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李贺在家里翻箱倒柜时被从外面回来的叶玲逮个正着。叶玲左手拽着女儿，右手把包压在胸前，满脸惊惧地问，你又想干什么？李贺轻轻笑着说，我们的房产证太老啦，而且还是我爸的名字，我找了一个房产局的朋友，他答应分文不收帮我重新登记到我的名下。他轻松的表情与手上毫不停歇的急促的动作极不相称。在把可能存放房产证的地方找遍仍然一无所获之后，李贺眼睛瞄向了叶玲胸前的包。他冲上去拽过包，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下，除掉一串钥匙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叶玲感觉胸口有血在急速地往上涌，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她感觉自己身体颤抖得很厉害，医生已经多次警告她不要过于激动，但好像她的生活中除了激动就没有其他的了。李贺已经开始用钥匙挨个打开存放叶玲私人物件的抽屉。没有。他索性停下一切寻找的动作，站到房子中间像个干刑侦多年的老警察背着手逐一巡视。终于，他看到了东墙上的挂钟，那曾是叶玲的嫁妆之一。
它已经多年不曾转动，时间永远地停留在过去的某一时刻，以一种历史的悲悯而深邃的眼光沉默地俯视着这个家庭的一切灾难。这次李贺的透视功能再次起了作用，他没有失望。他从挂钟后面拉出房产证，用手掸去表面的灰尘，依旧鲜红无比。叶玲感觉整个房子都在李贺的手里震颤，她下意识地又紧紧握住女儿的手。她可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李贺是那种寻死也要编造个千般理由的人，他并不想由此获得人们的信任，不过因为编造对他来讲是莫大的乐趣而已。叶玲根本不相信李贺的说法，但她无能为力。她在想着要不要冲上去和李贺厮打一番，借以祭奠房子的即将丧失，但这些显然对李贺无济于事，徒费气力而已。如果房子抵押仍不足以使李贺解脱困境——因为赌博的习惯，他的困境永远不能解脱——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谁也不敢担保他不会卖了女儿。李贺停在那里做好防范叶玲随时上前争抢的架势，但这次没有。
叶玲只是拉着女儿躲到桌后的墙角，眼睛里已充满那种濒临精神崩溃的惊恐神色，她手按在桌子上很久仍然支撑不了自己的身体，索性瘫坐到地上，惶惑地恳求李贺，求求你，李贺，放过我们的女儿。李贺顿时轻松下来，爽朗地笑出声，要上前来拉起叶玲，后者恐惧地尖叫着，手撑在地上不停地往墙壁上退，她无路可推，尖叫声更大了起来。女儿李清倒显得平静，歪坐在叶玲身边，双手不停抚摸她的胸口。李贺立住了，伸出左手作出邀请的样子，他说，叶玲你不要这样，我只不过是去换个房产证而已，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你等着，两个小时后我就把新证交给你保管。
叶玲瞅着他，眼里的恐惧越来越深，她朝李贺大叫，我要离婚。她又朝窗户、墙壁、桌子、屋顶、女儿大叫，离婚！李清终于吓得哭起来。接着，叶玲突然极其冷静地对李贺说，你先去吧，回来我要和你谈谈离婚的事。李贺不以为意，几乎是轻蔑地一笑，有关离婚的事他们已经谈过不下十次了，但不能离掉，他有办法。李贺朝李清深有意味地看了一眼，温柔地说，照顾好你妈，那我去了。他怀揣着房产证急匆匆地下楼，但来到街上，转过第三个路口，他才敢回头看。窗口不能再出现叶玲担惊受怕的眼神，因为那二层小楼已经被众多房屋完全遮住了，仿佛它根本不存在。
叶玲已没有机会再和李贺商讨离婚事宜。李贺拿房产证到银行抵押只拿到五万元，加之他从我这里骗走的十万元，仍然偿还不了三十多万的赌债。追债的人下了最后通牒，限定明天正午之前还清，否则自己提胳膊来见。叶玲、我、包括所有被李贺欺骗的亲人朋友都不可能对他动真，但这些人不会。李贺比谁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干脆坐夜里九点的火车北上逃亡。
一夜无眠的叶玲盘算着放弃所有，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李贺同意让她带女儿走。她一直惶恐地坐在墙角瞪大眼睛等到第二天中午，推门进来的不是李贺，而是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