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只要有自己的希望，就有成功的可能。拿破仑无视低微的出身，最终成了皇帝；贝多芬在创作交响乐时，激活了内心对音乐的想像，哪怕是在失聪之后也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查理-狄更斯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他便成为了在维多利亚统治的英格兰中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尽管他出生贫寒。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指出：“世界上的大事并不是我们到达了哪儿，而是我们走向哪个方向。”拥有一个希望，这也是一件大事。你可以追寻着你的希望，无论你今天处于何种位置。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比未来的事情重要。俗话说，“无论一个人的过去是什么，他的未来都是白纸一张。”今天，你可以继续你的寻找希望的历程，让希望指引你！
最后一片叶子
只要心存相信，总有奇迹发生，希望虽然渺茫，但它永存人世。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希望是人类生活的一项重要的价值。有希望之处，生命就生生不息！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
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渐渐地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11月时琼西染上了肺炎，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医生对苏说：“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只要你能想法子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说。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伤心地痛哭了一阵子。后来她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忽然她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于是她快步走到床边。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弄明白，原来琼西是在数对面的那些常春藤树叶。
她说：“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儿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失败的画家。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照办了。
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砖墙上居然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到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的贝尔门，他也得肺炎了。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冻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在地上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就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了。”
独木桥的走法
如果我们在通过人生的独木桥时，能够忘记背景，忽略险恶，专心走好自己脚下的路，我们也许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弗洛姆是美国一位着名的心理学家。一天，几个学生向他请教：心态对一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就把他们带到一间黑暗的房子里。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很快就穿过了这间伸手不见五指的神秘房间。接着，弗洛姆打开房间里的一盏灯，在这昏黄如烛的灯光下，学生们才看清楚房间的布置，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间房子的地面就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水池，池子里蠕动着各种毒蛇，包括一条大蟒蛇和三条眼镜蛇，有好几只毒蛇正高高地昂着头，朝他们“滋滋”地吐着信子。就在这蛇池的上方，搭着一座很窄的木桥，他们刚才就是从这座木桥上走过来的。
弗洛姆看着他们，问：“现在，你们还愿意再次走过这座桥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
过了片刻，终于有3个学生犹犹豫豫地站了出来。其中一个学生一上去，就异常小心地挪动着双脚，速度比第一次慢了好多倍；另一个学生战战兢兢地踩在小木桥上，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才走到一半，就挺不住了；第三个学生干脆弯下身来，慢慢地趴在小桥上爬了过去。
“啪”，弗洛姆又打开了房内另外几盏灯，强烈的灯光一下子把整个房间照耀得如同白昼。学生们揉揉眼睛再仔细看，才发现在小木桥的下方装着一道安全网。只是因为网线的颜色极暗淡，他们刚才都没有看出来。弗洛姆大声地问：“你们当中还有谁愿意现在就通过这座小桥？”
学生们没有作声，“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呢？”弗洛姆问道。“这张安全网的质量可靠吗？”学生心有余悸地反问。
弗洛姆笑了：“我可以解答你们的疑问了，这座桥本来不难走，可是桥下的毒蛇对你们造成了心理威慑，于是，你们就失去了平静的心态，乱了方寸，慌了手脚，表现出各种程度的胆怯一心态对行为当然是有影响的啊。”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也许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势单力薄、不是因为智能低下、也不是没有把整个局势分析透彻，反而是把困难看得太清楚、分析得太透彻、考虑得太详尽，才会被困难吓倒，举步维艰。倒是那些没把困难完全看清楚的人，更能够勇往直前。
同因异果
你的生意好坏从来不是由外界决定的，而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如果你的思维凝滞了，你的事业也会停滞不前。如果你的思想对头，你的事业也会兴旺发达。
来看看一位先生回忆的一件事：
几年以前，我到密执安州福灵特房地产经纪人委员会的一个午餐聚会上发表演讲。那次经历使我终生难忘。演讲之前，我与坐在我左边的一位绅士愉快地交谈，这时我犯下了那一天里最大的错误。我问他生意怎样，满心指望能得到一个热情的反应。但是在随后的10分钟里，他滔滔不绝地抱怨生意是如何的糟糕透顶。他告诉我通用汽车公司正在罢工，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会从别人手里购买任何东西。他向我保证，事情太糟糕了，人们连鞋子、衣服、汽车甚至连食品都不买，当然也不会买房子。“我好长时间连一座房子也没卖掉，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完成合同，”他抱怨道，“如果罢工不马上结束，我就要破产了。”他倒是把情况完全说清楚了。他的态度极具感染力而又如此消极，甚至只要他离开房间整个屋子都会明快起来。
后来，有人向他提问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这帮了我的忙，使我从中解脱出来。我马上转向坐在右边的一位夫人，问道：“哦，怎么样？”“哦，你知道，齐格拉先生，通用汽车公司正在罢工……”她露出一个舒展而甜美的微笑说，“所以生意简直像奇迹。几个月以来人们第一次有了空闲时间为布置理想中的家去逛商店买东西。”“为什么？”她说：“有些人可以花半天时间来看一幢房子。他们从小阁楼一直检查到隔热层。他们测量每一英寸面积，从厕所、壁橱到房屋地基，无一放过。我甚至碰到过一对夫妇自己查找地界线。这些人知道罢工是会结束的，他们对美国经济有信心，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现在买房子比以后再买要便宜。这样一来，生意确实很兴隆。”然后她很有信心地说：“齐格拉先生，你在华盛顿有熟人吗？”(请记住，这是在水门事件以前。)我说：“有的，我有个侄子在那儿上学。”她说：“不、不，我是问你在华盛顿是不是认识一些有政治影响的人？”我说：“没有，恐怕不认识。但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她答道：“我在考虑，如果你认识的人能使这场罢工再持续6个星期，只需6个星期，那么我今年就可以甩手不干了。”
金牌选手
金蒙特得到了一块凝结了她的汗水、蕴含着她的希望的金牌——教学金牌。
1955年，18岁的金蒙特已是全美国最受喜爱、最有名气的年轻滑雪运动员了，她的照片被用作《体育画报》杂志的封面。金蒙特踌躇满志，积极地为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作准备，大家都认为她一定能成功。
她当时的生活目标就是得奥运会金牌。然而，1955年1月，一场悲剧使她的愿望成了泡影。在奥运会预选赛最后一轮比赛中，金蒙特沿着大雪覆盖的罗斯特利山坡开始下滑，没料到，这天的雪道特别滑，刚过几秒钟，便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她先是身子一歪，而后就失去了控制，像匹脱缰的野马，直往下冲。她竭力挣扎着想摆正姿势，可无济于事，一个个的筋斗把她无情地推下山坡。在场的人都睁大着眼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当她停下来时已昏迷了过去。人们立即把她送往医院抢救，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但她双肩以下的身体却永久性瘫痪了。金蒙特认识到活着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奋发向上，要么灰心丧气。她选择了奋发向上，因为她对自己的能力仍然坚信不疑。她千方百计使自己从失望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去从事一项有益于公众的事业，以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几年来，她整日和医院、手术室、理疗和轮椅打交道，病情时好时坏，但她从未放弃过对有意义的生活的不断追求。历尽艰难，她学会了写字、打字、操纵轮椅、用特制汤匙进食。
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选听了几门课程，想今后当一名教师。
想当教师，这可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她既不会走路，又没受过师范训练。她向教育学院提出申请，但系主任、学校顾问和保健医生都认为她不适宜当教师。录用教师的标准之一是要能上下楼梯走到教室，可她做不到。
此时，金蒙特的信念就是要成为一名教师，任何困难都不能动摇她的决心。
1963年，她终于被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聘用。由于教学有方，很快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她教那些对学习不感兴趣、上课心不在焉的学生也很有办法。她向青年教师传授经验说：“这些学生也有感兴趣的东西，只不过和大多数人的不一样罢了。”
金蒙特终于获得了教授阅读课的聘任书。她酷爱自己的工作，学生们也喜欢她，师生间互相帮助、互相进步。
后来，她父亲去世了，全家不得不搬到曾拒绝她当教师的加里福尼亚州去。
她向洛杉矶学校官员提出申请，可他们听说她是个“瘸子”就一口回绝了。金蒙特不是一个轻易就放弃努力的人，她决定向洛杉矶地区的九十个教学区逐一申请。在申请到第十八所学校时，已有三所学校表示愿意聘用她。学校对她要走的一些坡道进行了改造，以适于她的轮椅通行，这样，从家里坐轮椅到学校教书就不成问题了。另外，学校还打破了教师一定要站着授课的规定。
从此以后，她一直从事教师职业。暑假里她访问了印第安人的居民区，给那里的孩子补课。
从1955年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金蒙特从未得过奥运会的金牌，但她的确得了一块金牌，那是为了表彰她的教学成绩而授予她的。
忘记私怨
要想真正宽恕忘却我们的敌人，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诉诸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可以忘记一切，侮辱也就无足轻重了。
阿拉伯作家阿里和朋友吉伯、马沙一起外出旅行。三人行经一处山谷时，马沙失足滑落，幸而吉伯拼命拉住他，才将他救起。马沙于是在附近大石头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马沙一命。”三人继续走了几天，来到一处河边，吉伯跟马沙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吉伯一气之下打了马沙一耳光。后来，阿里好奇地问马沙，为什么要把吉伯救他的事刻在石头上，而将吉伯打他的事写在沙滩上？马沙回答：“我永远感激吉伯救我。至于他打我的事，我会记它随着沙滩上的字迹消失而忘记得一干二净。”在感恩与记仇之间，马沙选择了感恩。因为记住别人的恩情，不仅使别人感到轻松而愉悦，也将使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而充实。
埋葬昨天，忘记私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容人的极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是如果你做到了，那么，你的天空将变得格外晴朗，你的世界将充满阳光。
海尔曼博士是一位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大夫，他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里没有人不知道海尔曼和他的诊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