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译文
自身品德修养这个根本问题破坏了，而想把家庭、家族、国家、天下治理好是不可能的。正像把应该重视的大事反而忽略了，本来次要的小事反而重视起来一样，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解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这是一个释放的年代，也是一个收敛的年代，这是一个放松的年代，也是一个沉重的年代。不管时空怎样转变，不变的永远是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和对心灵的淘洗。“明明德，亲民，至善”这三条总纲说得多好啊。修身养性不仅仅是口号上的，最重要的是在实践行动上，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这三条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哲人想的很周全，不但提出要求而且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方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就是解决如何去做的问题。做人做事要有理有节，进退有度。不要盲目地跟风和攀比，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若是有着远大的理想必须要有稳妥坚韧的目标，胡适曾经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辩证来看这句话，还是很有哲理的。自由并非天马行空地来去无影踪，而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诉求，容忍也并非卑躬屈膝的奴才作风，而是审时度势的自我退让，是一种风范和品格。张扬个性的年代更需要容人之量，荐人之贤。
在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时空的差别已经不再是交流的障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可是心的隔膜却越来越厚，年轻的心负载了太多沉重的负荷，以至于封闭成了最大的心魔。领先意识占据了整个社会的头脑，竞争成为时代的风向标。但在热火朝天甚至是怒目相向的跋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己的信念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人格才能有所收获。既然诗意的人生是心之所向，为什么要背负苦大仇深的虚伪面具？既然奋斗的艰辛历历在目，为什么不给心灵打开一扇放松的窗，让它好好享受人生的静美？既然永远不变的是变化，那就在变化中稳步前进吧。心灵之花需要不断地浇灌，若让它长期枯萎，生命的亮色也就在干渴中消失掉自有的颜色，心都硬了冷了，还有什么能够温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付出你全部的希望。毕竟如何在瞬息变化的当今社会保持一个淡然之心，在严酷复杂的现实中摆正自己心的位置，总比得上憔悴着折磨自己要来的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人的做人原则，今天看来仍然适用。只有将自己的素养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正确看待事物，善待别人。如果忽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而去一味抱怨社会的不公、人心的险恶是毫无意义的。本末倒置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难堪估计谁都不想重演。要想成功就得从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因为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一切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大学》包括下面所讲的《中庸》的精神内核，也是儒学最重要的哲学理念，换句说就是“道”，不过到底什么是“道”呢？概括来说就是需要遵循的规矩、法则，是心中的理念信仰和做人的诚意。
活学活用
修身为民与荒淫自毁
隋朝的隋文帝注重修身，以节俭治理天下，做局脚床要费十两金子，于是改用直角床。在他的领导下，没有几年隋朝就人民富裕起来，国库充盈，建成威动殊俗的统一的强大帝国。而隋炀帝继位后，不重修身，听不进忠臣好的建议，荒淫无道，富强的隋帝国顿时分崩离析，这真是“一人失德，四海土崩”（《隋书·炀帝本纪》）。隋炀帝自己也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被宇文化及所杀，身死国灭，给后世人敲响了警钟。所有实行苛政暴行的统治者必然面临国破家亡的结局。
北齐文宣帝也不例外。公元550年，北朝东魏丞相高洋晋爵为齐王。东魏侍中张亮等要求进宫奏事，在昭阳殿得到接见。张亮说：“五行依次运行，有始有终。齐王盛德贤明，四方之人都归附崇敬。臣请陛下效法尧舜，禅位于齐王。”追于自己无能，东魏结束，北齐开始。高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对政治很关心，任用人才胸怀坦荡，又能依法驾驭臣下。凡有人犯法，概不徇私。朝廷内外无不肃然起敬、遵纪守法。军国大事全凭齐帝高洋自己一人决断，每次出兵打仗，都亲自上阵，并屡建奇功。然而即位不久，高洋便居功自傲，胡作非为，随意杀人。北齐中书令魏收撰写《魏书》，以自己的好恶褒贬人物。他经常对人说：“谁人胆大，敢与我魏收作对！我可以将他捧上天，也可以将他打入地狱！”《魏书》修成后，中书舍人卢潜启奏齐帝说：“魏收诬陷了一代人，其最该杀！”尚书左丞卢裴、李庶都说《魏书》编史不公正。魏收为求自保，便对齐帝撒谎说：“我与豪强们结下仇怨，恐将被他们所杀。”齐帝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即以诽谤历史罪为由，鞭打卢裴、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各二百，发配到造甲作坊充苦役。卢裴和李庶死于狱中，卢潜亦被关押入狱。时人不服，就称《魏书》为“秽史”。
齐帝在任东魏丞相以前，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因事得罪了他，于是他长期怀恨在心。有人在齐帝面前说：“高隆之每见到诉讼告状之人，有怜悯之情。”齐帝为此即将高隆之关押于尚书省。后有人向齐帝告状说：“高隆之曾与元旭饮酒，对元旭说：‘与您交往，生死也不会背叛。’”齐帝发怒，令壮士将高隆之殴打致死。过了许久，齐帝又将高隆之的儿子高惠等二十余人绑押至面前，命人斩首，尸体抛入漳水中，又将高隆之的坟墓挖开，取出尸体，砍碎后焚烧。
齐帝生活荒淫，十分喜欢唱歌跳舞，常常整日整夜闹个不停。有时披头散发，身穿胡服、锦彩；有时袒露身体，涂脂抹粉；有时骑着驴、牛、骆驼、白象，不配鞍子和辔头；有时命人背着奔走，手持胡鼓敲击；经常不分早晚驾临勋贵亲戚住宅；有时招摇过市，或坐在街上或住在巷里；有时盛夏中午光着身子在外奔跑；有时深冬脱掉衣服在外狂奔；三台房架27丈高，工匠系着保护绳在上面作业尚感恐惧，齐帝登上屋脊却快跑如飞、跳舞旋转。娄太后因为齐帝撒酒疯，用杖予以责打，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齐帝回答说：“将这个老母嫁给胡人！”这样的皇帝简直是人神共怒啊！结果由于齐帝荒淫过度、恶贯满盈暴病而死，终年三十岁，真是死有余辜。
心正病不侵，正心则国治
杨云翼（公元1170年~1228年），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村（今属河北赞皇）。杨云翼生于世宦之家，自幼天资颖悟，刚学会说话就能“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杨云翼得中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此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极严。他交友重义气，为朋友死生祸福在所不辞。对国家之事，他知无不言，且极具远见。杨云翼博学多才，对历法、医药、经学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续通鉴》《周礼辨》等。他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与赵秉文被金史誉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1228）去世，谥赠“文献”。
杨云翼为官期间。金朝已由盛转衰，内外交患。外与西夏对峙，由攻转守，受到侵吞的威胁；东部边界蒙古族虎视眈眈，时时存在被进攻掳掠的危险：又与南宋时和时战。内部吏治腐败，权臣专擅，矛盾重重，党争纷纷；国内横征暴敛，国力亏损，民不聊生，灾乱迭起。面对如此艰险的时局，他忧虑在心，勉力支撑，直言劝谏，不避权势，遂以刚正不阿享誉内外。同代人赞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正直节气之士敬为师长。
泰和年间，金兵频繁用兵南方。杨云翼对于这种穷兵黩武、不顾国家大局的祸国之举，极力反对。他从天时、地利、人和及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利害得失，坦诚直言：“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即得淮南之后……”对于用兵南宋的战事结果洞若观火。后来，金兵南伐大败，几至全军覆没，宣宗愧言无面目见云翼。
杨云翼为官清正，办案理事依据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扰、阻挠。一次，河朔边境的百姓因被蒙古骑兵追杀，被迫泅渡黄河进入南宋。后来这些百姓回到金国后，朝廷欲依法处决，云翼极力谏止，他说：“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细混入，今贫民百姓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从敌人一条路了。”这番话使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还。
哀宗即位后，杨云翼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讲授《尚书》时，杨云翼对皇上说：“帝王的学问不必拘泥于章句之义，只要把握治理国家的要点和关键就行了。例如任贤去邪，如果处理得好，天下就会大治；处理得不好，天下就会大乱。有的人虽然说话不顺你的心，但却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舒服，但却损害了你的志气。诸如此类，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诚，那么，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智慧金言
杨云翼不仅政声卓著，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且文名大盛，与文人名士交往甚广，经常推荐贤才，鼓励后进。元好问曾盛称杨云翼云：“惟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