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巨匠，自鲁迅之后，他把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格式推进到新的高峰，他小说创作的成功是当时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茅盾的小说以深广的社会生活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概括以及物象与意象的细腻刻画而著称。他的小说具有时代性、史诗性，迅速敏感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时代精神，力争概括特定时代和民族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也是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茅盾的创作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保持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霜叶红似二月花》描述辛亥革命后到“五四”前夕的社会生活，《虹》反映“五四”到“五卅”的历史变化，《蚀》描摹大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子夜》《春蚕》等作品表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的政治社会矛盾，《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与《锻炼》描写抗日战争初期的动荡生活，《腐蚀》揭示抗日相持阶段的社会特点，《惊蛰》《春天》等短篇小说描绘解放战争时期的伟大变革。可以说，茅盾的作品反映了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作为一个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文学家，茅盾小说中的这种强烈的时代感，记录历史事件的热情和真诚，追踪生活的及时性，都根植于他高度的使命感，根植于他自觉为现代革命立史的创作激情。茅盾的小说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提供了鲜明的、形象的历史图景，但茅盾并没有忘记艺术“言志抒情”的功能，他将个人的、感性化的历史经验编织在对具体人物的塑造中，他在小说中常常寄予了自己的人文反思、人道批判和人性悲悯。除了关注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外，茅盾对于人性中的宽容、慈爱等美德也进行了表现，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婉卿对待性无能丈夫的那些描写，短篇小说《烟云》中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展现，《水藻行》中对男主人公财喜的描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剖析的思想意识局限，更趋向生活原型，人性挖掘得更深。
茅盾给我们提供了生动、具体、独特的系列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给我们提供了封建家庭里反抗青年的形象系列，老舍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市民形象，张爱玲给我们提供了各种都市旧式家庭的女性形象，茅盾作为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小说家，同样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和人物画廊。茅盾对于进人他艺术视野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保持着持久的热情与关注，这些人物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形象系列，各自构成了某一类型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史。茅盾的小说深入人物的心灵深处，塑造出一系列时代女性形象和民族资本家形象。他笔下的资产阶级时代女性形象有《创造》中的娴娴，《蚀》中的时代女性慧女士、静女士、陆梅丽、孙舞阳、章秋柳，《虹》中的梅行素，《子夜》中的张素素、林佩瑶、林佩珊，《腐蚀》中的赵惠明等，她们个性并不相同，却有这一类人物的共同特征。一方面，她们都有强烈的时代感。“五四”精神唤醒了她们，她们于是被“五四”以后的大革命的时代大潮所裹挟，不甘落伍而冲出封建旧家庭，走向社会，都想有所作为。她们一般又都独立思考，敏感，敢说敢干，独立不羁，富于幻想，易于狂热。对传统的礼教和道德观念，她们一般都要蔑视和叛逆。另一方面，她们又有时代病，浪漫颓废，幻灭动摇，有着排遣不了的空虚和苦闷，有的甚至走上人生的歧途。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留下了现代妇女从觉醒到反抗，从家庭走向社会时艰难曲折的历程，寄寓着他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思考。茅盾还给我们塑造了大量民族资本家的形象。他小说中有“五四”前夕民族资本家的代表王伯申（《霜叶红似二月花》），有3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子夜》），有抗日战争初期坚持走爱国道路的民族资本家阮仲平，也有伺机通敌的民族资本家朱竞甫（《走上岗位》），性格各异，形象丰满。此外，茅盾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像老通宝这样的农民典型，像林老板这样的小商人典型，以及各种各样的革命者、投机者、地主、政客、工头等，这样广泛地塑造人物形象的小说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他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几乎是全方位的，在描写人物的外部关系中，展示人物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多层的阶级关系和人伦关系：在描写人物时，充分展示人物的肖像、行动、对话、心理、文化教养和身世经历。他落笔严峻典重，处处丁笔重描，从而使他的小说成为一幅着色浓重、雕镂生动的人物壁画。心理描写是茅盾表现人物的重要方法，他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多有复杂的人格和纷争不已、濒于分裂的精神世界，其人物心理布满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和社会蜕变的重重叠叠的投影，带有严峻犀利的理性剖析的倾向，同时他并不拒斥，甚至是津津有昧地接触人物的心理和生理的错综，接触到人物的本能、潜意识、病态的异常的梦幻心理领域，接触到作为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历史文化心理层面。
茅盾擅长以政治经济的眼光对社会各阶级状况和民族历史的总趋势作宏观的审度，追求反映全般的时代内容，他的小说具有宏伟而严谨的结构。《子夜》的网状结构宏伟而严密，如大河奔泻而又多部交响。它以吴老太爷的丧礼为人物出场的序曲，以吴公馆和交易所为情节的聚合点，联结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商场和战场、工厂和游乐所、旅馆和家庭，展开了1930年5月至6月间八十多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升降沉浮，在广阔的场面和纷繁的线索的穿插和撞击中显得波澜壮阔，大开大合。茅盾擅长于以主人公的活动为主要线索，用来统领全篇，把各个部分构成为有机的整体；他还擅长于为不同的内容安排与之相应的不同结构形式。在小说结构上茅盾既追求民族化、大众化，又形成了个性化的风格。《追求》与《多角关系》采用以两个以上的重要人物多线索平行发展、交错推进的艺术结构，《霜叶红似二月花》则以张恂如的人际交往穿针引线，牵引出七个家庭十多个人物的人伦家风，将波澜寓于琐事，情节见诸闲谈，缜密自然，浑然天成。《锻炼》以几组人物构成同一事件和与同一事件有关的情节链条，采用“花开两朵，单表一枝”的传统结构方法。其他短篇小说《春蚕》和《林家铺子》都以最具概括力的结构表现了广阔社会生活。茅盾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小说的叙述语言自然、细腻而富有表现力，在平实、冷静中透射着鲜明的褒贬感情。他叙述某种事实时，常常站在客观叙述的立场上，进行准确的表述，而在选词造句上，却包含着作者个人对事实的褒贬。有时介绍人物或用小说中人物的口吻，令人感到切合人物的身份、个性和经历，或带着作者本人对人物的主观评判，人物的个性特征因此表现得更加突出。茅盾小说的描写语言善于捕捉对象的特征，运用拟人、比喻等手法赋予景物某种活脱脱的形态，让人读之如触其物，如历其境。如《子夜》第一章以吴老太爷的视角对都市上海的描写，作者从光、声、形、味四方面的描写，描绘出上海这一繁华工业都市的典型环境：光色是五光十色的，声音是嘈杂混乱的，形状是畸形怪态的，气味是强烈刺激的。茅盾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常常通过心理刻画，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个性，使人物更趋完整、丰满。在《春蚕》中，作者以细腻的文字，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如描写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看着船夫辛苦流汗，想着自己身上穿的破棉袄感到天气早热的烦躁情绪，写他看着官河里的小火轮冲击乡下“赤膊船”，油然而生的仇恨洋货和洋鬼子的心理活动，以及老通宝用大蒜头占卜“窝种”吉凶时的忐忑不安的心情，都写得细腻逼真。茅盾的语言以民族语言为根本，运用中吸收了传统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语言的长处，形成了既有民族风格又有个人特色的文学语言。
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为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开创了新的文学范式，他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小说大家。在小说领域内，他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加以发展，建立起在当时来说属于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模式，开创了文学的新时代。他影响下的30年代的“社会分析派”小说，以大规模、全景式地反映了富有时代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各种矛盾斗争中的人与阶级的特征。他小说中历史性的内容、宏伟的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不断创造时代典型的努力来源于他对社会生活的精细观察与对社会科学思想的运用。他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这种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深广度和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创作方法，以及用戏剧性强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及成长的写法，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作为左翼现实主义作家，鲁迅与茅盾有所不同，茅盾的现实主义以反映中国社会历史的外部变动为指归，以社会解放和革命需要为基本价值标准来观照和表现社会人生，而鲁迅则以文化视角表现人的精神为指归，以人的价值重建为基本价值标准。“真正的作家必有他自己独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必能将他的性格精细地透映出来。文学所以能动人，便在这种独具的风格。”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巴金、老舍、沈从文相比，巴金是情感、伦理型的作家，老舍是智慧、风俗型的作家，沈从文是诗韵、文化型的作家，茅盾是理性、社会型的作家，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共同繁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小说创作，从而彰显出茅盾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变迁史来看，茅盾的《子夜》等小说是对现代文学中都市题材的进一步发掘与表现。茅盾要求文学不仅有表现古老乡村一隅的“农村三部曲”等作品，还有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都市生活的《子夜》。如果说老舍含着温情表现和批判了古都北京的文化，新感觉派追逐于现代化都市上海的感觉与体验，茅盾的小说以展示上海政治、经济的变化，从而丰富了30年代的都市题材小说的创作。
茅盾是在拥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广博地汲取中外文学营养的基础上，熔铸了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渊博的社会知识、丰富的艺术技巧而成为一代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他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大众化、民族化又具有个性风格的艺术形式。他在小说史上的价值在于以深广博大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丰富多彩的文学典型，在左翼文学运动中，为我国近现代数十年间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史描绘了一幅气魄宏大而色彩壮丽的史诗性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