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了解每个属下的具体情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以及别人的介绍等，对人才有个综合的评价和认识，然后给他们安排最适合的工作。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人才的合理配置，用最少的人，完成最多的事。
多种方法重用人才
武则天广开科举，令官民举荐，但仍然害怕有贤能遗漏，便派出巡抚使到全国各地考察政治，选拔人才。天授元年，武则天刚一称帝，便派人到各地搜罗人才。年底１０道巡抚先后回京，引荐了不少人，连教书的先生、落第的读书人都被举荐了。
公元６９２年春天，武则天亲自召见诸巡抚所推荐的人才，不论贤愚，一律按照经历、能力分别试任官职，实行试用官制度。才能高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等官职，称为试官；差一些的试用为员外郎、会议御史、补阙等官职，称为员外官。试用合格后再正式委任。凡引荐之人均予以位置，正员数额不足，又广置员外官，于是朝廷一度出现了高级官员比下级官员多的现象。不过不称职者很快就会被罢黜，或加刑诛。由于武则天明察善断，所以当时英贤竞相为她所用。６９７年，吏部有员外官员数千人，储备了大批的后备力量。
另外，武则天还召集“北门学士”，创设铜匦，开办“南选”。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与政权时，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分宰相之权，以修书为名广召文人学士进入朝廷，组成智囊团。著名的有刘帏之、元万顷、范履冰等文坛高手。这些人很多是关东、江东的庶族地主，由于从北门出入，所以当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他们不仅研习诗文，还干预朝政。这些人才华超群，刘柿之后来还被擢升为宰相。为广开言路，公元６８６年，武则天还命人在皇宫前设立东南西北四个意见箱，东面的称作“延恩”，南面的称作“招谏”，西面的称作“伸冤”，北面的称作“通玄”。武则天专门派大臣掌管这四个意见箱，这对善察民情、考核官吏、选用贤能之士起了很大作用。
南方官员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中不乏大智大勇之入，就给武则天上书，请求一视同仁，予以委任重用。这样做既有利于朝廷统治、国家稳定，又可为皇上树立名声，两全其美。武则天非常重视，遂颁发一道《南选》诏令，规定四年一度把士人首领中清正廉明、五品官以上者充实选补。这就使岭南、福建等偏远地区的大批士人也能贡送赴考，选拔那里的中小地主阶级人才，为国效力。《南选》诏令确定了任用少数民族官员的制度，这是武则天的首创，也是她政治上的一大功绩。用人点拨广辟用人之道，多渠道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一个政治家，只有求贤若渴的精神，有任人唯贤的路线，有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胸怀还不够，还要有一双善于识人的慧眼，即懂得用人之道。
唐玄宗重用张嘉贞
公元７０５年，武则天病重，中宗复唐即位。五年后，中宗死，睿宗复位。又过两年，睿宗让位给自己的儿子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唐玄宗见为三朝皇帝尽职尽责的张嘉贞多才，也很器重他。当刚刚归附唐朝的几个突厥部落再次反唐时，张嘉贞提出设置天兵军监护的计策，唐玄宗采纳他的建议，封他为天兵统帅。
不久，有人告发张嘉贞在天兵军中“克扣军饷，招兵买马，许某造反”。玄宗亲自调查后，发现此纯属诬告，要将诬告者处死。张嘉贞不同意处死这个诬告者。他说古代英明君主，提倡平民百姓议论朝政。议论自然有正确意见，有错误意见，也有诬告。为政者只能发扬优点，改正错误，有错即改，没有错误也应该引起注意。对有意诬告者只能依法惩处，不能处死。对由于不知实情而无意诬告者，不予追究。这样，才不会闭塞言路，让为官者经常听到真实情况和群众意见。
唐玄宗采纳了张嘉贞的意见，撤除了处死诬告者的命令，见张嘉贞胸襟开阔，不计私愤，将他提升为宰相。用人点拨无论是武则天还是唐玄宗，他们在用人的问题上都是很明智的。虽然张嘉贞犯过错误，但是他真的有才，就该给他机会再次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对于像张循宪这样能够举荐贤才的人，更加予以嘉奖。作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属下能够给他推荐人才，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团体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进步。
李隆基用被流放的张说为宰相有一次，老臣们向唐玄宗讲了一个武周时期一个被流放的人的故事。这个被流放的人，名叫张说，原是忠臣魏元忠部下的官员。早在魏元忠担任洛州刺史时，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名下一个仆人在洛阳城里仗势闹事，魏元忠把这个仆人抓起来，一顿板子将他打死了。
不久，魏元忠当了宰相。武则天要把张易之的弟弟张昌期任命为长史。一些大臣为了讨好武后，无不赞成。唯有魏元忠不同意，说他缺德少才，担任不了这个要职，武则天也不好坚持。
为了这两件事情，张易之对魏元忠恨得要死。于是千方百计的陷害他，多次在武则天面前诬告魏元忠有反心。他对武则天说：“魏元忠有野心，他经常在背后说你老了，又是个女流之辈，不如早点让位给太子好些。”
武则天信以为真，果然令人把魏元忠抓起来，打入监狱。武则天亲自审问魏元忠，魏元忠当然死死咬定没有这件事情。武则天见问不下去，只好暂时收场。并通知张易之做好准备，让他下次审讯时亲自与魏元忠对峙。
张易之诬告心虚，怕辩不过魏元忠。他偷偷地找魏元忠部下的官吏张说帮忙，要他提供假证据。他对张说说：“你是知道皇上很听我的话的，只要你在皇上面前揭露魏元忠的罪行，我保证日后提拔你。”张说当然不会为了自己的升迁而做这种没有良心的事情了。但他想如果不答应，不仅自己迟早要遭到陷害，更重要的是如果张易之找个心腹的人做假证，那么魏元忠就必死无疑了。因此，他将计就计答应了这件事情，他想趁见到武后的时候，亲自揭发张易之的丑恶，保护魏元忠。
第二天上朝，张易之在武则天面前，当面指控魏元忠说反话的事。魏元忠当然说什么也不承认了。张易之随即满有信心地摊出张说这张牌。他对武则天说：“请陛下审问魏元忠的部下张说吧。他亲耳听到魏元忠说那些反话。”
武则天就宣张说作证。张说神态自若地说：“陛下，臣确实没有听到魏宰相跟任何人说过那些反话，只是昨天张易之要我今天来诬告魏大人的。他还说只要我帮助他提供假证据，他保证要陛下提拔我。”
张易之气急败坏地叫起来，大骂张说是魏元忠的同犯。武则天这才知道原来魏元忠是被冤枉的，随即释放了他。武则天当然不忍心处罚张易之了，只是为了让张易之有个台阶下，以张说出尔反尔为由，将张说流放了。
唐玄宗专心致志地听完老臣们讲的这一扣人心弦的故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说：“好一个不与贼狼狈为奸、陷害忠良的张说，振兴大唐就是要这样敢说实话的忠臣。”
唐玄宗随即召见被流放多年的张说，恢复了他的职务。过了一段时间后，唐玄宗见张说不仅忠正不阿，且有识有才，将他提升为宰相。用人点拨这个故事说的是张说拒提假证，保护忠良的故事，实际上是反映了对作假拒假的两种用人态度。在武则天手里，向张说索取假证，陷害忠良的张易之继续被重用，而拒提假证，保护忠良的张说却被流放。而在唐玄宗那里，提升了拒作假证的张说为相。
当今我们十分重视人才的实际能力，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领导者看不清某些人的真正面目，或者被某些人所迷惑，以至于不用忠良，而偏信小人。规劝那些领导者们，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擦亮自己的眼睛。
唐明皇容得韩休
虢州是唐明皇巡视洛阳重镇的必经之地。玄宗每次带着大队人马路过这里的时候，虢州百姓都要为这些御马征派大批草料，群众为这一额外负担敢怒不敢言。
虢州刺史韩休为此事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朝廷为百姓免去这一负担。当时宰相张说认为草料事小，驳回了这道奏章。以后，由于唐玄宗去洛阳的次数过多，群众为这一负担的怨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竟然自己耗资甚至变卖财物和儿女去外地购买草料来应付御差。韩休实在忍无可忍，为此上了第二道言词比较尖锐的奏折。
韩休的这份奏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朝廷人马一次经过虢州，百姓送一次草料不要紧。但是，长安是京都，洛阳是重镇，皇上巡视洛阳是经常的事情。百姓每次都送草料，确实难以负担。目前，很多百姓为了这一负担耗资到外地买草料，有的由于拿不出钱，被逼得只好卖儿女。这样长期下去，将有官逼民反之日。失民心者将要失天下，恳求陛下三思。”
张说见这道奏章吧问题说得那么严重，便将奏折呈给了唐玄宗。唐玄宗觉得这不是小事，随即下令取消虢州百姓这项额外的负担。他听张说讲这是韩休第二道奏折，便说：“难得韩休直言进谏，真不愧为百姓的喉舌，朕之耳目。这样的人多一个，朕就可多知民情，多听到民声，多一份清醒。”
公元７３３年，宰相裴光庭病重。唐玄宗在悲痛之余，考虑宰相接任的人选。
刺史韩休早年为草料的事连写两道奏折的事他还记得。他从那次事情发生后，人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他不仅直言敢谏，自己也很廉洁勤政，深得民心。他想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事无巨细的敢谏贤士放在自己的身边，今后连区区小事也有人提醒，那就等于身边多了一面镜子。他越想越觉得韩休是接任宰相位置的最合适人选，于是便让韩休接替了裴光庭的宰相职务。
韩休上任不久，立即显示了他事无巨细的敢谏精神。在他的直谏下，唐玄宗撤换了以为贪赃枉法、欺上压下、骄奢淫逸、仗势欺人的宠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而且，唐玄宗滥设宴的事也被韩休管起来。唐玄宗曾说：“朕有韩休这样的宰相，大事小事都有人提醒，我就可以少犯过失了。”用人点拨韩休为了百姓过重的草料负担向皇上上了两道奏章，玄宗认为这不是小事，认定了韩休是事事关心人民疾苦的贤才，遂任命他为宰相。其实，小事有时也可以酿成大祸。对于像韩休这样关心领导小节之短，处处为领导着想的人，难道不该重用吗？
作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有的时候你的手下可能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你也不要忽视他，也许他工作比较认真，或者像韩休这样能够处处为你着想，为你提意见，这样的人一样可以重用。
救时宰相
公元１７３年，唐玄宗李隆基打算任命姚崇为宰相，派人召他到行宫。姚崇来到时，唐玄宗正在打猎，经人引见后，唐玄宗很赞赏姚崇的才学，当即拜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办事精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都兼任兵部尚书，对边境军情、武器装备、弹药粮草的实况，都了如指掌，默默记在心中。唐玄宗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励精图治，常常与姚崇商讨国事，姚崇应对敏捷又都合玄宗的心意，而其他官员却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唐玄宗因此对姚崇特别赏识，任。姚崇请玄宗压制掌权者和皇上宠爱的人，珍惜官爵不滥予人；鼓励臣下批评，免去各地的朝贡，对臣下要以礼相待，玄宗都一一采纳。
公元７１４年春天，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诏：“选择德才较好的京官到外地去当都督、刺史，让有政绩的都督、刺史到京城来做官，上下交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公元７１５年，山东发生大蝗灾，老百姓有的到田边地头烧香磕头，设祭坛祈求苍天开恩，却不敢捕杀蝗虫。姚崇给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请派御史去监督各州县捕杀蝗虫。有人议论说，蝗虫太多，简直消灭不完；唐玄宗听了犹豫不决。姚崇说：“现在蝗灾遍布整个华北以东的地区，黄河南、北的百姓到处流亡，怎么可以看着蝗虫毁坏庄稼而不捕杀呢？即使消灭不完，总比任其危害成灾要好吧！”唐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
姚崇曾因为死了儿子，而请假十多天回家去料理丧事，政事积压了很多。另一位宰相卢怀慎决断不了，诚惶诚恐地向玄宗报告。唐玄宗说：“我把天下的大事都委托给姚崇了，你当好陪衬就好。”姚崇回到朝中后，很快就把积压的政事处理完了，不禁有些得意，他问一位叫齐浣的官员：“我当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呢？”没等齐浣回答，姚崇又说：“与管仲、晏婴相比如何？”齐浣说：“管仲、晏婴治国的方法虽然不能施行于身后，但前身是一直施行的。你的办法变得很快，不够稳定，从这一点说，似乎不如管仲、晏婴。”姚崇说：“那到底怎么样呢？”齐浣说：“你虽然赶不上管仲、晏婴等古代名相，也可以称得上是救时宰相了。”
用人点拨
姚崇不愧是“救时宰相”，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京官和地方官易地交流的主张。这在今天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许多情况表明，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过长，弊病很多，比如容易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助长任人唯亲的歪风，视野受到限制，观察和处理问题容易拘泥老情况、老办法，对新事物反应迟钝、不思进取等。领导者进行易地交流，不但有利于克服上述种种弊端，而且也会使干部队伍更加朝气蓬勃。
功盖主不疑，位极众不嫉
唐代宗年间，大将郭子仪掌握朝廷的重要兵权，皇帝派太监鱼朝恩作为监军跟随郭子仪的大军出行。鱼朝恩这个人是个心胸狭窄，唯利是图的家伙。他看到郭子仪手握重兵，一心想把郭子仪置于死地，自己掌握兵权。于是就处处跟郭子仪作对，在朝廷中掀起了一阵阵的风雨。他曾经趁着郭子仪戍边在外，暗地里派人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把郭子仪父亲的尸骨都挖了出来，散在坟墓周围。郭家上下气愤不已，都知道这肯定是鱼朝恩那个小人干的，于是就给郭子仪写信告诉他这件事情，郭子仪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来，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简直不可接受的。但是郭子仪并没有丧失理智，而是写信告诉家里人，此事不要声张，即使知道是谁干的，也不要找他作对，好好掩埋父亲尸骨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子仪奉皇帝命令回朝。朝廷里的大臣们以为郭子仪回来了，肯定不会饶了鱼朝恩这个小人，那时候朝廷又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了。代宗也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就亲自到郭子仪府上安慰他。郭子仪哭着说：“我在外面行军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家的坟墓，我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别人挖了，这是报应啊，我怪不得他人。”
鱼朝恩看到郭子仪这样处理这件事，心中存有一丝不安，感觉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于是就邀请他同游章敬寺，以表示友好。此时，宰相元载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也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害怕鱼朝恩会趁此机会拉拢郭子仪，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如果联合起来，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于是，元载就派人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没安好心，他准备谋杀您，您千万不要赴约啊。郭子仪手下的将士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也都认为鱼朝恩不可能就这么容易放弃和大将军作对，建议郭子仪赴约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队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