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作者看来，造成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原因是缺乏关爱与温情，所以他企图用“深沉的爱和清丽的美”作为化解“隔膜”的灵丹妙药。《低能儿》（后改名为《阿菊》）中，那美妙的琴声、悠扬的歌曲，会使一个受苦受难的孩子阿菊暂时忘却自己的不幸；《春游》中“娟媚而且庄严”的大自然竟然唤醒了“她”被封建思想禁锢而麻木的灵魂；《潜隐的爱》里命运多舛的妇人以关爱儿童的方式疗救自己受伤的心灵；《阿风》中的童养媳阿凤常常遭受婆婆的打骂，生命像是失去了生机，而当婆婆外出，她仿佛鱼儿得水，在家中与幼儿、小猫打成一片，闹成一团，童心、爱心顿时焕发。“这当儿，伊不但忘了诅咒，手掌，和劳苦，伊并自己都忘了。世界的精魂若是‘爱’，‘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
叶绍钧所歌颂的“爱”同冰心、王统照小说中的“爱”或“爱的哲学”有相似之处，即都歌颂“爱”的博大与伟力。如母性之“爱”（《伊和他》）、友情之“爱”（《一个青年》和《被忘却了的》），以及人对小动物的怜爱（《小蚬回家》）等，这种“爱”已经成为对付人生困境的力量和通道。而这虚幻如纱的“爱”、“美”以及“自由”，只能从天真、充满童趣的孩子天性中或洒脱超然的自然景致中去寻觅，似与现实生活隔着一段距离。阿菊放学后不是还要“回到她那旧的狭窄的世界”中去吗？受伤的妇人随着孩子的离开，更大的痛苦和失落不是照样折磨着她吗？阿凤与小猫、小孩在一起时的短暂快乐，哪里抵得住公婆的巴掌？
由此看来，叶绍钧早期现实主义并不那么客观和彻底。茅盾指出：“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于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这是唯心的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朱自清也说，叶绍钧“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而“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叶绍钧毕竟是一个真诚而执著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所提倡的“美”与“爱”与王统照充满基督教教义色彩的泛爱主义和冰心泰戈尔式的“爱的哲学”又有所区别。他的创作更多地受到俄罗斯人道主义的影响，“近代的文艺里，俄国的最显出他们民众的特性。他们困苦于暴虐的政治，艰难的生活，阴寒的天气，却转为艰苦卓绝希求光明，对于他人的同情更深，对于自己的克厉更严，这就是以‘爱’为精魂的人道主义。可见，他作品中的“美”和“爱”所关涉的对象主要是下层受苦的人们。
叶绍钧“五四”以后致力于教育小说的创作。钱杏邨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叶圣陶的创作的考察》一文中说：“他的教育小说的成就在他的创作中是最好的。”“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教育小说作家。”在这里，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尽管叶绍钧写过一些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但它并不是作者最为熟悉的生活，他深感“空想的东西我写不来，倒不是硬要戒绝空想。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的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他还强调，“我的小说，如果还有人要看看的话，我希望读者预先存这样一种想法：这是中国社会二三十年来一鳞一爪的写照，同时掺杂些作者粗浅的主观见解，把它当文艺作品看，还不如把它当资料看适当些。”所以，他扬长避短，努力挖掘自己熟悉的题材。
《饭》写乡村教员吴先生每月只有六元薪金，还要遭受县学务委员的剥削，为了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自己动手做饭。县学务委员为了应付省视学，以便骗取教育经费，还要他临时借十几个学生来掩盖乡村教育的惨状。小说反映了小学教员的凄凉生活，同时，也揭示了教育界的黑暗与腐败。《校长》里高等小学校长叔雅是位有志之士，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希望创办一所“理想的学校”，为学校拟定了一套新的办学方针，并在短期试验中初见成效。不料学校三位教员的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学校的风气，破坏了他的教育成果。他决心整肃校风，辞退教员，然而在旧势力的重重包围中，理想化为了泡影。作品笔致谨严，格调沉稳蕴藉，深得契诃夫之风。
现实主义的深化，是以对社会认识的加深为前提的，1924年以后，叶绍钧的小说在更开阔的背景上刻画人物形象，将人物的苦难生活和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金耳环》《外国旗》《潘先生在难中》等从不同角度反映着这一现实。《金耳环》通过一个士兵的遭际，暴露出军阀队伍的贪婪、淫秽和战争的残暴。《外国旗》已把军阀战争的危害表现由人物的外在冲突转入内心的惶恐不安。小说写临河小镇经受战争的威胁，寿泉夫妇为了幸免于难，恳求外国教会的“教友”金大爷为他们买一面外国旗却遭欺骗，门口的假旗最终未能抵挡乱兵的入侵。
茅盾在《王鲁彦论》中提到：“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也还有代表。”《潘先牛在难中》当推叶圣陶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写军阀混战时期，小学教员潘先生为了躲避战祸，携家带口慌忙逃往上海。又因为担心教育局长责怪他临危失职，于第二天早晨撇下妻儿，冒着战争的危险，只身返回小镇。为保护学校免遭军队的侵扰，去外国红十字会领取旗子和徽章时，不忘记多领一份，为自己的家。战争逼近时，他仓皇躲进了教堂。战事停息后，他被推举执笔书写彩牌坊的题词，为凯旋的杜统帅歌功颂德。当他写下“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等颂词时，眼前“仿佛觉得许多的影片，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闪现。小说就在这种辛辣的讽刺中结束。潘先生脑海里能闪现出这些悲惨的画面，说明他还尚存一丝未泯灭的良心，但也只是一闪念。
作品的成功处是在动荡不堪的时世中，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揭示出以潘先生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自私自利、苟且偷安、庸俗卑怯的灵魂。在这非常时期，他人生的全部目标在于保全性命和养家糊口。为此，他可以颠沛流离、投机钻营、曲意逢迎，而不去追究造成国家危难、人民遭殃的根源，只要能获得暂时的安全便知足起来。这“是一些心脏麻木的然而却又张皇敏感的怯弱者”，“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没有勇气和环境抗争，揉揉肚子就把他的‘理想’折扣成为零的妥协者。”作品运用写实的笔法，反映了旧中国动荡不安的黑暗现实，出色地刻画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也以描写的细腻和挖掘得深刻，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杰作。
“五卅”运动后，叶绍钧在思想上和创作上均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尽管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描写的对象主要还是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生活，与前期同类题材有别的是，对于社会的不满与黑暗，作品中的人物多了一种抗争的精神，有些作品则完全属于“革命文学”。
《城中》里的丁雨生和《在民间》中的两位女士都属于进步青年，都有要为社会劳动大众服务的愿望；《抗争》里的郭先生已经一改《饭》中的吴先生那种卑琐、忍气吞声的形象，具有了战斗的姿态，而且懂得要“抗争”还必须“结成团体的意识”的道理。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时局的逆转，对于向往进步和光明的叶绍钧内心的震颤是巨大的，他毅然决然地拿起笔，忠诚地记录下当时革命的血迹。《某城纪事》写由于北伐军逼近，某城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勾结和拉拢土豪劣绅，一待时局逆转，便实行反革命复辟。《冥世别》暴露了反动统治者对爱国青年杀之犹嫌不足，还要进行卑劣地诬蔑。这使为革命献身的五位烈士的阴魂不甘，决计辞别冥世，准备返回阳间继续战斗。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夜》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一对革命青年夫妇在白色恐怖中被害，可他们的孩子还在整夜啼哭，盼望父母回家。老妇人派遣自己的弟弟去打探女儿女婿的下落，带回的却是一张遗言条。老妇人痛定思痛，毅然肩负起为革命者抚养好下一代的使命。作品在结构上采用明暗双线，既暗示出国民党反动派惨绝人寰的恐怖行径，又凸显出老妇人的坚强。虽然无比痛恨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但她并没有被血腥的现实所吓倒，而是从女婿字条上的“儿等今死，无所恨，请勿念”的字样中汲取力量，牢记孩子们的嘱托，勇敢地直面残酷的人生。作品尽管渗透着恐怖的气氛，但毫无悲观绝望的情绪，老妇人的实际行动便是革命希望的象征。《赤着的脚》则直接赞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崇高品质，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关怀，通过一系列心理变化展示出来。而广场上“赤着的脚”（农民）勇于冲破重重阻力，汇聚在孙中山所高举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力量”和希望。历史参与意识的日趋加强，是叶绍钧本时期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不仅集中表现在短篇小说中，也从该时期散文中体现出来。《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以满腔的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怒斥了反动派面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软弱无力、静观其变的奴才嘴脸，深切哀悼在斗争中牺牲的英烈。
叶绍钧这一时期作品的风格，突出表现为“婉而多讽”。事实上，从创作之日起，叶绍钧就抱着“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的态度。如1920年创作的《一个朋友》，对小市民庸俗生活的揶揄就颇见功底。小说写一位朋友14年前由父母之命与一女子结婚，14年后，尽管时代已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方式为儿子操办婚礼。作者以辛辣的笔调写道：“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按在自己的模型里。”这种将人生仅仅视为传宗接代的繁衍过程是多么的可悲！而叶绍钧大量的讽刺小说创作则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李太太的头发》描写中学校长李太太年轻时有一头美发，她曾斥责女学生剪发“成何体统”。当革命来临时，她又主动剪去头发。文章围绕剪发一事，深入细腻地刻画出李太太举棋不定、表里不一的复杂心理。《搭班子》意在揭示黑暗与腐败如一张大网笼罩着旧教育界。小学新任校长为了搭一个好的教学班子，决计聘请一些有为的青年人才，可是这个筹划尚未实现，教育局长、县议会议员等上级官员就前来纷纷说项，致使“搭班子”计划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