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但灾难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社会的进步，相反它只会以残酷的手段来摧毁人的生命和家园。能否兴邦，关键还是看人们怎样反思灾难本身，以及能够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次汶川地震给国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产，或许，有些遗产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雏形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吸引了一大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新闻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走红，当然有其现实的背景。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作“市民社会”）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萌发了公民社会的理念。在启蒙运动之后，随着上帝之城坍塌，西方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建构。“公民社会”是一种源自西方的话语体系，伴随着全球化的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政治话语，在一些前现代国家，公民社会被想象为反抗国家专制的理论资源。
但关于什么是公民社会的定义，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基础上，公民社会在此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另一类定义则建立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基础之上，公民社会在此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1】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2】国内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国家的自主权，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合而成。”【3】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组织模式，国家权力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会有公民社会的理念和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加速进行，“公民社会”的理念被引入中国，被当做建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的理论资源。
如果从“公民社会”这个角度来思考汶川地震，我们会发现，在汶川地震事件中，抗震、救灾、捐助，第三部门、企业、个人，虚拟世界、现实世界等许多方面，都有公民社会的影子，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道路上的有着重大意义的实践，“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4】“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由各个民间组织和团体自发组成的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以及由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宗教团体等组织的救援与捐助行动，都让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5】
从政府的作为来看，“在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面前，中国政府不仅反应迅速，而且灾害之后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6】在这次地震中，政府把“人”放在首位，关注人的生命、生存。对人的关注，其实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执政理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理念是源于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新的关于“人”的理念，与中世纪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卑微的”不同，启蒙运动关注人在世俗世界的权利，关注人的自由权。现代公民社会就是建立在这一“人”的理念之上。我们可以与唐山大地震作对比。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政府严重拖延公开信息的时间，忽视人们的知情权，导致救援的滞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的公民社会，还仅仅出于萌芽阶段。政府对公民的关注，尽管由此前的物质层面向现在的物质与精神层面并重转变，但还缺乏对公民权利的关注，比如公众的问责权、言论自由权等。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来的。经济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的变革，最终实现现代社会的整体架构，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因此，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应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企业都表现出了令人满意的公民精神，展示了一种公民品格。这些企业和企业家积极捐助灾区重建，“还有企业直接组织人员到现场救援，例如徐工集团组织50吨重的起重机以110公里的时速冲下秦岭，横穿中国，伊利调配救灾物资，吉祥航空增加运输物资航班”。【7】
非政府组织也成为汶川地震救援中的一个亮点。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配有强大的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作为民间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能够纠正国家部门和社会盈利部门的缺点。但由于体制的原因，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育一直不完善，体制的诸多制约导致非政府组织的功能难以实现。但这次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地震的救助，“陈光标率领中国首支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六十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救灾行动。此外，南都基金也十分活跃。中国的家庭教会也开始以各种方式活跃在灾难的救援过程当中。NGO的救援队伍甚至在救灾前线组成了联合办公室”。【8】非政府组织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象征，“非政府组织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积极行动，成效明显，改变了以往在大灾害中非政府组织作为不大的局面，初步展示了其对中国内地社会治理的独特贡献，是30年来中国内地公民社会成长的力证。同时，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力也获得锻炼和提升。这次非政府组织的群体行动，对于改变中国内地“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格局、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均衡发展，意义不凡”。【9】
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普通公民的作为所表现出的公民精神。面对汶川地震的天灾，中国普通公民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不仅捐款、捐物、献血，还利用媒体传播信息和发起动员，进行公民新闻的实践，有的甚至还亲自去灾区参与救援。可以说，公众的表现相当符合现代的公民精神。
中国普通公民在地震中的表现，应该会部分纠正此前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的观点。所谓公民意识就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既体现了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也包含着对自我与他人权利和价值的意识，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10】公民意识的形成的确与经济、文化有关，我们要培养公民意识，当然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滋养。但在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中国公民的公民意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在塑造公民意识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公民意识释放的渠道。此前，许多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缺乏公民意识，部分原因就在于政府和社会没有提供表现公民意识的渠道。
另外，通过汶川地震，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市民社会（即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乃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11】
值得关注的还有，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形成。传统观点多把网络看做是“非理性”的代名词，一些学者更是对“网络暴民”“心有余悸”。从“网络暴民”到公民，从非理性的虚拟社会到理性的公民社会，在许多人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两者之间有着“天堑”之隔。但从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黑砖窑”事件、厦门PX项目的迁址和史上最牛钉子户等事件来看，中国的网民们开始表现出一种理性精神和多元协商精神，对公共事件表现出了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感。这将是网络公民社会形成的前兆，并且以此为契机，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天堑终于变通途。
在汶川地震中，网络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一场自然灾难的考验，网民们以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积极参与到救灾中，或者进行公民新闻学的实践，或者是就存在的问题发表观点，或者是通过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种种行为，让我们看到网络公民社会的曙光。那么，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怎么样？我想，严格意义上的测度是很困难的，因为必须建立一套比较严格的指标；但是笔者打算提出一种理论的路径，表明这种测量是可能的。
测量这一点的方法是，观察在这个社会当中，它的公共领域的气韵是否完足。公共领域发展的完整性，至少是跟三个因素有关系的：第一，有良好公民素养的公民群体；第二，存在具有公共性的媒体；第三，公民、媒体、政府有可能达成共识。这些是公民社会的要件。
如果就此来观察中国网络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分别有以下认识：
第一，有良好公民素养的公民群体。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市民或者公众，符合公民条件的公民，其条件是有公民意识：要看他有没有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宽容意识。从这次地震事件，可以看到公民意识有很强萌动：公民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另外，在某些讨论当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宽容意识，包括对于“范跑跑”这样的典型。在历次的网络个案中，中国网民也慢慢开始呈现出一个理想的、有公德的公民意识趋向，这一点是极为可贵。
第二，存在具有公共性的媒体。我认为这种媒体测度可分成三个方面，一是独立的，二是自由的，三是有效的。这三个测度是不同的概念。（1）独立的，是说它并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阶层、任何党派，这是一个公器的象征，也使得客观精神成为可能。（2）自由的，就是能够自由言说，媒体不必拘泥于某一意识形态的管制，媒体有自己的追求真知的自由意志。（3）有效的，是说媒体的言说和报道要有效，要能够促进社会沟通，促进阶层和解，促进公共事务。
从这三点上来看汶川地震，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说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有一定的理性基础。
1.自由度。言论自由的方面略有进展，虽然并不是当代新闻史上最为自由的一次——但是我们这个公民社会谨慎、规范地使用了这个权利，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沟通效果，这对于政府未来新闻治理的开放走向，是具有正面激励作用的。
2.独立性。最明显的是网络公民新闻的崛起。在各大网站上，汶川地震的公民新闻如火如荼，有时候发表的位置还很重要，甚至在要闻版里面，都会出现来自公民个体的首发新闻、现场图片。如果考虑到现在的互联网（尤其是门户网站）已经取代了从前核心通讯社的地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新闻原先的行业壁垒，经过互联网的扩散而完全有被攻破的可能。网络公民新闻的成功，当然不能说是新闻媒介的独立，但是，无疑它是独立新闻可以成功的证明，是公民意识通过媒体在全民社会中繁衍的前兆。
3.有效性。汶川地震中，网络上的公民新闻及其公民行为产生了很多效用，小到伞兵空降地点的选择，大到全国哀悼日的设立，都是由公民个人提出，经由媒体的传达和沟通，在短时间内、甚至在几小时内被政府采纳。你不能不承认，这一事件中，公民意见已经在网络上找到了有效性的证明。——尽管，我们尚不能证明未来将持续如此。
第三，公民、媒体、政府有可能达成共识。公民新闻为何有时能成为“被承认的媒体”？答案是“当政府利益、媒体导向、公民意志协商一致时”。这是基于当下中国国情的一种科学审慎的判断。
从广泛意味来说，汶川地震事件中，林林总总的公民、媒体、政府共识的形成，这是公共领域走向发展和成功的标志，从国别政治的角度说，这是在证明，中国有发展“第三领域”的可能性。因为，公民、媒体、政府共识的形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柔性认同模式，是“政府社会一体化”的模式，相对来讲，它比较有弹性，比较安全，比较“有机化”，很像是多赢博弈；还有一种是刚性认同模式，是通过争论、驳论，构成意见抗争的零和博弈，由此形成其中一方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当公民社会、政府意见有可能不一样，或者媒体、政治文化精英跟一般大众的意见不一样，甚至不同媒体之间也有不一样的时候，这种较量就会展现其可能性。
笔者以为，柔性的、刚性的认同模式，最后多少都会沉淀形成一些共识。但刚性的认同模式中共识的展现，会有大量外部因素的制约，而且在当下，政治体制的制约会很负面。
综上所述，本文是在说两个问题：（1）网络社会是否可以实现公民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2）中国互联网上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如何？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上述的思想框架来考察它，本课题组正在启动一个德尔菲小组来建构网络公民社会评价的指标体系。
回到汶川地震事件，我们可以初步观察到，汶川地震与网络社会的关联是：地震让我们参与了中国公民社会在网络上的一次集体预演，窥见了未来中国现实社会走向公民化的一个运作轮廓。预演也好，轮廓也好，都还不是历史现实，但是，笔者以为，这些或许恰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文明现代化走向中最为深沉、最为关键的时刻。
二、国家与社会的对话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型是自黑格尔以来的政治常识，中国被定义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在这一模式下，国家的权力居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社会则处于国家权力的笼罩之下。这比较符合黑格尔的设想，黑格尔主张国家高于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认为社会的存在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但中国这种政治模式下的国家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黑格尔所赋予的国家权力，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其实可以理解为“强国家——无社会”。
但是，“小国家——大社会”的政治模式已经作为现代政治理念被广泛接受。中国作为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从“强国家——弱社会”转变为“小国家——大社会”，是应然的发展逻辑。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但经济发展到非常现代化的程度时，如果政治领域的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调，必然最终会拖经济的后腿。这已经有了征兆。
尽管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高速阶段，但长期以来的贪污腐败、法制不健全、环境问题、三农问题、教育不平等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等积累了不少民怨。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各种社会问题极大地妨碍了公众社会与国家政府的沟通、互信、互谅。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的渠道。而这次地震则有力促进了两者之间的对话和信任，甚至有力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将产生久远、深刻、意味深长的影响。
温家宝是政府的代表，在灾难最初时刻，他身先士卒，亲临现场，痛洒热泪，其亲民的风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重。他的形象经由媒体传播后，在大众心目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记，非常具有象征性。后来胡锦涛、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也亲赴灾区，国家领导人在灾区的表现，经过大众传媒的渲染和呈现，其形象得到了重塑，威望得到了提高。这对于缓解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促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融、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是极有帮助的。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凝聚力，包括民族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政府凝聚力等，它对于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同统一，都有极大的作用。其中，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力量。传媒应该经常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如此才谈得上团结、稳定、求发展。
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论述道：“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1）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2）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3）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12】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国家与公众之间有着相比以前比较好的沟通。很多媒体、社会大众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建议、感想，有些意见直接触动了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国家哀悼日的设立就是由公民个人首先提出来的——在网民讨论的基础上，葛剑雄首先以知名学者的身份正式撰文提出，主张仿照外国先例设立国家哀悼日，并提出哀悼日的具体时间，得到政府迅速采纳并予以执行；【13】又如向国际社会开放援助，也是民间首先提出，为政府所采纳，于是才有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救援队入川。这些例子说明，公众的声音开始被国家所接受，国家开始倾听来自公众的声音。这是迈向公民社会、民主社会的重要步骤。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汶川实施空降之时，军方找不到合适的空降点，一个祖籍汶川的女大学生张琪在网上发了一个紧急帖子，指出在汶川向成都方向距县城7公里的某山头有块空地特别适合空降。意见经过多个媒体的辗转来到救援总指挥部，救援总指挥部在询问该女大学生并仔细勘察后，毅然决定采纳其建议，结果空降成功，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14】——这个事例有多方面的内涵，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的声音不仅能上达，而且能被采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社会沟通典范。相信这样的事例会在国家和公众之中烙下永久的印记。
三、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什么是国家形象？杨伟芬教授将之定义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评价。”【15】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开始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像一个品牌的形象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巨大的效应一样，一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舞台上也发挥着重大的影响。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国家形象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法宝。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将有助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反之，不良的国家形象则会使国家处处受挫”【16】。
由于此次灾难事件中媒体的信息公开，使中国的形象得到了正面的评价。正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家江文然（音译）所说：“从政治上讲，这是中国政府的绝佳机会。火炬传递抗议后，他们知道中国国际形象有问题。现在媒体报道的开放性和及时性是空前的，这是中国向前大跨步、朝向更大的开放的时刻。”【17】综观《参考消息》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评价，有媒体赞扬中国媒体信息公开的程度前所未有，令人惊讶——此前对于海湾战争虽然也曾有过24小时直播，但那是国际事件，在国内事件上，中国此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信息公开，这让西方媒体评论家大跌眼镜：“对此，国内和国际的公众都给予了一致的称赞。迅速、准确的官方消息通过新华社源源不断地发布出来，这表明中国的媒体完全具备职业的工作能力。”“过去，国内的媒体通常都会播放由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统一提供的新闻稿件和音像资料。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挤满了四川省会成都的各家旅馆，他们建起临时工作室，租用了汽车，作出涉及几乎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18】美国《洛杉矶时报》5月17日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允许外国救援专家进入灾区；中国新闻媒体24小时播报灾区的情况和灾民的处境，报道积极充分；中国领导人跋山涉水，不畏艰难，到地震现场慰问灾民，亲自指挥救灾行动；中国各地群众为了帮助灾区人民，捐钱捐物献血，要求到灾区救援的人排起了长队。这一切表明中国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国家。”【19】
根据学者的研究，“西方媒体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描述。首先，伤亡数字是各个西方媒体滚动报道的焦点，尤其在灾后第三天，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之后，不少西方媒体将地震报道放到了头版；其次，部分主流西方媒体关注了中国政府及时反应，迅速调集解放军抗震救灾的行动，多数媒体对于此次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再次，更多的西方媒体也都讨论了此次地震后，中国公众对灾区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舆论支持，以及在哀悼日当天中国人的一致表现；第四，有不少西方媒体从此次地震后中国媒体的报道入手，讨论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20】可以说，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诸多方面：
赞扬中国领导人亲民风范，他们对灾区的同情是真诚而发自内心的，并且落实在行动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不断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画面中，他把小婴儿抱在怀里，为地震受灾民众带来希望，一再展现共产党领导人善良友好的一面。”“在这次悲剧灾难中温家宝的言行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说明它依然是一个贴近群众、顺应国际社会的政府。”【21】还成为他们批评其他国家时的正面例子。
赞扬中国军队奋勇救灾，令人尊敬：“新闻图片显示，有些士兵用双手挖掘废墟。总装备部官员马改河说，受道路被毁和恶劣天气的影响，一些重型设备难以及时送达一线。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队克服重重困难，手拿肩扛，携带简易器材徒步开进。”“军队在中国很受欢迎，而它在组织救援工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它的地位变得更高了。”【22】奥地利《新闻报》5月15日文章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23】
赞扬中国人民自立自强、富有强大的同情心，比如说，很多灾民饿得奄奄一息仍不去动邻居家的那袋玉米，少先队员被救后向解放军行少先队礼。“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24】
这一切给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重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或曰中华民族的印象，挽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挽救了北京奥运，挽救了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外部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国家形象的改善将有可能形成一种“惯性”，对今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积极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契机。
通过此次事件，关于传播形象的塑造和改善，笔者有一个初步的假设，姑且命名为“覆写效应”，其要点有：
1.一个印象，甚至是长期印象和刻板印象，是有可能被改写的，改写的关键在于特殊事件的发生，而这个事件必须有足够强的影响力。
2.这种改写须基于对旧有印象的关键点的系统性的改变。
3.如果以上成立，则印象的“覆写”是可能的。这个新印象未必能成为新的刻板印象，但足以扭转一个对象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
4.从改写到覆写，是由媒体传播带来的。
5.新覆写上的内容“维度”将更高——如经济维度可能被政治维度所覆写，而政治的维度则可能被基于人性的维度所覆写。
四、民族认同的建构
任何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总会有许多困惑，其中最具有哲学意义的当属“我是谁”。“我是谁”这一问题依据参照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答案。当个体面对苍茫无际的宇宙时，“我是谁”的问题就会使他生发“渺小如尘埃”之感，感觉到自己不过沧海之一粟，实在是微不足道也。这是典型的哲学家式的追问。但这种方式的追问往往只会偶尔闯入人的头脑，而绝大多数时候，人们会沉浸于世俗的繁忙与操劳，关注更为直接的利益和问题。于是，“我是谁”的发问方式便多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从社会学、政治学来追问“我是谁”，便涉及民族认同的问题了。
民族认同的建构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来的，因为民族认同的建构需要其他民族作为参照系。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程又会造成民族认同的危机，如学者指出，“20世纪晚期，全球化加速，民族疆界不断淡化，世界剧烈的整合与重组使民族认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全球性力量迅速崛起，有力地冲击着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被削弱后，其所属的族裔（eth‐nic groups）又向原有的认同回归，民族认同的感召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25】从最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到现在的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反映了全球化的逐渐深入，逐渐达到全球化的核心主题。甚至政治全球化也开始萌芽。这导致了个人身份的逐渐模糊，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有学者也指出：“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冲击首先体现在身份的相对化。罗兰·罗伯森指出，在由民族社会、世界体系、个人和人类共同构成的全球场中，人的身份与认同发生了一系列的相对化。”【26】
全球化的进程也影响到国人的民族认同。自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开始越过意识形态的壁垒，走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丧失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传统的伦理道德越来越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开始动摇。另一方面，传统的意识形态逐渐沦为书本上的教条，违背现实世界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的逻辑，红色意识形态遭到全球化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以文化和政治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开始削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认同出现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是虚高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方面是对自己同胞的漠不关心，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态度。
但汶川事件又把整个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增加了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汶川加油，中国加油”，没有人把汶川地震看做仅仅是四川的灾难，也没有人把这次地震看做是亚洲的灾难。每个人首先会把地震看做是中国的灾难，看作中华民族的灾难。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产生联系的人们，面对这次天灾，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汶川地震中，公众自发的救助活动、哀悼活动等无不体现了公众对民族的认同。“任何一个民族认同的形成，都需要两种动力，一种来源于民族内心，在危机时刻所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另一种则来自外界。无论是外界的压力、关注还是区别，都带给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尺度和范围。在灾难中发现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血缘、历史和情感的共同体，彼此之间能够有什么样的默契、情感和支持”。【27】
政治认同在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在20世纪之前，国人的民族认同建构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完成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政治则在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为中国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伴随着西方的侵略，也就是说，国人的自我想象是以“反帝反殖民”为基础的。在20世纪中叶之后，红色政权更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区隔作为民族认同建构的核心因素。这种方式虽然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削弱，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波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东西两分法的产物。在汶川地震中，政府领导人树立了“亲民”的形象，赢得了公众的好感，胡锦涛、温家宝甚至还拥有一大批的“粉丝”，这些粉丝把胡锦涛主席称为“胡哥”，把温家宝总理称为“宝宝”，两人的粉丝团又自称“什锦八宝饭”。考虑到在中国政治体制下，领导人是国家和政治的象征、代表，汶川地震中公众所表现出的对政治领导人形象的认同，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最令笔者关注的是，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又隐约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民族认同的影子。这种新的民族认同，不同于此前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也超越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它是以“人”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是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正如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28】
许多民众可以为陌生人捐款捐资献血，可以为陌生人的生命失去而流泪，可以为陌生人的灾难而痛心。这种基于“人”的民族认同由此具有普世价值，也符合现代尊重人的价值理念。民族认同的建构，从以政治、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向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转变，是中国进步的一个象征。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对普遍的人性的尊重和认同，最终有可能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壁垒，它有力地向我们证明：人性的力量远远超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
五、公民新闻的实践、媒体的社会动员与行动力
在此次地震灾害中，由于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为之动容、为之震撼、为之行动，所以才有各界的殚精竭虑，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和国际社会的真诚帮助——这种新闻推进社会行动的力量，实际上也是公民新闻早期的一个主旨，即让公民卷入到新闻事件中。就新闻学而言，公民新闻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而本次地震报道的社会行动力的展现，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范例。
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新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网络的普及为公民新闻的实践提供了技术条件。在汶川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一些处在地震中的人就利用手机、DV等拍摄了图片和影像，向人们传播第一手的地震信息。此后，又有一些人去地震发生地，利用各种个人媒体向外界传播地震和救援的信息。更多的人则是利用手机、QQ等聊天工具，来转发各种关于地震的信息，并且有的还积极在网上发帖子，参与到各种讨论中，形成网络的舆论场。
公民新闻何时能成为“被承认的媒体”？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能看到三个答案：当非常事件出现时；当新闻独家时；当政府利益、媒体导向、公民意志协商一致时。比如说有一个记者，他是以个人身份，用个人通讯的方式（手机短信），报道说温总理在灾区现场的情况——“老爷子昏倒了”，这条后来占据了网站新闻频道的头条。地震中，还有很多博客新闻在新闻专题的编辑排版、推出时，被堂而皇之地与《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这些权威的媒体并列在一起了，看不出身份高低、地位尊卑。这象征着“个媒体”的威力，它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超越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的权威，超越媒体身份的合法性、合理性，从而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
公民新闻的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1）公众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到公民新闻的实践中，反映了他们的公民精神和责任心，这对一个正在迈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2）公众通过传播新闻、参与讨论、社会动员等方式，提高了公民参与社会重大事件的能力；（3）公民新闻的传播有助于人们及时和广泛地获知地震信息，同时也具有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
在社会动员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地震中，媒体新闻报道与公民新闻形成一种合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行动力。
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社会募捐方面，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主办的《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5月1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直播活动实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宣传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全国文艺工作者、港澳台演艺明星、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最终共募得15亿1400万元。”
与此同时，其他媒体发起的捐赠活动所筹得的款项亦很可观：
“在中央电视台承办《爱的奉献》大型赈灾义演活动的同时，全国广播影视系统也积极组织举办各种形式活动，募集捐款献爱心。
“5月16日，国际台‘国际在线’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联合推出‘守望汶川爱心相助’在线募捐直播特别节目，通过中文、英文、法文等9个文种向全球同时发布在线募捐的倡议，活动共募集捐款1230万元。
“安徽电视台号召广告客户为灾区奉献爱心，截至5月16日，共收到爱心捐赠现金及物资折合人民币1.74亿元，药品价值4280万元，食品价值1610万元；省电台交通广播与省红十字会等四家单位举办了‘爱涌巴蜀，情动江淮’大型赈灾募捐活动，共募集款物折合人民币1070万元；5月18日，省电台、省电视台与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联合举办了‘相信爱，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型赈灾义演募捐活动，共募集赈灾款1089万元。”
5月17日晚，陕西电视台举办大型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募集捐款1.4756亿元。
5月15日，山西广电总台组织“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山西各界为地震灾区募捐活动”，募集捐款上亿元。
5月16日晚，广西电视台举办“我们在一起——广西支援地震灾区募捐晚会”，募集捐款8746万元。
5月16日、17日、18日，上海东方卫视连续举办三台赈灾义演，其中一场募集捐款4100余万元。
5月16日，河北电视台举办赈灾义演大型电视直播晚会，共募集捐款6330万元。
5月17日，山东电视台和山东省慈善总会联合举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赈灾捐助义演活动，共募集捐款4000余万元。
宁夏举办赈灾义演活动，募集捐款1386.6万元。
5月17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举行“众志成城携手同行”赈灾特别节目，募集捐款152万余元。
5月15日，无锡广电集团紧急策划“和地震灾区人民心连心”大型新闻活动，共募集价值400多万元的款物。【29】……
可以预言：日后遇到类似的事件，新闻媒体也可以发挥同样的社会动员的力量：人们将牢记这场新闻战役，新闻媒体将会为自己发挥的公益作用和社会动员能力自豪，政府也将重视新闻媒体的力量。
六、启发了全民族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汶川地震暴露了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因此这次地震还有一些其他的、看不见的思想遗产——通过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来自灾区内外的声音，引起了国人对于中国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比如：
1.灾民拦住CNN的记者，要求他们报道豆腐渣工程的危害：为什么这些10年前建的校舍倒了，而20年前的建筑却没有倒？【30】它引起强烈反响，中纪委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如情况属实则严惩不贷。而校舍如何盖建的问题又进一步扩展到对腐败问题的反思。
2.社会捐赠问题。王石在博客中撰文称，社会捐赠不应成为负担。这句话在网上激起了“民愤”，但它其实隐含了法治的思想——毕竟用行政命令来要求捐赠是一种违宪行为。尽管强大的社会动员倡导捐赠值得称道，但王石基于公民权利的观点值得思考。
3.人权的问题。天益社区有文章指出，全国哀悼3天的过程中，除了与地震相关的，全国电视台没有其他节目，这固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哀悼之情，但是用“一刀切”的做法是违反人权的：我们有为地震哀悼的权利，同时也应当允许不为地震哀悼的自由。“（针对宪法第35条规定的表达自由）职业告诉我，行政命令式的强制哀悼和表达自由的宪法精神之间是有出入的”。【31】这听上去很刺耳，但其对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一块基石，对自由主义的思考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4.社会救援机制的问题。经过“非典”、禽流感和雪灾，中国政府已经形成一定的应急机制，但目前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有许多事情必须总理亲自协调才能完成，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总理要部署到怎样清理，先进哪个村后进哪个村，部署空降，部署喷洒防疫药水，那么其他社会机构在什么地方？怎样基于优良制度、科学管理而形成有效长效的社会动员和救助机制，有待思考。
注释：
【1】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转引自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4】邓聿文：《汶川地震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20日。
【5】李泓冰：《“震”出来的新闻公开》，《新闻记者》2008年7期，第13页。
【6】邓聿文：《汶川地震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上海证券报》，2008年05月20日。
【7】河图洛书：《汶川地震大救援：公民社会的形成与自独立》（2008年5月），http：//hetuluoshu.blogbus.com/logs/21379704.html
【8】赵晓：《四川汶川大地震：非政府组织与抗震救灾》，（2008年6月12日）http：//hi.baidu.com/truejesus/blog/item/d2807033ffcb4cfd1b4cff12.html
【9】岳德明：《汶川地震中的非政府组织：现状与评估》，http：//m.ycreview.com/node/314，2008年6月17日上网。
【10】徐永光：《2008，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7336201.html，2008年6月3日上网。
【1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2】转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页。
【13】葛剑雄：《葛剑雄：我建议以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6日时评。
【14】事件经过详见周丽娜、王婧：《网络的力量》，《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26日第372期，第51页。其中张琪所发帖子内容：“有个地方特别适合空降！请救援人员速到那里。就在距离汶川县城往成都方向仅7公里的七盘沟村山顶。俗称大平头，是一块平坦开阔的山顶平地。最主要的是，那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下山后离县城仅7公里，而且有新旧两条公路直通汶川县城。那里原本是打算修建大禹祭坛的地方，很适合直升机降落。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请广大网友顶起来。千万不能沉，如果可以请帮我把这条消息报上去，我用尽所有办法也只能发到这里了。谢谢，请救救我的亲人。电话135××××××××。知道救灾前线联系方式的网友见到后请速汇报情况，请求支援！多谢！”
【15】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16】刘继南等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17】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7日，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4b45034b01009nbq.ht‐ml。
【18】 《中国救灾报道获“一致称赞”》，《参考消息》2008年5月24日报道。转引自罗恩·卡利克《灾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澳大利亚人报》5月22日报道。
【19】 《中国“既现代又灵活，而且很开放”》，《视听界》2008年第4期，第10页。
【20】周庆安：《大规模公共危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以5·12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国家形象为例》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8‐07/23/content＿16054906.htm2008‐7‐23上网，2008年7月25日。
【21】 《媒体聚焦中国领导层心系灾民》，《参考消息》2008年5月16日头版头条。转引自法新社北京5月14日电；埃菲社北京5月14日电。
【22】 《外媒盛赞“救灾主力”解放军》，《参考消息》2008年5月22日报道。转引自路透社北京5月18日电；《中国悼念受害者的同时赞扬军队》，英国《独立报》网站5月19日报道。
【23】 《“中国的军人是困境里的救星”》，《视听界》2008年第4期，第12页。
【24】 《世界同感叹：中国原来是这样！》，《参考消息》2008年5月25日头版头条。转引自《被唤醒的中国》，美国《时代》周刊5月22日一期文章。
【25】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
【2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
【27】周庆安：《在灾难中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6月11日。
【28】新加坡《联合早报》：《四川地震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再现》，2008年5月20日。
【29】 《全国广播影视系统组织举办各种赈灾活动募集捐款》（2008年5月21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furenminzhengfhttp：//www.gov.cn/gzdt/2008‐05/21/content＿986491.htm
【30】 CNN报道了绵竹五福镇绵竹小学坍塌事件：CNN记者拍摄到了绵竹五福镇绵竹小学200多个孩子葬身一片瓦砾的废墟之中，而周边的大楼就算是有所损害，也是挺立在那里，也便于机械化队伍施救。200多个绝望的家长，把照片放在废墟上，不忍离去。他们认为是豆腐渣工程而不是地震夺去了孩子的生命。
【31】张千帆：《哀悼日的忧思》（2008年5月20日），引自天益社区，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