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惠灶措施
（一）工本钞及余盐米
明初沿袭宋元旧制，对煎盐灶户继续给发工本。对此，《明史》记为：“岁给灶户工本钱粮，引一石。置仓于场，岁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兑军余米以待给，兼支钱钞，以米价为准”【217】。
天津灶户的工本以钱钞支给，每生产一引盐付给工本钞八百文。洪武十七年（1384年），增为两贯【218】。后复减为一贯。时，灶户“煎盐一引纳之于仓，即给工本钞一贯，每贯实值银一两，故灶得济用”【219】。然而，随着钞法日坏，钱钞贬值，工本钞对灶户的实际接济作用不大，虽有似无。
于是，“自明中叶起，朝廷的工本米麦支放旋转入余盐官收制度方面”【220】。余盐，即超出政府规定盐产量（正盐）之外的盈余盐。初，灶户产有余盐，却不能正常发卖，如售卖则为私盐。然而在无更多治生之途的情况下，灶户往往甘冒风险，私售以获利，从而造成私盐泛滥。私盐盛则官盐难销，官盐不销则盐课受损。因此，为保障盐课收入，政府对灶户所产余盐亦进行收买。如景泰二年（1451年）八月，以淮、浙、长芦运司所属地方，多系滨海，不产五谷。余盐既禁严，恐贫乏灶丁生计艰难，故令嗣后除煎办本家课程之外，果有余盐，许送本盐课司交收，并于附近有司官仓支给米麦，以偿灶丁工本。其盐引与米麦的折价关系为：淮盐每引八斗，浙盐每引六斗，长芦盐每引四斗【221】。并将余盐作为正引的附引搭售行销。
至明中后期，政府难以维系官收余盐制，改令盐商自行向灶户购买，并对其额数加以限定，以保证正盐的销售。政府从盐业运销环节中抽离以后，便不再支付给灶户工本，而转由盐商偿付。
应当看到，无论工本钞还是余盐米，都不仅是惠灶措施，还是政府控制盐业的一种手段。
（二）徭役优免
明代，因灶户供办盐课，辛苦倍常，故特免其部分徭役【222】。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议准：凡办纳盐课之灶户，灶丁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亩，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亩，七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五十亩，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免田四十亩，十六丁至十九者每丁免田三十亩，二三十丁者全户优免，如果免田外仍有多余田亩，方许派差。当然，上述所言之“田”独指灶地。为防止灶户执优免之说，将自置灶产混称为灶地，以欺隐税粮，或者民人希冀减免徭役，称民田为灶地，进而规定：其有丁而无田者不许将他人田诡寄户下，影射差役，违者问罪，并照例充为灶地，办纳盐课【223】。
正德十一年（1516年），令长芦运司五年一次，委才能佐贰官一员，亲诣有场州县，会同各官，照有司上、中、下户则例，逐一编审。除上、中户丁多力壮者，量将二、三丁帮贴办盐，此外多余人力，照旧佥当别差；下户只令着灶营办盐课，免其一切夫役杂差。
二十四年，规定优免灶丁除原额大小外，止以实征小丁纳银之数为主。如六钱至七钱者，照旧三丁折原额大丁一；四钱至五钱者，四丁折原额大丁一；二钱至三钱者，五丁折原额大丁一；其余一钱必朋足一两八钱之数，方准折原额一大丁，俱免田一百亩。各县编佥之时，先行各场备查：原额大丁盐银若干，现在实征小丁若干，某户现丁每丁实办盐若干，本户有田若干，应免若干，查对黄灶二册，照数优免。此外多余田地，照例一体科差，但止令纳银帮贴，不许力差烦扰【224】。
然而，差役优免的实施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负责佥派差役的地方官员往往擅加科派，虽经政府再三申饬，但屡禁不止。如洪武二十七年，令优免盐丁杂泛差役【225】；宣德二年（1427年），复令各处灶户免杂泛差役【226】。盐务官员的相关疏请亦迭次奏上。如嘉靖十三年（1534年），长芦巡盐御史邓直卿奏请申饬有司，毋得擅役，置买民田六十亩以上者乃听有司编差【227】；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长芦巡盐御史姚思仁奏：依据祖制，灶户止种地纳粮，免其杂泛差役，专力办盐，然而“近者灶户与民一体当差，又煎办课额”，虽屡经奏准优免，有司偏执不从，或应役而杂派肆出，或逋税而变产输倍，“是民止一差而灶有二差”【228】。
关于明代地方有司破坏差役优免的原因，刘淼先生《明代盐业经济研究》之“差役勾扰”【229】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论述，本书不再论及。
（三）赈恤
明清政府对长芦灶户的赈恤多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1.遇国家发生大事，如皇帝即位、皇城宫殿受灾等；2.灶户确实无力承担原有额课，逋欠过多；3.水、旱等自然灾害。其中，以灾后赈恤最为多见，占赈恤的大部分。明清政府对灶户实行赈恤的具体情况。
纵览上表可以看出，明清政府对天津灶户施以灾后赈恤的次数较多。其原因一方面缘于明清时期，天津地区自然灾害多发。据笔者粗略统计，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一百五十年间，天津地区仅旱、涝灾害约达三十余次，平均五年即发生一次，可以想见其巨大的破坏性；另一方面，盐业生产受天气影响甚重，无论是煎盐法还是晒盐法，对自然天气条件的要求均较高。其“虽人力造作之功，实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阴雨，其盐不结，每年或收三五分，或收六七分不常”【230】，总之“功在晴霁，若淫雨连旬，则谓之盐荒”【231】。因此，为帮助灶户恢复盐业生产，以保障盐课来源，明清政府多对受灾灶户进行一定的赈恤。
明清政府对天津灶户的赈恤措施大体可分为无偿救济、蠲免应征钱粮、缓征钱粮、借贷四种。且后两种赈恤方式主要见于清代，明代未见施行。
1.无偿救济多实行于自然灾害后。通过此措施，可迅速安抚灶户，减缓灾害的破坏性，避免造成地方社会的动荡与骚乱，并波及影响附近地区。
2.蠲免、豁除应征钱粮的实施一般针对两种情况：其一，灶户盐课等拖欠日久，无力承办，势难弥补原定数额，如继续追讨，则难免激发灶户逃亡等行为，从而不利于盐业生产的持续进行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二，自然灾害较重，对盐业生产造成的创伤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使得不仅原有课额不能措办，而且盐业生产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因此，将原有课额豁除。
3.缓征钱粮的主要手段为带征，即将某一年，或二年、三年之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分限缴清。带征可使灶户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但是，也易于形成滚雪球现象，负担越来越重，最后超出承受能力。对于政府而言，带征不会像豁免一样减少课税数额，因而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财政收入，避免部分“损失”。但是，如果灶户年复一年至不可承担，仍需开豁。
4.政府借贷给灶户多是因为盐滩圈埝被毁。由于重新修整需要大笔资金，而灶户往往无此能力（前已有述及），未免于盐滩的抛荒及灶户将之租典，政府以借贷的方式帮助灶户，重建盐业生产。
当然，四种不同的赈恤措施并非单独实行，而多是由统治者根据各异的实际情况，或者仅行其中之一，或者数种方式并行。概言之，明清政府的赈恤活动对于盐业生产、灶户而言，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为了实行赈恤，长芦运司设有一定银两。其或来源于赃罚等项。如明嘉靖九年（1530年），令运司将一应无碍官钱及上司、本司赃罚等项悉籴米收贮，以备盐丁赈济【232】。或来自于商捐。如清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长芦众商呈请捐银十万两，以济军需，在奉旨扣抵未完盐课后，仍余三万七千七百十一两有奇。经巡盐御史鄂礼奏准，照前任巡盐御史莽鹄立留盐课银五万两作为盐本，以接济贫乏商灶之例，将之收贮运库，以备商灶不时之需【233】。
明清时期，天津地区不仅具备盐业生产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还拥有广袤的盐业生产基地——盐场，加之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以及畅通的水陆交通，使其盐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产量大幅提高。而另一方面，沧州分司辖下之“利民、阜民、利国、富民、海盈、阜财六场，滩坨久废，从不煎晒”【234】，且蓟永分司之“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则尤处极北，产盐无几”【235】。两方面因素作用下，使得天津最终成为长芦盐业的生产中心。至清末，长芦盐区每年产量以天津丰财、芦台二场“为最多”【236】。社会生产过程可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它们互相联系、对立统一。其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天津芦盐生产中心的形成，为其地芦商的聚集及芦盐转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周庆云：《清盐法志》卷5，职官门，官制。
【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3】（乾隆）《长芦盐法志》卷5，场灶。
【4】（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
【5】《长芦盐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所绘“明初长芦二十四场位置图”将厚财场标于兴国场正南方，与笔者所见之记载不甚符合，有待进一步考证。
【6】（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
【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丰财场图识》。
【8】（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
【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严镇场图识》。
【10】（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芦台场图识》。
【11】（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丰财场图识》。
【12】（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兴国场图识》。
【13】（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富国场图识》。
【14】（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15】（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16】王守基：《山东盐法议略》。
【17】过水桶，以松木制成，呈方形，两边挡板可上下活动，专为过卤而设；木锨，以杏木为主，铲盐用；抬筐，以荆条或柳条编成，抬盐用，其大小不等，盛盐多寡无定数，大者约盛二百四十斤（参见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5，盐具）。
【18】（乾隆）《天津府志》卷5，风俗物产志。
【19】（乾隆）《天津府志》卷4，形胜疆域志，形胜。
【20】袁黄：《宝坻政书》卷10，边防书。
【21】“副”为灶户晒盐场地的单位，相当于“块”，大小不一。
【2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23】《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56，嘉庆十七年四月丁卯条。
【24】（嘉庆）《长芦盐法志》卷9，转运上。
【25】（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26】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27】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28】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29】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39，盐法，长芦盐运司；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
【30】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卷44，《恳准商场出租》。
【31】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卷44，《恳准商场出租》。
【32】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卷44，《恳准商场出租》。
【33】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3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35】（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36】（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37】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15，《题遵奉圣谕议修盐政疏》。
【38】杨嗣昌：《杨文弱先生文集》卷12，《恭承召问疏》。
【39】（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40】（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41】（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42】汪砢玉：《古今鹾略》卷6，利弊。
【43】（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44】（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45】《明神宗实录》卷322，万历二十六年五月戊子条。
【46】（雍正）《八旗通志》卷140，“莽鹄立”。
【4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6，奏疏下。
【48】（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49】（雍正）《畿辅通志》卷36，盐政。
【50】（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51】（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传。
【5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8，雍正四年九月丙午条。
【53】汪砢玉：《古今鹾略》卷6，利弊。
【54】（嘉庆）《长芦盐法志》卷7，律令。
【55】汪砢玉：《古今鹾略》卷6，利弊。
【56】《明世宗实录》卷166，嘉靖十三年八月癸丑条。
【5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58】《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5，图说门，盘鐅图说。
【59】《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5，图说门，盘鐅图说。仅凭所引文字，可能难以对盘铁形成形象化认识，因此，在此著录部分相关记载，以求方便读者。“其盆周阔数丈，径亦丈许，用铁者以铁打成叶片，铁钉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合缝处一经卤汁结塞，永无隙漏，其下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盘”（见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作咸第五卷，《海水盐》）。
【60】“鐅似釡而浅，即宋之镬子也，约重百四五十斤”（见《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5，图说门，盘鐅图说）。
【61】除“锅”外，见于史志记载的长芦煎盐工具还有“镬”。如（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3，“疆域”，（雍正）《畿辅通志》卷36，“盐政”部分，以及（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均可见对其数额的记载。这是否说明清代长芦盐区的煎盐工具同时有锅、镬两种呢？然而再对涉及煎盐工具的资料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凡记有“镬”的地方均不见有对“锅”的记载，相反亦然；并且，“镬”多见于对盐场概况介绍，“锅”多见于盐课征收方面。由此可以推测，“锅”、“镬”并非同时运用的两种煎盐工具，其或者形制相同，为同一物，只是不同时期叫法不同（可参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梁冬青《“鼎”“镬”“锅”的历时演变及其在现代方言中的地理分布》一文），或者为不同时期采用的形制有别的两种煎盐工具。由雍正三年、嘉庆九年官方对煎盐工具征收盐课时均将此项系于“锅”目下得知，“镬”出现较早，至清代，渐改为“锅”。
【62】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5，场产十一。
【6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作咸第5卷，《海水盐》。
【64】《明神宗实录》卷358，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戊寅条。
【65】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9，场产十五，积贮。
【6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6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5，奏疏上。
【68】（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5，奏疏上。
【69】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9，场产十五，积贮。
【70】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71】《清盐法志·长芦建置门》，转载自天津市汉沽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天津市汉沽区地方志编辑室编：《汉沽文史参考资料选编》第1辑（内部发行，1987年），《解放前汉沽盐的储存》。
【72】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73】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74】（光绪）《宁河县志》卷3，建置，河渠，附盐沟。
【75】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76】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77】（光绪）《宁河县志》卷3，建置，河渠，附盐沟；（光绪）《顺天府志》卷38，河渠志三。
【78】朱廷立：《盐政志》卷1，出产。
【79】汪砢玉：《古今鹾略》卷1，生息。
【80】割草为煎盐准备燃料。据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载：“嘉靖朝时，天津开始用煤作燃料煎煮盐，但比柴草、木材贵得多，故用得较少。”
【81】汪砢玉《古今鹾略》中所言制卤的具体操作流程语焉不详，尤其是刮土以后，将盐“土入池，以水浸之，淋卤流入池内”，难以理解和想象，幸而宋应星《天工开物》有相关记载，揭开了其面纱。《天工开物》卷上，作咸第五卷，《海水盐》记为：“掘坑二个，一浅一深。浅者尺许，以竹木架芦席于上，将埽来盐料铺于席上，四围隆起，作一堤垱形，中以海水灌淋，渗下浅坑中；深者深七八尺，受浅坑所淋之汁。然后入锅煎炼”；视“灰有白光，卤气即足。挑灰入坑，取水淋之。卤气与水融合，即成盐卤”（见左树珍《中国盐政史》）。
【82】“大镬二，中镬一，中镬以贮生卤，去火稍远，使渐热，渐添入大镬，惜薪也”（见査慎行：《得树楼杂钞》卷11）。
【83】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④
【84】章潢：《图书编》卷91之《长芦煎盐源委》对长芦煎盐法记载为：“每灶十丁，伙置铁浅锅一面，阔五尺，深垛在滩，二、三、四月，天道晴明，将滩内碱土黑色者用耙或锄铲浮在地晒干，刮土入池，以水浸之，淋卤流入池内，陆续舀入浅锅内，发火烧煎，随干随添，盐至满锅方止，约可得盐二十斗，每次为用三日。若遇阴雨，则点散，其盐不成。然试卤之法，先以石莲子投于卤中，如沉而下者，则卤淡，浮而横侧者，则卤稍淡，煎之俱费草而难成，必浮而立于卤面者乃可入锅煎之，不但省草，盐且易成”。与本书正文所引《古今鹾略》的文字基本相同，仅缺少“深一尺五寸。滨海水咸，各灶丁每岁预于十二月间窖冰。至春打草”几句，因此，笔者推测二者史源相同，均来自于《长芦运司志》，但《图书编》在抄录过程中有所遗漏。晒盐法的记载与煎盐法同为一段，当来自一处，因此，其所反映内容当为修《长芦运司志》之嘉靖时期的情况。
【85】章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
【86】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87】章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
【88】古代以干支纪日，称自子至亥一周十二日为“浃辰”。
【89】章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
【90】章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
【91】章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
【92】（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7，历代奏疏。
【93】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94】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95】汪砢玉：《古今鹾略》卷6，利弊。
【96】汪砢玉：《古今鹾略》卷6，利弊。
【97】汪砢玉：《古今鹾略》卷1，生息。
【98】煎煮法制盐的产量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如汪砢玉《古今鹾略》记为每锅“约可得盐二十斗”，参考据《天工开物》卷上，作咸第5卷，《海水盐》载“淮场者一升重十两，则广、浙、长芦者只重六、七两”，进行换算，一锅可得盐约87斤，按六锅计算，约522斤；再据袁黄《宝坻政书》卷10，“边防书”载：“每盆一昼夜煎盐六乾，约一引有余”。袁黄处于万历时期，时一引盐约五百余斤，可见明代中后期，其产量为五百余斤。至清代，产量有所增加。如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载“周十二时为一火伏，可成六锅，锅得盐百斤”，也即每次成盐六百余斤。
【99】可参考徐光启：《徐光启集》卷5，屯田疏稿，《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中华书局1963版，第260页。
【100】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101】可参考王日根、吕小琴：《析明代两淮盐区未取晒盐法的体质因素》，《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102】（乾隆）《天津县志》卷9，盐法志。
【103】参见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页。
【104】《明太祖实录》卷135，洪武十四年二月癸酉条。
【105】《清文献通考》卷21，职役考。
【106】鲁之裕：《式馨堂诗文集》文集卷10，《长芦盐法志小引十八》。
【107】《明英宗实录》卷198，景泰元年十一月乙巳条。
【108】（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
【109】（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7，历代奏疏。可参考张荣生：《古代淮南通州盐区的劳动力（灶籍）管理》，《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10】《明穆宗实录》卷7，隆庆元年四月丁亥条。
【111】（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1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8，文艺，《赵氏义产输丁碑记》。
【113】《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114】袁黄：《宝坻政书》，卷10，边防书。
【115】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116】（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117】方裕谨编选：《顺治年间长芦盐政题本》（上），《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118】据《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己酉条记载：“禁止盐丁投充王贝勒等，即已经投充者悉令革除。”
【119】（乾隆）《宝坻县志》卷5，赋役，户口。
【120】（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21】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122】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
【123】（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124】（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125】（雍正）《畿辅通志》卷36，盐政。
【126】周庆云：《盐法通志》卷42，场产十八，盐丁。
【127】明清“灶课”含义有所不同。明代时，芦商中引于边，每引商支灶盐二百五斤，其不产盐场分则令灶户商银六分五厘给商买盐掣运，名曰灶课（参见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5，《覆巡视厂库（科院）题请长芦补课行引疏》）。
【128】下文贡盐亦属于正盐征收部分，但为行文之便，将二者分开叙述。
【129】关于明代正盐的性质，明人或将之比作田赋，如霍韬曾言：“授民煎盐，岁受盐课有差，亦犹授民以田，而收其赋也”（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或将之等同户役，如宣德三年（1428年）四月，山东灶户呈诉每丁办盐俱有定数，户无闲丁，“以民夫起赴京供役，有误盐课”，宣宗遂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素闻灶户验丁煎盐，岁办不给，岂可别役？”遂蠲免灶户夫役（《明宣宗实录》卷41，宣德三年四月壬申条）。现代学所持观点亦不尽相同。如刘淼先生认为：“灶户承办的盐课不是赋而是役。盐课的主体，当是灶户所当杂役的转化部分，即通常所说的‘丁盐’”（刘淼：《明朝灶户的户役》，载《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2期）。而李三谋先生则认为“正盐（盐课）中既有纳税的内容，又有交换的性质，还有应役的因素，它们是三位一体的”（李三谋：《清财经史新探》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13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3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
【132】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
【133】《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条。
【134】周庆云：《盐法通志》卷1，疆域门，产区；（光绪）《宁河县志》，卷5，赋役，场灶；（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135】（乾隆）《天津县志》，卷9，盐法志；（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中国盐政沿革史·长芦》。
【136】（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46，都察院二。《清通典》卷12，食货十二，“盐法”记为“十七年”。
【137】（清）黄辅辰：《营田辑要》内篇上成法，丁徭；（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
【13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5，户部，盐法上；（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
【139】周庆云：《盐法通志》卷77，征榷9，款目1。雍正十年，因“利民、阜民、利国、富民、海盈、阜财六场，滩坨久废，从不煎晒，各灶户皆散处原籍各州县，及山东乐陵、海丰、阳信等县，每逢征催灶课，场官不能遍历数州县，远涉隔省，势必责之灶头总催，而包揽派累，终至拖欠，场官每受参罚。切思场官征收灶课，原因灶户在场晒盐，就近征收，今既弃滩改业，各归原籍，其灶课仍责之场官，不能遥制，而州县又以籍隶灶丁，自有专管之员，不加约束，藏奸纳垢，情势必然。请将六场灶户归各州县管辖，其灶课银两即归州县征解运司衙门，归款奏销，其六场大使均应裁汰，以省冗员”。（参考〈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经政六，盐法）
【14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3】（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4】对此，史志资料并无明确记载，现代研究亦未见有相关论述。笔者认为滩地征课始自于改煎为晒，证据主要有二：第一，长芦盐区的滩价始定于嘉靖元年，改煎为晒开始应用、传播之后。时部分盐场灶户率先采用晒盐法，挑修滩池，占“海滩地一十二顷八十亩”，于是，朝廷遂定滩价：“以十分为率，三分补纳逃亡额数，七分给与各家，偿其挑修等费”（参见《大明会典》卷32，盐法一）。第二，（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之“滩价、锅价”部分记载道：“晒必资于滩，故滩有价；煎必资于锅，故锅有价；半煎半晒，则滩锅兼征”，亦表明政府对滩地征收盐课缘于晒盐。
【145】（雍正）《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6】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7】（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载：“各场有无官锅，悉因锅面大小，分别额征多寡数目。”
【148】（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49】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15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5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52】（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5，历代赋课。
【153】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8，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山泽之利上。
【154】汪砢玉：《古今鹾略》卷1，生息。
【155】（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明代南京所用贡盐非长芦贡纳，据《大明会典》卷42，户部二十九，“盐政”载：“凡供应盐斤。南京光禄寺样盐二千斤、青白盐四万斤，孝陵神宫监白盐三千斤，南京内府供用库青白盐二万斤，俱两淮运司征纳。南京内官监青盐三千五百斤，盐包三千五百个，南京太常寺祭祀洁净白盐一百九十斤六两，南京神乐观青盐三千斤，俱龙江盐仓征纳。”
【156】古代食盐种类众多。按照其品种划分，有：盬盐（呈颗粒状，故又名颗盐）、散盐（成粉末状，故又名末盐）、形盐（非经人力，自然形成一定形状，如虎形、印形、伞形等）、饴盐；按照颜色划分，有：青盐、黄盐、黑盐、白盐、赤盐；按照味道划分，有：咸盐、淡盐、苦盐、甘盐、辛盐，当然，盐味俱咸，后四种为杂味（参见朱廷立：《盐政志》卷1，出产）。
【157】朱廷立：《盐政志》卷1，出产。
【158】《明一统志》卷90。
【159】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116，《报喻邦相》。
【160】（乾隆）《天津县志》卷9，盐法志载：“凡盐由晒成者，其形颗，名曰盬盐；由煎成者，其形散名曰末盐。末味高而盬次之”。
【161】《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54。
【162】（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63】（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64】（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另：朱廷立《盐政志》卷4，制度下，“北京各衙门食盐”条记载为：“明初，长芦办纳青盐六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四斤有余”有待进一步查证。
【165】明初，在京府部院寺科监等衙门俱有食盐。后因“在京各衙门食盐岁遣拨办吏一人下场收买，吏倚官势，往往倍收为奸利，沿途私贩莫敢诘捕。巡盐御史乃请令运司食盐较定斤两，筑包于司，俟支盐人役至，数包予之，自外不许别有夹带，诸役亦不许自行下场，违者论如律，各役既无所获利，而一应纳钞僦挽之费，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弃役逃去者”（参见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7）。至万历八年（1580年），尽数裁革，惟户部堂上及十三司官吏、都察院堂道官吏并盐院书吏尚有岁支食盐，多寡不等（参见〈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
【166】（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6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7，中官考8。
【168】（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69】《明神宗实录》卷258，万历二十一年三月辛未条。
【170】方裕谨编选：《顺治年间长芦盐政题本》（上），《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171】（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72】（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
【17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6，盐法下。
【174】（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75】（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76】（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
【177】《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54，光禄寺。
【17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6，盐法下。
【17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6，盐法下。
【18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81】《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6，户部，盐法下。
【182】（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83】范钦：《嘉靖事例》，《复议御史舒汀盐法三事》。
【184】（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
【185】（乾隆）《天津县志》卷9，盐法志。
【18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87】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王完山东长芦行盐疏》。
【188】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王完山东长芦行盐疏》。
【189】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王完山东长芦行盐疏》。
【190】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王完山东长芦行盐疏》。
【191】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王完山东长芦行盐疏》。
【192】（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93】（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94】（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195】（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天津政俗沿革记》卷6，田赋，地丁四，杂课。
【196】（明）刘斯洁：《太仓考》卷8，水次仓，天津卫库；（雍正）《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天津政俗沿革记》卷6，田赋，地丁四；（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97】（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198】（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9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20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20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202】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记载其征法：“国初摊丁于地，按亩征银”当不甚确切。
【203】（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
【204】“康熙七年，于酌省存留钱粮案内，部议盐院、运司、运同、运副、运判心红纸张银及门皂等役工食银量留足用，其余全裁；康熙十四年，部议捐裁运司、运判俸银，心红纸张并役工食银暂行减半”（参见〈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205】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206】长芦各盐场多称“镬总”，等同于有司之里长。
【207】《明史》卷80，食货四。
【208】《万历疏钞》卷27，《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弊以禆国计疏》。
【209】《明经世文编》卷155，《拟处置盐法事宜状》。
【210】《明经世文编》卷155，《拟处置盐法事宜状》。
【211】《明经世文编》卷155，《拟处置盐法事宜状》。
【212】张泰交：《受祜堂集》卷4，视鹾，《饬场员牌》。
【213】《万历疏钞》卷27，《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弊以禆国计疏》。
【214】《万历疏钞》卷27，《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弊以禆国计疏》。
【215】《万历疏钞》卷27，《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弊以禆国计疏》。
【216】当然，灶户之间也存在贫富、等级，如清代萧欣山《十等灶户》描述道：“一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商当走狗，全为自己有。二等灶户富家翁，不等盐款就上工，常年乐融融。三等灶户卖‘久大’，不等年终就发价，新老盐剩不下。四等灶户当军师，见了盐款任意支，帮喝又帮吃。五等灶户跳了槽，自晒自卖自逍遥，盐商管不着。六等灶户逞英豪，找着灶首就不饶，好似老鼠见狸猫。七等灶户真松蛋，找灶首不见面，趟趟白蹲店。八等灶户怕惹祸，守着盐坨干挨饿，脚步不敢错。九等灶户晚驳盐，天寒水浅难雇船，充公在眼前。十等灶户卖盐滩，有几副一盘端，新老债还不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8页）。
【217】《明史》卷80，食货四。
【218】《明太祖实录》卷159，洪武十七年正月辛亥条。先是，各运司工本情况为：两淮、两浙盐每引官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广东、海北、山东八百文，四川七百文，福建每引上色者七百文，下色者六百文，此时，令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工本，每引均给钞二贯。
【219】袁黄：《宝坻政书》卷10，边防书。
【220】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
【221】《明英宗实录》卷207，景泰二年八月己巳条。
【222】关于明代之役，《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阐释为：“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223】（乾隆）《长芦盐法志》卷9，赋课下；（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22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225】《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226】《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227】《明世宗实录》卷166，嘉靖十三年八月癸丑条。
【228】《万历疏钞》卷27，《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毙以禆国计疏》（姚思仁撰）。
【229】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189页。
【230】章潢：《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源委》。
【23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作咸第5卷，《海水盐》。
【232】《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233】（嘉庆）《长芦盐法志》卷5，盛典。
【23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235】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
【236】周庆云：《盐法通志》卷37，场产十三，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