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失窃与篆刻兴起——宋代书画作伪研究之二
国库失窃与篆刻似乎不该有什么内在联系，然而在宋代，二者恰恰有着紧密的联系。事情发生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少府监向朝廷报告说，近来得到篆文官王文盛奏状称，在京城三司粮料院，常常有人伪造印记，印成旁历（按，指盖有印章的空白证明，可备随时填写数目，冒领所需物资），盗领官物。这无异于硕鼠把粮仓钻出个大洞，粮食不停地外流。一方官印居然关系到国库安危，逼迫朝廷不能不采取措施了。防伪成了当务之急。篆文官王文盛请求朝廷铸造难以仿造的官印：“欲乞铸造圆印三面，每面阔二寸五分，于外一匝先篆年号及粮料院名，计十二字；次一匝篆寅印十二辰，亦十二字；中心篆正字，上连印钮，铸成转关，以机穴定之。用时逐月分对，年终转逮十二月，自寅至丑，终始使用。所有转关正字，次月转定之时，令本院官封押，选差人行使其印。遇改年号，即令别铸。”朝廷采纳了王文盛的建议。后又命知制诰邵必、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必、唐皆通篆籀，他们对王预订的周密的方案亦无所釐改焉。【106】
南渡之后，欺伪犹未能革，国库资财被冒领的事仍时有发生。迫使朝廷改铸各级新印，“旧印非当用者，毁之”【107】。
宋代篆刻的发展，不能完全归功于朝廷防伪，书画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篆刻艺术，即由工人之技向文人之艺过渡。那么，宋代篆刻艺术发展经过怎样的历程呢？
据文献记载，西周时凡通货贿司市以玺节出入之。印成于秦，秦始皇独称玺。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秦汉私印多以玉、石。汉官私印俱用“拨蜡铸”（即先雕刻蜡模，外面用泥作范，熔金属注入泥范而成），“其用也止以调遣文书、杜奸盟而已”。“迨时易代迁，即王公将帅所绾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视，至布衣稽古之士图书鉴赏，一有私记，辄摩挲勾画，以之定往哲之伪真？？足信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108】。秦汉印文多模拟先秦钟鼎款识，“巧者或伪为以眩世，至古印之传于今，则伪者意虑所不及，为之亦终不似，盖其繁简相参，布置不紊，神存模画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则晁克一、王球、颜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则吾丘衍、赵孟。各著有谱录。惜乎志经籍者略而勿道也”【109】。宋以后，私印之风起，方寸之内，各显风韵。形式风格丰富多彩。“其用缄封，刻之于章者，其文陷。盖以规于蜡取诸凸出而隆起以有节，故谓之印；明显而大者则谓之章；文之繁数可观也谓之玺；其文之象形者谓之图；范于笔、墨于绳尺也谓之书。后之人私识其姓名谓之私印，其镌为斋堂馆阁之名而记于图史书籍者谓之图书记。作者不一其人，传者不一其妙，余尝取而类之：其高深者，文明者，奇古者，平易者，精而杰者，神而矫者，质朴者，闲都者，疏劲纤缀削直华美者，侠而举者，温而秀者，细而如缬者，巨而如椽者，小如粒者，大如斗者，阴阳相间疏密相违者，段厓绝壁印泥画沙者，警者，绥者，端绚者，绸缪者，一低一昂者，半让半侵者。至于渐老渐熟平淡无奇，则斯道之极构也”【110】。
一、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
东汉刘熙《释名》云：“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系指一般的物品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云：“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由此可见，隋代以前书画收藏尚未以印记作为鉴识的标准。而进入唐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历代名画记》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记》，在记述他所见诸多公私印记后说：“已上诸印记，千百年可为龟镜。”“皆是鉴识宝玩之家印记，并可为验证。”“此外更有诸家印署，皆非鉴识，但偶获图画便即印之，不足为证验，故不具录。若不识图画，不烦审验印记。虽然，自古及近代御府，购求之家，藏蓄、传授、阅玩，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记，乃是书画之本业耳。”足见唐代书画界是如何重视印记了。只可惜篆刻印人未见留名，使后人无法具体考察唐篆刻的具体情况。
宋篆刻印人流传姓名者不下数十人。大体分为两类：技术官、官僚文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修养。宋祁（998—1001年）《致工篆人书》云：
足下自谓工篆，而自知六书，抑扬其意则可，若曰恐世人指以为艺，胡自信不厚耶？工篆而不知意，艺也；待诏于翰林者是已；工篆知意，儒者学也，扬（雄）、许（慎）、蔡（邕）常兼之矣。足下胡不晓人之未晓，反以人之不晓而自晦其晓耶？【111】
从文意分析，宋祁在开导一位从事宫廷篆文治印工作的文人（或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技术官），此人有些自卑，怕从事“工篆”被人指为“艺”而遭轻视，宋祁充分肯定他的工作，并赞扬他的修养。宋祁无形中提出了“艺人”与“学者”的区别，“艺人”篆文治印，可能技术很熟练，但对其内容缺乏深入的理解。“学者”在篆文治印时，表面看与艺人无甚差别，但他们对其内容有深切的理解（“自知六书”）。
宋职官文思院下专设有“铸印司”，“铸印司，篆文官、副篆文官各一人，铸印司工匠三人，造作工匠三十三人。”【112】根据《宋会要辑稿·舆服六》及《宋史》卷一百七《舆服六·宝印符》等文献记载，参与篆文之一的文人有：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113】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三月十六日（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皇帝受命宝下文思院少府监修制，参知政事王曾书其文。英宗即位，欧阳修篆文八字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十二日（时哲宗即位未改元），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114】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十一月三日，诏刻“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宰臣陈执中书。【115】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90年）十二月十六日诏册命皇后，其宝文以“皇后之宝”四字为文，篆宝文同知枢密院事葛邲。【116】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十一日，礼部太常寺言，今讨论到皇太子受册合行典礼下项一依礼例，宝文合以“皇太子宝”四字为文，诏并依十六日诏皇太子册宝，差礼部尚书刘章撰、户部尚书曾怀书、工部侍郎胡铨篆。【117】皇祐五年（1053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118】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崩，英宗立。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119】政和七年（1117年）从于阗得大玉逾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宝，赤螭钮，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篆以虫鱼，制作之工，几于秦玺。其宝九寸，检亦如之，号曰“定命宝”。合前八宝为九，诏以定命宝为首。且曰：“八宝者，国之神器；至于定命宝，乃我所自治也。”【120】
有关历代印制及宋代用印情况，《宋史》卷一五四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印制。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惟尚书省印不涂金，余皆涂金。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涂金。余印并方一寸八分，惟观察使涂金。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长七寸五分，诸王广一寸九分，余广一寸八分。诸王、节度、观察使牌涂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其奉使出入，或本局无印者，皆给奉使印。景德初，别铸两京奉使印。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士庶及寺观亦有私记。
乾德三年（965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太宗雍熙元年（984年）诏新除汉南国王钱俶印，宜以“汉南国”为文。四年，诏钱俶新授南阳国王印，宜以“南阳国王之印”为文。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赐山前后百蛮王诺驱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王之印”为文。景德四年，铸交阯郡王印，制安南旌节，付广南转运司就赐之。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是岁七月，帝览河西节度使、知许州石普奏状，用许州观察使印，以问宰臣王旦。对曰：“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使缺则纳有司；观察印，则州长使用之；州印，昼则付录事掌用，暮纳于长吏。节度使在本镇，兵仗则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书状，用节度印；田赋则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书状，用观察印；符刺属县，则本使判书，用州印。故命帅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言军，则专制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其风俗；言刺史，则莅其州事。石晋独书奏章，当用河西节度使印。”
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少府监言：“得篆文官王文盛状，在京三司料院，频有人伪造印记，印成旁历，盗请官物。欲乞铸造圆印三面，每面阔二寸五分，于外一匝先篆年号及粮料院名，计十二字；次一匝篆寅印十二辰，亦十二字；中心篆正字，上连印钮，铸成转关，以机穴定之。用时逐月分对，年终转逮十二月，自寅至丑，终始使用。所有转关正字，次月转定之时，令本院官封押，选差人行使其印。遇改年号，即令别铸。”诏有司定夺以闻，三司请如文盛奏。后又命知制诰邵必、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然亦无所釐改焉。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诏内外官及溪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元丰三年（1080年），广西经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贡银、香、狮子、马。遂赐以印，以“西南诸道武盛军德政官家明天国主印”为文，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赐之，仍诏经略司毁其旧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曰“礼部贡举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是岁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随葬，不即随葬而行用者，论如律。
中兴仍旧制，惟三省、枢密院用银印，六部以下用铜印，诸路监司、州县亦如之。寺监惟长贰给焉，属则从其长。若仓库关涉财用，司存或给之。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或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则纳于有司。后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新进士置团司，亦假奉使印，结局还之。此常例也。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乾道二年（1166年）礼部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四年，兵部侍郎陈弥作言：“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而胥史用于户外，或借用于他厅。近有伪为文符、盗印以支钱粮者，有伪作奏钞、盗拆御宝而改秩者，皆慢藏有以诲之。”诏三省申严戒敕。绍熙元年（1190年）礼部侍郎李口言：“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
绍兴十四年（1144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记，年深篆文不明，非进呈取旨，不得改铸焉。”时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即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查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查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三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蕃国效顺者，给以铜印。安南国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国王之印”六字为文，方二寸，给牌，皆以铜铸，金涂。西蕃陇右郡王赵怀恩乞印，以“陇右郡王之印”为文给之。宜州界外诸蛮乞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为文，凡六十四颗给之。其后文武百司节次所铸，不备载。
朱记，同旧制。绍兴二年（1132年）始铸亲贤宅、益王府铜朱记。二十七年，改铸建康户部大军库记。三十年，铸军马司统制、统领官朱记。三十二年，铸邓、恭、庆王直讲、赞读朱记。隆兴元年（1163年）铸都督府佥厅记，又铸寄樁库记。二年，铸户部大军库勘合库子记二钮，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乾道二年（1166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淳熙十六年（1189年）铸建康榷货务中门大门之记。凡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用木者，易之以铜。【121】
二、定品级鉴真伪——篆刻印记之用
宋书画家在不同档次的作品上签盖不同的印记，以示区别。米芾《画史》云：
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印、平生真上印、米芾秘箧印、保晋书印、米姓汉摹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虽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122】
《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储藏》记载宋代皇帝御书、宫廷所藏商周以来铜器、历代书画后，总结道：
以上图画，庆元五年（1199年）十一月秘书监杨王休札子：‘契勘本省见有图画，倂准御前降下收藏。其间有用御宝者，固已昭垂，内有不曾用印记者，窃虑久后有换易之弊。欲乞从朝廷指挥，许令本省编定目本，赴都堂请印，庶几他日可以稽考。’朝旨从之。至嘉定三年（1203年）六月，并用堂印毕，仍于画背用秘书省印为识。【123】
后人以印记分辨书画即成为主要方式。南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云：“李西台古篆并行书《风后庙碑》，甚佳，驸马都尉王晋卿家物也。王名诜，字晋卿，今印文乃用进。盖字通用。又一印文：晋卿玩珍，如此位置，好奇之过也。”【124】又云：“李伯时《山阴图》：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像，并题小字，是米老书。缝有睿思阁小玺，并米印，上题：‘南舒李伯时为襄阳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绍兴小玺。”【125】《铁网珊瑚》古画辨云：“郭熙画于角上有小熙字印，赵大年、永年则有大年某年笔记、永年某年笔记（记即印），萧照以媉名作石鼓文书，崔顺之书姓名于叶下，易元吉书于石间，王晋卿家藏则有宝绘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审定真迹篆印，或用团印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则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陈简斋（与义）则有无住道人印记，苏武功家则有许国后裔、苏裔国老等印，东坡则用一寸长印文曰赵郡苏轼图籍，吴傅朋则曰延州吴说袖印。”【126】
三、权威印记，标明身份
一件书画作品，其历史身价如何，看作品上有无公私权威印记便可猜测一二。如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王维捕鱼图，单小直幅，徽宗题，前有双龙玺印，后有大观、政和二玺，明昌七印。上作冈阜古木，全如李成所画，下作数舟阅溪取鱼，人物甚佳。”后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作品，因为上面不仅有徽宗题款，还有皇帝的御玺若干，曾经取得北宋皇家的青睐。又佚名《清江九华图》一卷，画秋浦两岸，林木楼台，极其精细，全类燕文贵。后有石林二印，石林艺文隐居世宝、及秦伯和叔印、秦氏伯和章。口卷（按，指已装裱的卷轴）有建炎谏院之印、绍兴诸王宫学朱记宗学之印、御史台六察之印、建炎御史台吏察并户礼二察印，后有刘须溪辰翁跋。【127】我们从画面钤有诸多官方印记和名人题款，也可看出此作品的重要性。
当然，无论是官印还是私记，都是可以伪造的。这在宋代已屡见不鲜。越到后来越难分辨，因为不熟悉。比较而言，仿造官印更困难，因为比较复杂，特别是繁杂的篆书或鸟虫篆，仿造容易露破绽，今存日本的《二祖调心图》（局部款印一）上的“建业文房之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明显可以看出是后人伪造。当今书画拍卖市场，由于电脑的介入，印记造假则更为容易，分辨书画真伪，就不能仅以印记来判断了，必须作综合考察。
《艺术百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