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代，我见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毅士所绘的《长恨歌画意》三十幅，用水墨画法，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形象化又复系统化全部渲染在素纸上，什么《春寒赐浴华清池》、《骊宫高处入青云》，以及《金屋妆成》、《玉楼宴罢》、《渔阳鼙鼓》、《惊破霓裳》、《花钿委地》、《君王掩面》、《行宫见月》、《夜雨闻铃》、《鸳鸯瓦冷》、《翡翠衾寒》、《仙袂风吹》、《含情凝睇》等等情节，应有尽有，把史诗成为史画，以照相玻璃版，印在宣纸上。我展阅之余，如游贾胡之肆，光怪瑰玮，为之目炫神醉。初不知李毅士为何许人，直至和陈昌钊同执教于某校，始悉昌钊为李毅士的女婿，既而又从昌钊得识李宗真，那便是李毅士的爱女，在多次晤谈中，这位融汇中西绘画的先驱者，跃然涌现在我头脑间，成为我写人物传略的资料。
李毅士名祖鸿，清光绪丙戌七月初六日生于江苏武进的书香世家。其父李宝璋，字榖宜，同治十二年举人，曾任浙江候补道，擅丹青，又工诗，著有《待庵题画诗》《毗陵画征录》，毅士为宝璋继室汪氏所生。那位著《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伯元不是名宝嘉吗？宝嘉即宝璋之弟，以辈分来谈，李毅士当然是李伯元的侄子了。李伯元的几笔花鸟，清妍疏秀，载于魏绍昌所辑的《李伯元研究资料》中，为有目所共赏，李毅士的画名更震及海内外，都是受到李宝璋的影响，可谓家学渊源了。
毅士幼年即喜绘画，一般孩子，跳荡玩弄，他却躲在父亲的书斋中，执笔乱涂，飘花坠叶，残水剩山，居然有些意致，继而勾勒衣带，也就具人物的雏形。他的父亲瞧到了大为嘉许，加以熏陶，所以他的私塾同学呼之为“小画师”。他听到这个称号，更为兴奋。此后阅览稗史小说，书中的英雄美女、雅士高僧，一经他的点染，无不栩栩如生，每有所作，同学竞相夺取。
毅士不仅耽于绘事，而且胸怀大志。十四岁，肄业浙江求是书院和丁文江(后为地质学家)、庄文亚(后为经济学家)相切磋。有鉴于清廷政治的腐败，民族的衰亡，颇思学习些西方的科学文化，以图复兴中华，挽回危局。十七岁即东渡日本，学政治法律，时丁、庄二同学亦在东瀛，觉政法非所爱好，相约同去英国，半工半读。时日俄战争爆发，日船均作军用，停止载客，不得已，买德国船票，票价之昂，倍蓰于日船，但为了偿其志愿，致倾囊以购。途经新加坡，同船某留学生上船就医，不期遇到了孙中山，道及他的志愿和困境，中山先生即加以资助，并写一介绍信给他们带往英国晤见吴稚晖。到了英国，为了读书，不得不半工半读。他在北爱尔兰的格拉斯哥城一家木工作坊，学习木工技术，为木匠送货打杂。由于他干活尽心竭力，博得木匠的欢心，同时他又在木器造型上，加以美化，既有实用价值，又饶艺术意味，为雇主所乐购。他进的是格拉斯哥的美术学院，专习西画，受到严格的基本训练，系统地学习美术理论和美术史。他经常去博物馆参观绘画展览，在木工场劳动之余，不废笔墨，临摹创作，几忘寝食，成为该校的唯一中国留学生中的高材生。他还到过法、意、比及荷兰等国美术馆，遍观古典画幅，以广其眼界，高其造诣，这是他生平最得力处。他毕业名列前茅，再进大学物理系，打通科学和艺术的一条致用大道。回国后，被聘任主持理工学院。翌年，北大成立书画研究会，他和徐悲鸿、陈师曾同任黑白画导师。既而，北京美专成立，陈师曾任国画教授，毅士任西画教授，并兼北京高等师范西画教授。那位编《中国画家大辞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俞剑华，即是陈师曾和李毅士的高足，桃李菁莪，门墙称盛，剑华仅此中之一而已。
北京创办《绘学杂志》，载李毅士的口述文章《西画略说》，陈师曾口述文章《绘画源于实用说》，徐悲鸿复撰了一篇《中国画改良论》，都是有创见的。
李毅士三十五岁时，与留日台湾籍画家王悦之、留法河南籍画家吴法鼎等二十多人组织阿普罗学会，传播西画艺术，举行二次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
上海的美专，是刘海粟办的。海粟的确称得起“少年老成”，十七岁即任美专校长，难怪康有为认为主持校政的，一定是位硕德耆宿，通信称他为“海翁”，及至相见，始哑然失笑。当时，海粟请毅士来沪任美专教务长，并教透视学，使学生用观测实物的法则施之于绘画，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他有感社会美术工艺的贫乏，乃向戚友等筹措资金，在南京路开设上海美术供应社，销售各种美术用品，附设美术服务部，如广告、幻灯片、画人像及装潢设计等，并在家开培训班，培养美工，这些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李毅士一生从事美术教育。他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工艺科技法理论教授，仆仆奔波于沪宁道上。既而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礼聘他为该校教育学院艺术科西画教授兼主任；大约过了二年，又兼在该校工学院建筑系西画教授。当时，教育部举办全国美展于上海，这是第一次。他被聘为总务委员和作品选检委员，与何香凝、江小鹣、叶恭绰等通力合作。他的三十幅《长恨歌画意》，即在这次展出，和世人相见，蔡元培、于右任都题了词（此图经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香港至善斋翻印，原稿由毅士子女捐赠上海文化局，后来转归中国美术馆收藏）。张乃燕校长原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出任比利时公使，特请毅士绘《万国衣冠拜冕旒》、《岳飞与牛皋》，《霓裳羽衣舞》三帧巨幅油画携带出国，作为礼品，赠给比国当轴，深得国际人士赞誉。未几，毅士被聘任建设委员会委员，拟派赴欧美考察，并在欧举行个人画展，但毅士谦抑为怀，认为会中济济多士，我不当谬列一席，谢未成行，这样退让贤路，也足风世。
他一度因车祸伤腿，医疗年余，始得策杖而行。及“八一三”抗战军兴，他安排了妻子，单身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他步履不便，又患鼻病，还多次患疟疾，且常遭敌机轰炸，生活非常艰苦。而中大情况复杂，他辞谢教授职务，移居华岩塔院，与老僧为伴，开始作卖画生涯。他在家信中写道：“每夜独坐孤灯下，思念家人之心更切，然心颇泰然，只要一笔在手，即可为抗战出力，我不必求人，可以卖画为生。”又云：“山河光复之日，便是全家团聚之时。”爱国思想溢于字里行间，可惜这些家信，没有保留下来。
他始终没有回来，所谓全家团聚，成为泡影。他是逝世于桂林的，能不使家人布奠倾伤哭望天涯啊！谈到他赴桂林，有些小曲折。有一天，一位北大老友秦汾来访毅士，知道他生活拮据，此后时常介绍友人来购画。某次，又介绍白崇禧秘书来购画若干幅，白氏见到毅士的画极为欣赏，专函约请赴桂。毅士犹豫不决，在秦汾及其他亲友劝导敦促下，始应允并携带了自己的许多作品前往桂林。这是一九四二年，他年五十六岁。到了桂林，由当局殷勤接待，他很高兴，便去阳朔等名胜处写生。他在家信中写道：“饱览祖国锦绣山川的风光，心怀极畅适。我真想多作画，但深感体力不支。”不久，果然因病住进医院。这时，敌机频频空袭，虽缠绵床笫的病人，也须担架躲进防空洞。他在这样劳顿之下，病情转恶，竟于五月二十四日遽而离世。可以这样说，毅士的死，死于病，也死于敌。桂林曾举办了他的遗作展览，但他的噩耗，隔了两个多月，才为上海家人获悉。他的遗物，直至抗战胜利后，转到家人手里的仅有几件未完成的画稿。至于《长恨歌画意》，幸存上海，免于劫数。他的后人李宗真、李宗善、李宗美，追溯先人的往迹，撰了一个年表，以留鸿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