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遗址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文物证明，大约从180万年以前开始，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就有远古人类的活动和繁衍。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分三大集团、四大发祥地。三大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四大发祥地即：黄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珠江流域地区和辽河上游地区。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摇篮。山西史前文化遗存丰富。迄今为止，山西发现远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存达260余处，数量居全国第一，而且早、中、晚期自成序列，为全国仅有。
太原位于黄河流域边缘地带，与黄河流域腹地相比，远古文化不算典型。但由于太原属于山西地堑的中部，为石器时代南北两大区域的衔接部，同时又是古人类迁移扩散的通道，故而，太原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在中国北方石器时代考古以及古人类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土堂旧石器早期遗址
2000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市尖草坪区上兰镇土堂村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是太原地区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将太原人类发展史推进到了50万年之前，意义不同寻常。
土堂是太原市尖草坪区上兰镇的一个秀丽村庄，村落西倚巍峨连绵的吕梁山脉，东望宽阔平坦的太原盆地。汾河从上兰镇西北冽石口磅礴而出，绕村南流。村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因寺，寺庙内9.46米高的土雕佛像闻名全国，山门外的“土堂怪柏”为古代太原八景之一。
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土堂村北汾河右岸的黄土台地中。台地属于吕梁山脉与太原盆地接合部的山麓地带，台地前缘出露的黄土厚度约20米，黄土剖面可见五六条古土壤带。在10余米深的离石黄土顶界下的土壤层中，共发现人工石器制品20件，其中石核5件、石片1件、断块4件、砍砸器4件、刮削器2件、石球2件、石锤2件。这些石器全部为锤击法制成，加工方式为正向、反向和交互加工。制品为砾石打制，制作粗糙，器形粗大，其长度均超过6厘米。原料来自附近的砾石层，大部分为角页岩，也有部分石英砂岩和砂岩。从太原西山一带保留的上新世古河道遗迹分析，太原汾河河道形成于早更新世时期。专家由此断定土堂旧石器所在地层为新第四纪中更新世早期，该遗址的文化年代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
英国历史学家托莫比说过，“坚硬的石头保留并向我们转述了祖先的文明”。上述人类早期制造的劳动工具的出土，充分说明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太原地区人类的活动状况，把太原的人类发展史推进到了50万年之前。据发现该遗址的考古专家分析，土堂旧石器早期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进一步了解太原地区古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也为精确推算遗址存在的时间、石器制作的年代和研究太原盆地第四纪以来地质环境的变化、人地关系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
（二）古交文化
古交为太原市辖县级市，东距太原市区38公里，位于汾河上游一较宽阔的山谷内。大川河、原平河和屯兰河分别由南及西南方向注入汾河。在其河流堆积的阶地上，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多处，考古学界将其统称为古交文化。
1959年12月，在古交市（当时为古交工矿区）的汾河谷地和古交钢厂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由此拉开了古交文化旧石器考古的序幕。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器12件，均为黑色角页岩制成，包括石核4件、石片5件、二次加工的砍伐器2件、大型尖状器1件。这些石器特别是大型三棱尖状器和圆形小砍砸器，不论是形状、特点，还是制作方法，都与晋南发现的丁村文化相似。从石器出土的地层层序和堆积物的性质上观察，其地质时代相当于中更新世晚期，也与丁村文化地层相同。因此专家认定，古交文化与丁村文化为同一类型，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此后，古交又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五处：
1.王家沟遗址：1990年3月发现，出土石制品18件，均以角岩砾石做原料，器形甚大，有石核、砍砸器等。石核多数为单台面，砍砸器多由扁平砾石制作，刃缘最长者有80毫米，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2.后梁遗址：发现于1980年，出土石器459件，有石核、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这些石器的器形多种多样，颇具地方特色。
3.古交旧石器制造场：1983年7月发现，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东起古交镇，西至屯村，北到西曲，南达李家社的南北长约7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范围内。
4.石千峰遗址：1980年发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属细石器文化。这次发现共采集石器101件，其中石核6件，石片64件，其他石器31件。经研究这些细石器与下川文化关系密切，可以看出太原远古文化的发展顺序。
5.凤凰岩遗址：位于古交市区西1公里处，遗址范围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1983年7月发现。凤凰岩遗址中的石核、石片较多，其他石器较少。石制品多数棱角锐利，与地表接触的一面普遍黏有一层钙质硬壳。从石器性质和工艺技术上分析，凤凰岩石器要比丁村石器先进精致。其文化时代应晚于丁村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地质时代约处于晚更新世的后一阶段。
古交文化旧石器遗存，不但地点多，而且内涵丰富，加之从原料到类型乃至形态，和丁村文化相比，都有着较多的一致性，说明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位于汾河流域的古交，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曾是远古人类集中从事劳动和生息的场所[2]。
（三）义井文化
太原地区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20世纪50年代，在太原市西南的义井村（今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办），考古工作者发现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类型的遗址，1991年再度调查发掘，出土文物计有：高57厘米、腹部饰菱形花纹的彩陶罐，蓝纹红陶双耳罐，绳纹灰陶罐以及彩陶钵，还有石铲，石斧，陶刀，陶镰，陶球等劳动工具[3]。特别是出土了原始的吹奏乐器陶埙，引起了考古专家和音乐史专家的高度重视。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的，用以诱捕猎物，随着社会的进步，被当成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按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旋律的乐器。音乐史专家根据义井文化遗址出土陶埙的测音结果推断，在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时期，我国的五声音阶已经形成。这也表明了当时原始人类听觉上形成的一种初级的尺度感和模糊思维方式[4]。
义井文化遗址发现后，又在离此不远的万柏林区阎家沟、大井峪，清徐县的方山，娄烦县的山城峁等地发现了同一时期文化遗存。义井文化主要反映的晋中一带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特征，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学术界认为，该类遗存继承了庙底沟文化传统，并融合了周围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与晋南地区的同时期遗存有较大区别，颇具地方特色。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晋中及周围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存在着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义井是这类遗存最早发现和确认的地点，因此被命名为“义井文化”。
（四）光社文化
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工作者在汾河下游和运城地区作了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批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岗文化的夏商文化。这种文化类型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的光社，小店区的东太堡、狄村和娄烦县的羊圈庄、何家庄也有发现，学术界统称为“光社文化”。
光社遗址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的光社村南侧，1954年考古调查时发现，1956年对其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获得了陶器、石器、骨器等一批遗物。陶器中鬲的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形制和风格与东下冯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有较多共同点。陶鬲皆饰绳纹，鬲足为锥状实足根。除鬲之外，陶器中的生活器皿还有甗、罐、杯、盆等，生产工具有陶纺轮等，石器有铲、斧、锛、凿等，骨器有针、锥。从陶器形制风格可知该遗址属于夏文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