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母亲在一个宁静的秋日上午骤然死去。接到报丧电话时我正在行使的公交车上，我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物件从窗口扔出去，然后大叫，快停车，我钱包掉下去了。这招是李贺教我的，他曾吹嘘说他至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让那些墨守成规不通情理的公交司机停车。这次果然应验。
老人的屋内凌乱不堪，被褥半拉在地上，桌上的盘子里还残剩昨夜的一些面条，旁边倒着一只满是茶垢的杯子，黄澄澄的杯口像一只早已废弃不用的炮管。许多迹象都表明这间屋子鲜有人光顾。以前李贺倒经常来，尽管他带来的总不是什么好事。李贺母亲曾经在某一次费尽口舌才组织起来的家庭聚会上，对所有人坦言李贺是个最孝顺的孩子，至少他知道来看看她。
此刻，老人仍然端坐在楠木椅上，保持着一种等待与凝望的姿势。她的身体仍有一半沐浴在春日宁静和煦的阳光里，这使得她已经逐渐僵硬的身体似乎还残留着一些生气，另一半没在黑暗中的脸苍老黝黑无比，光线在向左移动，侵蚀着老人的生气也在企图使整个房间陷入冰冷的幽暗之中。叶玲用湿毛巾精心地擦拭着老人的手臂，她年轻的手在老人每根枯萎的手指中缓缓流动，李清蹲在母亲旁边轻轻划动着盆里的水。
没有痛哭声，即使我这个外人到来。李贺的三个姐夫姐姐都在不停地打电话，四处报丧。他们从未成为李贺的受害者，李贺曾经自嘲似地跟我说，对这些一个个比鬼还精明的东西，他实在无计可施。他由此总结出，亲人远比朋友冷酷无情。其时我以李贺最后一个朋友自居，内心总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沾沾自喜，职业使我明白一个坏蛋的最后一个朋友应该是多么可贵的角色，宽容得多么伟大。于是我欣然同意。
我企图与死神赛跑，用100元鼓励出租车闯红灯，十分钟就走完三十里的路程赶到李贺母亲的屋里。我必须问清楚那十万元如何处理。现在面对已去往另外一个世界一身轻松的老人我仍然有冲上去把她拍打醒来问个明白的冲动。但看来关心这个问题的不止我一个，李贺的二姐夫和三姐夫走上前来，他们显得极为愤怒地说，刚才我们检查了母亲的遗物，存折里只有十五万元，说什么也不该是这个数，我们不能不怀疑母亲曾借过钱给李贺。是的，他们怀疑得十分有道理，所有人都可以猜想出李贺曾经怎样为难母亲。但我无动于衷。叶玲已经开始擦拭着老人的另一只手臂，老人此刻身上已经没有一丝阳光了。
只有李清抬头惊惧地朝这边张望了一下，她或许很久没有听过这噩梦般的名字了。二姐从远处插嘴，肯定借了，妈真偏心。奇怪，她为什么不想想老人故去时膝下无子的悲凉呢。我又想到，老人如果把那十五万也一并借给李贺，他就不用逃亡了。这半年她必须时刻面对儿子去向不明生死未卜的现实和许多万分折磨她的想象。这无对错之分，也许她全借了，儿子轻松了，又沉迷于赌博了，某一天又债台高筑她却无法再施以援手了，对李贺而言，任何猜测都是无效的，人们对一个赌鬼不应该存在任何希望，爱他的人只能一点一点地救济他，好让他不至真被追杀。如我，那借出的十万毕竟给了李贺半天出逃的时间。我开始有点佩服老领导的睿智来，那么她把那十万借条给我一定有深意。
二姐又说，还有这栋房子。大姐插话说，不，还有李贺那房子。我看见叶玲一震。这些李贺的亲人们想干什么。李清急冲冲地说，声音听来近乎咆哮了，一个弱小的身体里爆发的力量有时也是很惊人的，我们的房子是我妈妈一分一分赎回来的。我向她投以赞许的眼光，众人不理睬小孩李清，三姐慢腾腾地说，再赎回来仍然是父亲的房子，以前母亲在我们可以不说，现在一切都得弄清楚了。他们都把眼光投向叶玲，叶玲仍然无动于衷，精心地低头擦拭母亲的脚。大姐夫这时才过来和我握手，他说，你看，方律师，这么少的遗产，分起来肯定有说不清楚的麻烦。对这位政府中层领导，我不太清楚他语气的重点在前还是在后。
我干脆说，老人故去了，我们都很悲伤（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人马上脸上布上愁云），老人生前也有请我当遗嘱执行人的意向。我顿住了，看着大姐夫。他点点头。我说，老人生前表达这个意思不是一次两次，但因为她一直很健康我也就没有太重视，如果你们同样赞成，我们就履行下法律程序。我逐一扫视他们，没有人反对，但也没有人支持，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只有李清坚定地向我点了几下头。我开始草拟了一份遗嘱执行委托合同，让叶玲抬起老人的手按了指纹，然后，让大姐、二姐都签了字。这是一个大家急迫找钱但又惧怕麻烦的时代，所有人都愿意把这份麻烦无偿地转嫁给我。我也怕麻烦，但之所以承担下来，不是看在李贺最后一个朋友的份上，而是因为李清。我不愿意孤儿寡母被人欺负。至少，我必须寻找个折衷办法不让她们从房子里被赶出去流落街头。
叶玲终于抬起头，朝我投过感激的一瞥，她无声地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