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主要有《春醪集》和《泪与笑》两部散文集，收入他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随笔。梁遇春的散文很能反映出“五四”散文品格多姿多彩的一面。他的散文受英国的随笔，尤其是查理·兰姆随笔的影响很深。因兰姆的笔名是伊利亚，时人便称他为“中国的伊利亚”。他将知识、哲理和情感凝结在一起，犹如汇成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溪，既是那样的清澈见底，又映出大千世界中若干明亮的光和影来。梁遇春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不随波助澜，才情横溢的散文家。他的沉思遐想来自于他执著人生、不满现实而产生的苦闷。在《春醪集·序》中，他说他像当时许多青年一样，曾经“偷饮了春醪”，“醉中做出许多好梦”，而“命运之神”却不再作美。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他的许多美好梦想被现实的丑恶撞得粉碎之后，他还能执著地追求。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的是《谈“流浪汉”》《救火队》诸篇。他文中的流浪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而是不受世俗思想束缚、自由快乐的人们。他之所以以流浪汉为题，只不过是借其放荡不羁的特点赞美流浪汉精神，那种解放了的自由、民主、积极乐观、无私豁达的品格。不难看出这也是他的心之所向。如果说流浪汉精神可以“使这麻木的世界呈现些许生气”，那么《救火队》中的“救火夫”在作者眼中“才是真真活着的人们”。他说“我想当一个救火夫”，可见救火夫里有他的精神寄托。“他们只在腰间系一条短裤，此外棕黑色的皮肤下面处处有蓝色的浮筋跳动着”，他们“跑过十里长街，像救自己的妻子一样去救素来不识面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是多么有目的，多么矫健生姿”。他把人类的苦难比作火灾，可是人们却“见死不救，还望青天歌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夜莺”，他说“应当做救火夫的我们偏要干趁火打劫的勾当”，“我想彗星和地球接吻的时候真该到了”。梁遇春的散文“明可察秋毫，而不能见泰山”，有思想的火花却缺乏如炬的目光，这使得他的关注现实多少有着叶公好龙、纸上谈兵之嫌。他另有一篇《吻火》，把徐志摩乘飞机触山焚化形容为“对人世火焰作最后的一吻”，可见想象之奇特，概括之形象，有一种诗性的灵动。其实，他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个性倒是和徐志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一样的“不知道风是朝着哪个方向吹”，也一样的英年早逝。不同的是他是和彗星“接吻”。
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中以写小说为主的散文家。他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品收入散文集《空山灵雨》中。集子的命名就别具一格，“空”、“灵”二字体现了他受佛教影响的艺术趣味，这也是他对人生观照的基本视角。《空山灵雨》的整体风格是质朴淳厚，空灵清淡。集中的44篇散文，或状物，如《蝉》《海》《光》《梨花》等；或写事，如《愚妇人》《三迁》《别话》等；或写闺房之情，如《蛇》《香》《愿》等，题材广泛。有的篇章表达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势力的愤慨，如《心有事》《光底死》《债》等；有的篇章赞美为别人而献身的精神，如《暗途》《落华生》等；有的篇章流露出人生无常、消极无为的情绪和宿命论思想，如《鬼赞》《愚妇人》等；而以写夫妻生活小景的篇章为最多，如《桥边》《我想》《笑》等。贯穿全篇的思想可用“生本不乐”四字来概括，有消沉的一面；又能面对如《海》中“风狂浪骇的海面”般的生活“尽管划罢”的执著的一面。正如其代表作《落花生》中的“落花生”，“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而只有当我们接触了“落华生”，接触了他的《空山灵雨》，我们才知道他的“果实”。“它是有用的”，也能“印在我们的心版上”。
文学研究会中还有一些以写小说为主的散文家，如叶圣陶、郑振铎和茅盾等，他们散文的写实性很强，体现了“人生派”的特点，有浓厚的社会性。其他小说家的散文也各有特色：鲁彦、蹇先艾属于乡土文学派，他们的散文或回忆童年生活或描写乡土人情，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王统照长于散文诗，风格凝练浓郁；庐隐多采用书信体或日记体，文字清丽自然，情绪较为伤感。
小品散文中持冲淡一派的散文家虽然不全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却都主要受周作人的影响。这一脉散文闲适、青涩，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周作人之外，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也是其主要代表作家。
俞平伯是诗人，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家。他的散文主要收在《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中。无论写景抒情，还是追忆往事，都夹叙夹议，具有笔记体风味。他的散文整体上追求一种朦胧和空灵的意境，文笔繁缛晦涩，思绪玄妙感伤。胡适在《俞平伯的<冬夜>》中说俞平伯在做诗时，“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其实他的散文也是如此。周作人很赞赏他的散文，在《<燕知草>跋》中认为俞平伯是“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其实周作人是在借俞平伯以自喻。俞平伯自己在《<燕知草>自序》中说自己是“逢人说梦之辈”。在他看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一种“怪异样的朦胧景色”；《陶然亭的雪》，“上上下下，迷眩难分”；《西湖六月十八夜》，“朦胧得甚于烟雾”。在朦胧和空灵中，“说梦”般透出一种闲适，一种青涩。他是在追求一种“朦胧”美，在朦胧中和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实现他的审美追求。这是他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也是他逃避现实的迷幻之处。他的《城站》《雪晚归船》《月下老人祠下》《打橘子》等，如果撇开了时代背景去欣赏，都可以称作美文，然而现实和历史却是不能“朦胧”地考察的。于是在《雪耻与御侮》中，他认为对外来侵略“宣战是必败的”，甚至干脆用文言撰写《重刊<陶庵梦忆>跋》，难怪周作人激赏了，也是“各言其志”。说到“言志”，另一位在其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题记中自称“我的文章，很与周作人先生的相像”的是钟敬文。
钟敬文（1903—2002），原名谭宗，笔名静闻、静君、金粟。民俗学家、散文家，广东海丰人。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曾任教于岭南大学、中山大学。1926年开始散文创作，1927年一1928年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等。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创办中国民俗学会。1936年留日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期间，除在中山大学等校担任教职外，还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写有报告文学《抗日的民间老英雄》《指挥刀与诗艺》等。1949年后一直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钟敬文早期的散文风格冲淡，意境隽永。他的小品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漫记》描绘的大都是南方诸省游历的印象，夹以历史掌故，追求一种平远清隽的审美趣味，寄托他那飘然出世的思想，如《羊城风景片题记》《西湖的雪景》等。《黄叶小谈》《荔枝》《茶》等篇是咏物小品，也都能把眼前景物和往事的回忆、读书心得杂糅一处，徐徐而谈。但他还是感受到了时代的激流，他在《<湖上散记>后记》中写道：“我们的时代，是觉醒与争斗的时代了”，“以艺术为一己的哀乐得失作吹号，而酣醉地满足于这吹号中，良心实在不能教我这样愚笨的人安然”。于是在时代的召唤下，他转而宣传抗日，写《抗日的民间老英雄》一类的报告文学。建国后，他还有译著《鲁迅的印象》问世，并著有《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专致于执教以及民间民俗文化的整理与研究。
废名本是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说的那样“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也未可知”。他的大部分集子都由周作人来作序，可见周作人对他的影响。他的《竹林的故事》等作品，以农村为题材，或回忆与邻居姑娘纯真交往的淡淡哀愁，或如《去乡》里描写邂逅少时女友的脉脉温情，天地都比较狭窄。有些篇什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美德的赞扬和对他们艰难生活的深切同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的散文追求朦胧的意境，把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和西方现代派技巧引入创作，语言生涩古怪，是为“废名气”，鲁迅批评他“有意低徊，顾影自怜”。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创造社的作家主张尊崇自我，张扬个性，反抗一切束缚个性自南发展的旧的传统观念。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极具个性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创作上，而且，更表现在散文的创作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总结说：
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有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无疑，作为代表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个性的表现上，比代表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就更突出了，而郁达夫本人的散文创作尤其如此。
郁达夫是创造社最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家，他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个性最为鲜明，风格最为独特，才情最为丰富的散文家之一。他在诸如小品、日记、游记、杂文、自叙传等多种散文文体的创作上都硕果累累，只是作为散文家的郁达夫，其文名被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所掩，人们更注意他的小说创作而已，他于1921年10月15日出版的《沉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他的主要散文集有《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其中以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感伤散文、日记散文和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游记散文成就最高。郭沫若在《郁达夫论》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好像吹来一股清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的散文创作虽然略晚于文学研究会的冰心和周作人，但他早期散文对青年读者的影响甚至在冰心和朱自清之上。郁达夫散文的主要特点是用率真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文字，毫无讳饰地暴露直裸裸的自我。内容上，和他的小说一样，直接地倾诉自己在黑暗的社会里走投无路的遭遇和情绪，切齿地诅咒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带有浓厚的时代病的伤感。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这一时期也有散文作品问世，他的散文和小说很难严格区分，具有浓郁的诗情。和郁达夫一样，他用直接倾诉自己的经历的方式，向社会发出悲愤的呼叫。他的《小品六章》，抒发他对青春的执著与欢愉，交织着淡淡的哀愁与喜悦的憧憬，有一种牧歌情绪。他的《塔》《橄榄》和《山中杂记》，感叹着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不幸，充满了对时代的悲痛和愤激。《脱离蒋介石以后》《北伐途次》记录的是风云变幻的历史；后期《海涛》《抱箭集》《归去来》描写的是亡命日本时颠沛流离的生活。郭沫若的散文有着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鲜明的历史痕迹，有些散文类似通讯，是他有别于创造社其他散文作家的地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散文具有独特贡献之处。
瞿秋白及报告体散文
“五四”散文中还有另一类叙事性散文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同时具有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和题材的重大性等特点，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之作。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爽、瞿霜，笔名屈维它、史铁儿、陈笑逢、司马今、宋阳等。江苏常州人。作家、翻译家、文学理论批评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16岁时，到无锡乡下当小学校长。1917年去武昌学英文，后来到北京，先在北大旁听，后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并开始翻译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1919年参加与组织领导“五四”运动，与郑振铎、耿济之一起创办《新社会》等杂志。1920年参加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研究会。同年以《晨报》《时事新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访问苏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就是作者这期间所见所闻的产物。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世纪30年代，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创作大量杂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后由鲁迅编辑为《乱弹及其他》和《海上述林》。长征时因病留在江西根据地，1935年2月在福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就义。
《饿乡纪程》初版名《新俄国游记》，于1922年9月出版。作者在跋语中说：“这篇《游记》着手于1920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因工作条件的困难，所以到1921年方才脱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采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
正如作者所说，全书的前半部近于自传，叙述了作者的家庭出身，生命经历，并联系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对自己的人生观的树立和变化作了剖析；后半部分叙述了从赤塔到莫斯科途中的风光、见闻，以及对十月革命后新俄国的印象。在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物资极端困难的现实，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混乱、经济萧条、分配不公等也不作掩盖。《赤都心史》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他还强调为了使“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他“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而是“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和《饿乡纪程》相比，《赤都心史》除真实地记录了苏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外，还如实地表现了作者当时的心态，是名副其实的心灵史，他感到自己就是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本文集中作者都特意将其行文的体裁定名为“随感录”，这种附加正好表明了作者是于“五四”“随感录”散文的基础上，有了自己新的创造。作品把记游、写景、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回荡着俄罗斯式的悲壮、雄浑的格调，形成气势雄伟、绚丽多彩的报告体或通讯体散文，实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
20世纪30年代，在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问，瞿秋白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后被鲁迅收入《乱弹及其他》。瞿秋白是当时除鲁迅之外获得了最大成就的杂文家，他于1933年以何凝为笔名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一篇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研究鲁迅的经典文献，对鲁迅杂文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对杂文文体的自觉意识，对于当时杂文的创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使他的杂文创作在继承中有发展，为杂文文体的进一步完善有着独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