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智谋的发展是有分期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各有其特色的智谋理论。
智谋发展的萌芽期
中华民族智谋的发展首先是经过了一个萌芽期，这就是大约在三皇五帝至夏朝的时期。这时，智谋已经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了，但是提出谋、略，或者有意识地运用谋和略，特别是智谋这个词语的出现，还是稍后一点的事。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阶段是智谋的萌芽期。在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统治的时候已经有了智谋，人们不但已经学会了使用智谋，而且能够创造智谋。据《俭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记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不胜。黄帝归于太行山，三日天夜，天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予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玄女点化，遂得战法焉。这虽然是个传说，却也说明黄帝已经开始了对智谋的研究和运用。在黄帝那个时候，一个大部落能够统一思想，步调一致，能够有那么大的军队，有那么多的兵器，就说明这个部落有一套统御之术。黄帝同蚩尤涿鹿之战时，他不但已经学会了引诱对手到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上去作战，还学会了选择上风方向发起进攻和选择傍晚开战。当时蚩尤(即传说中的九黎国君)发动战乱，黄帝向各部落征调军队，展开反抗蚩尤的战争。黄帝深知蚩尤部族兵器较北方各部族精良，不易抵御，但他们从南方而来，对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悉，故决定先退一步，先将他们引至陌生的地域，以增加他们生活和行动的困难，然后趁其战斗力衰退之际，再乘机攻击。根据这一设想，黄帝先实行战略退却：两军初战之后，主动向北引退。蚩尤随即率部众跟踪追击。进入森林蔽野的河北平原后，蚩尤部众便因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隔阂、敌情不明以及粮草缺乏等，行动日渐困难，士气日渐低落。到了河北北部地区，历经长途跋涉，军队已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而黄帝却得天时地利之便，实力相对增加。他把蚩尤部众引至涿鹿之野(涿鹿山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借助一个狂风大作、尘沙蔽日的天气，乘蚩尤部众遇敌彷徨之时，以指南车指示方向，率部众向蚩尤发起反击，一举击败蚩尤。这些战法、战术都是有一定的智谋才可能实施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黄帝之前，可以说人们对智谋的使用是比较盲目的。而自黄帝始，我们中华民族的智谋就已经产生了。
黄帝为中原各部族共主之后，乘战胜之士气和余威，征讨四方。据《史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又载：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境内)及岱宗(泰山)，西至空桐，登鸡头(今甘肃平凉县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境内，湘山在岳阳西南)，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今涿鹿县西北)。”可见，当时黄帝的声威及范围之大。
黄帝具有修德政、抚万民、令诸侯的统御天下的本领，以及战涿鹿、擒杀蚩尤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是没有一定的智谋水平的平庸之辈所无法办到的。
黄帝的这段史实，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孙子·行军篇》中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汉书·艺文志》里，著录有《黄帝》二十六篇。《尉缭子》中记述道：梁惠王问尉缭子：“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这段古文的意思是，梁惠王问尉缭子：“黄帝依靠‘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这回事吗？”尉缭子回答：“刑是讲讨伐敌人的，德是讲治理国家的，并不是讲天官、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所指的，不过是人的作用罢了。何以见得呢？譬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攻攻不下来，从南北攻也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没有顺应的时辰可利用的吗？所以不能攻克的原因，是由于城墙高，护城河深，武器齐备，物资粮食积存充足，将士们心齐谋合。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防守力量弱，就能攻下了。由此看来，天官时日都不如人的作用……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智能’。”从这些记载中足以看出，黄帝无论是作战还是治国，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黄帝的功勋和智慧，正如党中央在延安时毛泽东派林伯渠专程去陕西黄陵县祭奠黄帝的祭文中所写的：“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黄帝不仅使长期分散的、混战的各零星部落得到了统一，而且领导部落人民，教蚕桑，作衣冠，垦农田，定算数，制弓箭，造舟车……这些，都奠定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基础，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统御水平，也称得上是东方智谋无可辩驳的创始人。
《握奇经》是一部托名轩辕黄帝的大臣风后所著的兵书，相传黄帝所以娴于用兵，主要得益于此书。全书共300多字，主要论述方阵队形的变换问题，如：“经日八阵，四为正，四为奇。”方阵的队形变换：“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即将兵车首尾连接变为圆阵，练兵(步卒)配置在兵车内外或将兵车、练兵分开配置为“八阵”。除了“八阵”本身的奇正变化之外，还有一种“余奇”之兵。什么是余奇之兵呢？就是由主将掌握的机动部队，又称为“游军”。其任务是“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即：或迂回敌阵之后袭击敌人，或攻敌一翼，作为奇兵配合正面(即整个方阵)进行作战。《握奇经》强调说：无论列阵或游军，布阵时都要依据“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
和黄帝同期的，还有炎帝神农，他诞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北历山镇“烈山石室”，号魁隗氏，又叫连山氏，又叫列山氏；又有传说，长于姜水(今陕西省歧山县西即岐水，故姓姜，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当时中国北有黄帝，南有炎帝，他们分别代表着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他们的事迹在《山海经》、《左传》、《史记》、《荆州记》、《汉书》、《帝王世纪》等数十种古典资料中均有记载。炎帝的诞生地，至今仍有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遗址、碑刻、传说和民间的祭祀活动。这些，都是考证东方智谋渊源的重要线索。
智谋发展的成型期
从黄帝一直到西周，特别是姜尚的理论和实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智谋已经到了成型期。对西周开国和建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姜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兼有总参谋长职能的职官，也是军事智谋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姜尚，又名吕尚、吕牙，周人尊称为“太公望”、“师尚父”，后世称他为“姜太公”。他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简略，而且说法不一，但基本轮廓和重要史实还是清楚的。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姜尚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他的祖先因为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他长期过着穷困的生活，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隐居东海之滨，垂钓渭水河畔，足迹遍及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广大地区。后来，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协助周武王观兵孟津，决战牧野，与这个经历是有一定联系的。
第二，姜尚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据《史记》记载，他博学多识，“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因而他熟悉商、周双方以及各地诸侯的情况。他对商纣王朝的情况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判断：“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这些记载说明，姜尚确有在殷商和其他方国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并且对商纣王朝做过广泛深刻的观察，这是他后来能够协助西周文武二王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条件。《孙子兵法》所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是有事实根据的。
第三，姜尚与周文王的遇合是历史的选择。据《吕氏春秋》记载，姜尚“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水以观之”。《史记》中也说，姜尚“年老矣，以鱼钓于周西伯”。另一种说法也出自《史记》。总之，一方面是周文王为成就其灭商兴周的事业而收罗人才，一方面是姜尚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寻求贤主。所以，不论谁采取主动，都是在互相了解基础上的双向选择，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性。至于那个流传很广的姜尚和文王相遇于渭水的故事，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司马迁在列举各种传说以后就曾指出，这些传说“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这个断语抓住了实质，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姜尚对西周的开国和建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文、武二王执政期间，姜尚的职务是“师”。师是国王的重要辅弼之臣。在政治上，师同保、宰(亦称太保、太宰)一样，统领王廷百官和四方诸侯，参与国家重要决策，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在军事上，他协助国王统帅军队，参与国家的军事决策和战场指挥，相当于后世的军师或总参谋长。在开国阶段，姜尚协助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组织孟津之会，指挥牧野之战，一举推翻了商纣王朝。在建国阶段，他协助武王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例如“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赈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等等，“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战后，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受封于齐之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今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河北东部)广大地区内拥有对诸侯实行征伐的特权，地位在各封国之上。
这些记载说明，姜尚政治和军事实践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谋”，他的贡献集中表现在西周的政治、军事决策上。姜尚还把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智谋理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记述姜尚智谋思想的著作，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秦汉以后。姜尚的智谋思想影响更为广泛，汉代存世的典籍中就有“太公二互三士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相传为姜尚著作的《六韬》，是现存中国古代兵书中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智谋思想的著作。因此，姜尚被称为“兵家之祖”，“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姜尚的智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色彩，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注意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特别强调运用智谋达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目的。他的智谋思想，体现在他的论著和实践活动中。举其要旨，大体有如下几点：
姜尚认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利害得失则是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这是姜尚智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智谋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不是抽象地讲仁义道德，而是把人心向背同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他说：“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将皆同其害。”“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能够做到“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那就可以“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在协助文武二王兴周灭商的时候，首先“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争取人心。对内，实行“惠民”、“富国”政策，发展生产，礼贤下士，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省刑罚”，“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缓和平民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增强经济实力。对外“修德行善”以争取盟国。例如：针对当时奴隶大量逃亡而为商纣奴隶主贵族收容占有的情况，西周实行“有亡，荒阅”政策，规定任何人不得收留逃亡奴隶，并且定期查阅，将逃亡奴隶送还原主。这一措施，不仅巩固了国内的奴隶制统治秩序，而且得到了各地奴隶主贵族的拥护。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于西伯”，造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在这个基础上，公开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帜，展开翦商、灭商的军事行动。同时发布政治宣言《泰誓》、《牧誓》，揭露商纣的罪恶：“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是“独夫”民贼，西周发动讨纣战争乃是“恭行天罚”，“为天下除残去贼”。这一政治攻势，收到了团结诸侯、孤立商纣的效果，使西周进一步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有力地配合了翦商、灭商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