯基也受到了生活的重罚，他在精神几乎崩溃后认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已经结束，丝毫也不再看重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P1120）
作为后人，我们无法说安娜的悲剧在于她无法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爱的、比渥伦斯基更好的人，或者说她应在17岁时就能反抗姑母让她嫁给卡列宁的决定，对托尔斯泰来说，家庭的矛盾和婚姻的破裂，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越轨和一个时代普遍的内在不安。为此，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意安排安娜和列文的两条并行探求线索，强调安娜的悲剧必须有更持久有效的药方才能真正避免。
列文的探索是否找到了出路？
列文常被认为是托尔斯泰自身的一种艺术写照，他表面上有些怪僻，喜孤独，但实际真诚、敏感，富有责任心。与安娜这条线不同。列文在与吉提结婚三年后也出现了思想的困顿，但这种困顿不是关于道德或家庭的，而是关于宗教、人生和命运的。
列文首先因为厌倦贵族圈里的寄生生活而在内心萌生了对农业劳动的崇敬。在与其哥哥赛吉尔·伊凡诺维奇的一次政论争吵之后，他发现自己敬重的哥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改革派，而他自己希望寻找的是另一种说不清楚但应该是更重要的方法。他为他们互相不能被说服而恼怒，并用与农民一起割草来让自己平息怒火，结果他发现自己是这么地喜欢割草，喜欢在大自然、在农民中间，与他们一起流淌厚重的汗水和大踏步地在夕阳中并排走回家。（第三部第4-5章）
但随后，他又对他的农业经营失去了一切兴趣。虽然这年他获得丰收，但他与农民之间发生了许多争吵，他发现这之间的“敌意”是由于“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渴望一切达到理想，农民则渴望一切都“听其自然”；他渴望投诸一切努力，农民一方则是任何努力和目的都没有，“他们只是为了要轻松愉快地工作”，既不会珍惜粮食，也不会心疼牛马，更不会在意农机的毁坏。农民们承认他是一位难得的、朴实的老爷，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因此就与他有了共同的利益，而是“注定了”与他有相反的想法。（P468）
在这其间，他的哥哥一直劝说他投身“议会”工作：
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议会，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了钱，通通做了薪水，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助理医生，没有产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的解放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垃圾夫，以及在我所不居住的城市里应该如何做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肉的农民……——我可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P350—360）
这兄弟间的一次比一次激烈的争论实际反映就是托尔斯泰心中俄罗斯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赛吉尔·伊凡诺维奇的意见反映了西方式的制度建设和实践理性观念，而列文则认为这种具体琐碎的“议会”体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出路问题。
这场没有答案的争论在伊凡诺维奇死后仍在列文思想的征程上继续。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既阅读唯物主义，也阅读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还阅读“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曾推荐的神学作品（P1132）。在生活中和在书本中，他发现自己原以为早已不存在的，或者不过是虚假的“宗教”并没有过时，他最亲近的人都信教，所有的妇女都信教，“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最大尊敬的人，也都信教”（P1130）。但现有的神学著作却让他只看见教派之争和解释的虚无。这种状况，即这种让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的状况让列文悲观失望到几乎想自杀。（P1133）
但就在这样的绝望之中，在这种与安娜一样绝望到想自尽的时候，列文听到了一段这样的谈话：他听说一个叫普拉东的老农把欠他债的人放走了，自己反倒困难和租不起明年的地了。他问为什么，另一个农民说：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活着……但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P1140）
列文听了这朴素的解答后，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P1140）“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上帝！”（P1141）……列文沉浸在“有了信仰”的极度幸福之中，他相信这种领悟不完全来自于理智，也不仅局限于基督教。他相信基督教、佛教、儒教、回教有相通的善义，他希望今后能不断地把这种“善的意义”加到生活中去。（P1122）
关于列宁曾经批判过的“托尔斯泰主义说教”已经有过大量的引用和详细阐述，但笔者在这里感到的是托尔斯泰希望对“西方议会式”道路、对局部改革道路提出的不同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还要寻找或建立起一种民族精神的根基，一种在任何改革或革命中都不会把俄国改变掉的精神支柱——即绝大多数俄国人民信仰的宗教。这个东西超越现实、超越改革，也超越国境和民族隔阂，是真正永恒的普世的东西。
托尔斯泰是这样一个努力真诚探索的作家，这样一个关心俄国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起码在他看来）的作家，他认为爱情和夫妻不忠的故事里有最基本最深刻的内涵，即现存的一切必将要被改变，但正在改变的东西并不见得更为合理或更为牢固，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整个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所作的评阅。在托翁看来，安娜的悲剧不仅因为她不爱谁或爱上了谁，而且在于另一种超越现实得失的真爱精神，没有在她那充满热情的心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双线结构的《安娜·卡列尼娜》向世人表明：托尔斯泰热爱生活和生命，也因此而竭力维护人们内心的信仰。他借安娜和列文的两条道路，探索着俄国的未来前景，也探索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远景，他让他们一个用心灵的智慧，一个用大脑的智慧，并且让他们殊途同归，同归他心中最神圣的“生活的意义”。无论我们对安娜的爱情追求是尊敬还是不同情，我们对列文最后找到的“真理”是理解还是不同意，我们的尊敬和理解是托尔斯泰笔下的生活让我们产生的，而我们可能的反感和反对也是他的艺术允许我们萌发的。他的艺术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艺术，是一种没有开局也没有结束的生活之流；就像面对生活本身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不断地求解，但是开放的生活和流动的生活历史没有定评。
注释：
【1】〔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周杨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直排版）。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