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被我哄走不到半小时，他母亲就来了电话，这个昔日的上级言语之间依然毫不客气，大声斥问我怎么如此无情无义见死不救，即使不念及与李贺的儿时情谊，也该看在她当初对我知遇之恩的份上施以援手。她列举了许多我已经印象模糊的事例，但我不为所动，只想寻找机会插话告诉她我离开局里出来干律师的真正原因。李贺母亲没完没了地诘问着，后来竟嘤嘤呜呜地哭泣起来，说自己命苦，老头死得早，儿子又这般不争气。方晓你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我家里现在坐了多少人，都面露凶光，有的还手握匕首钢管，他们想干吗，想对我老太婆动粗吗？我说不会。李贺母亲又说，方晓，你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了，你不帮忙他这次真死定了，你就看在我们两家世代交好，或者看在我死去老头的份上救他一命吧。我求你了，方晓，我给你跪下了。那边真传来扑通一声。我忙不迭地把听筒拿远点，朝着话筒吼，老领导你先起来。我心里在想，为什么她知道我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这种说法。但那边又传来，方晓你不答应，我就常跪不起，你以为我愿意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好像只能答应。半小时后，李贺又来我家拿走了十万块钱。他板着脸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如果我当时回想起一个事实，这次就不会遭骗了。1991年，我和李贺还是同一个局里的同事时，他曾模仿局长的笔迹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安排我到山东的一个莫须有的小镇上接一个莫须有的人，当我在那里转悠几天一无所获满心不安地回来时，局里早已炸开锅。那还是一个手机尚未流行的年代，一个国家干部的突然失踪给肥城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但我质问李贺时，他却好像早已把这事忘了。
李贺从我这里借钱后，我思量再三，赶他母亲住所。李贺母亲矢口否认她曾经打过电话，并对我描绘的通话情形嗤之以鼻，表示她即使立刻从三楼跳下去也不会干这种颜面扫尽的蠢事。她还嘲笑我活该，她都不再资助李贺分毫我却不经任何求证就轻易把十万借给了一个赌鬼。我顿时冷汗直下，又立即找到李贺。他先是习惯性地狡辩几句，又立即承认是他模仿他母亲的声音，说完一脸无辜任我宰割的样子，他知道我不可能把他怎么样，我不可能像那些催债的人一样扬言要下他一条胳膊或大腿，那阵子，他确实被人四处围追堵截。
为这十万块钱，我的家庭几乎要妻离子散。事隔多年，我妻子仍然耿耿于怀，不放过一次攻讦我的机会。因为这十万块钱，使她又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多住了两年。从这次事件以后，我就发誓不再理睬李贺。偶尔在街上，在一些人莫明其妙聚集的饭局上，我从未主动与李贺说过话。2005年冬天，李贺从北京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传票来找我咨询法律问题，她妻子叶玲终于下定决心起诉离婚。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并劝他放叶玲一马，毁了人家十几年青春，但不能毁人家一辈子。我还肆无忌惮地说了许多攻击他的话，我十分愿意与他不欢而散，然后告诉他那十万块我根本不打算要了，送给他买个上好墓地好了。
对李贺而言，再恶毒的语言都不过分。我还想直接告诉他，我从事律师职业十几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坏人，但这些人里数他最坏。如果他还想跟我辩解，我更要直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不是那些杀人放火强奸的刑事犯，而是他这种专门欺骗坑害朋友的人，他没放过一个朋友，一个不留。所有的坏蛋都还有朋友，而他一个没有。但这次李贺一反常态，并没有与我相互攻击，他只是热衷于与我探讨如果离婚那赎回一半的房产他能分得多少，那些尚未偿还的巨额债务是否还必须他独自承担，还有，如果他不想抚养女儿是否有借口不承担每月的抚养费。我突然觉得，对这样的人再精妙的讽刺与挖苦都是浪费口舌。我索性一语不发，静静地看他一个人在那里自我设问自我辩驳。但李贺总有办法让我开口，漫长的几个小时过去，李贺又可以不花一分律师费就从我这里得到所有的答案。他自己得出结论，无论如何，不能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