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行占四项之一，当然是很重要的。水行有船，陆行有车，也就解决了这个重要问题。公共车辆，载客多，行程远，又很快，更便利了群众。旧时的电车，由西人主办，分着头等厢和三等厢，后以乘客多，加了拖车，也属三等。这很使人难解，为什么有头等和三等，没有二等？这种越级是有缘由的，原来西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应坐头等厢，华人相差不止一级，给坐三等厢，藐视我国人民，这是多么气人啊！
旧上海有英法两租界，把爱多亚路(今为延安路)作为分界线，路以南为法租界，北为英租界，乘英租界的车辆，到此为止；乘客没有到达目的地，必须步行穿过马路，再乘法租界的衔接车，挤上挤下，多么麻烦。后来，总算英法两当局统盘筹划，打通了界线，才得行驶无阻。但乘客到了那儿，又须重行买票，也费一番手续。至于华界由国人自办的车辆，英法两租界始终不通气，仍没有彻底解决。
在抗战时期，市上缺乏分币，买票成了问题，这怎么办呢?便异想天开，把邮票权充币值，奈经过多人之手，邮票玷污了，即被拒不收，不得已把票面包以蜡纸，互相找兑，成为怪现状。这时物价飞涨，生活不易，我是执教的，便兼授几所中学的课，我成为车辆上的老乘客，目击耳闻，颇多笑话。我又教职业夜校，归家较晚，那时乘客寥寥，一些下班警察，乘车是不买票的，纷纷上车，往往我的左右都是警察，直把坐在中间的我，有如被监押的罪犯，为之哑然失笑。有一次，晚上从天后宫桥乘车归家，车抵恒丰路桥，卖票的驱客下车，说车要进厂不去了。乘客和卖票及司机相商，勉开一次西行车，愿给倍值的车资，居然钱能通神。又一卖票的不讲文明，动辄触忤乘客。我友董世祚，擅气功，一次登车，被卖票的推下来，并用开门的铜钥匙，在他头上叩击了一下，不意他毫不动摇，可是卖票的那击人的手，却不能动弹了。不得已，乞求挽救，他在卖票的手上轻轻一抚，才恢复了活动，他训斥卖票的下次不得如此！卖票的只得唯唯领教，同座的乘客无不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