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讲话》是在“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产生的。1941年至1942年。世界和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都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紧密勾结，妄想称霸世界。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挑起了侵苏战争，同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战争初期，德、意法西斯阵线取得了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扩大侵略，在中国推行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打击的重点，集中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和伪军，对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蒋介石反动派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调动几十万军队包围封锁解放区。由于日、伪、蒋的联合夹击，解放区的经济、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
《讲话》是40年代延安整风的产物，而延安整风的直接诱因，则是延安解放区的现实文艺状况。抗战爆发后，向往革命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革命圣地延安。这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也带来了因人员成分的改变和复杂化而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文艺界来看，在1942年前后，已逐渐形成了一种鄙薄民间的、通俗的、小型的文艺，崇尚大的、洋的、古的所谓高雅的文艺风气；在创作上也产生了“关门提高”、“自我表现”、“暴露黑暗”的偏向，表现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错误倾向。这导致这个时期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中，存在着许多不正的地方，集中表现为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与无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对抗。如果说，国内外敌人的两面夹击给我们造成物质生活方面的很大损失，那么，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则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IT作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上，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做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后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基于解决现实文艺问题的出发点，《讲话》涉及了一系列文艺理论观点；作为党的文艺政策，《讲话》又在一般的意义上指明了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二者做到了很好的结合。毛泽东不是要从一般性的理论层面上来研究文艺理论的普遍内涵，而是立足于党的文艺工作这一特定角度，来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所以《讲话》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不能不把工作性的问题与文艺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呈现出集政策性、理论性、现实性为一体的显著特征。它既是毛泽东的杰作，同时也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文艺战士集体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讲话》的论述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革命文艺与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革命文艺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正是在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当时也要为抗战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根本方针的基础上，《讲话》阐明了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从属于政治、普及与。提高、文艺大众化、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文艺的批评标准、歌颂与暴露等一系列既与文艺工作相关，又与文艺理论相涉的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要阐明的中心问题。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新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对“群众”内涵的解释有所不同，“如何为”的目标与途径也不同。在我国，自“五四”以来，一些文艺工作者就不断地探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五四”时期既已提出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1927年以后，左翼文艺工作者就文艺大众化问题，曾展开过多次讨论，提出过一些有益的主张，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口号的提出、问题的讨论，或则内涵不清、或则限于口头谈论。如“五四”时期提出的“平民文学”，其“平民”并不是指工农大众，而是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后来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大众”虽然比较具体了，指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但关注点往往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而且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研究，文艺家们并没有真正实行，没有走向工农大众，当然更谈不上创作表现工农大众的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文艺界曾讨论过“民族形式”问题，也还是较多注意到如何以比较能为一般民众接受的文艺方式来宣传动员群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很多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实际斗争，写了一些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但仍然“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与实际的斗争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文艺与民众结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新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始终企求与民众发生密切关联，让文学能超越少数文化人玩赏的范围，成为多数普通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文艺向民众靠拢，只能是作家艺术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文学变革，而不可能形成作家艺术家真正与民众结合，并以民众为文学主体的文学运动。只有在解放区这种环境中，读者主体已经从一般文化人和小市民的相对狭小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的普通民众（主要是农民），而且作家也有条件真正到群众中去，熟悉和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在分析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和延安文艺界的现状的基础上，毛泽东透过大量的文艺现象，紧紧抓住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明确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然后才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方向”。因为在我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还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毛泽东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不认为“如何为群众”只是一般的写作形式和写作方法问题，而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的政治立场如何转变、思想感情如何朝工农兵靠拢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和思想情感改造的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讲话》在解决“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突出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改造”这一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作为民众的先觉者与社会革命的先导而站在时代前列的，同时也是文学描写的中心。《讲话》却突出指明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强调被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作家、艺术家思想感情向工农兵方向转变的必要性。这种阶级性的分析显然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解放区的年代里，残酷的战争环境强调的是集中统一，不容许有过多的个人自由，而新加入到革命行列的众多作家、艺术家又的确存在着不能适应革命的自由主义倾向。为实现思想高度统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种种不适于革命环境的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两者的比较中，对前者做了低调的评估，而对于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指出其革命性的同时，却又忽略了他们中存在的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及封建思想影响的积淀，于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就首先落实到作家、艺术家通过与工农兵结合而首先转变思想情感这一措施上。
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另一关键问题，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些倡导者，也曾有过糊涂思想，即把“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只看作“是一种谬误的理论”。他们主张作家可以用“体察”、“想象”来代替生活经验。鲁迅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鲁迅这个见解，十分深刻中肯，但限于国民党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的环境条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抗日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民主根据地，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就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严重阻碍着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不了解工农兵，当然就无法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造成对工农兵的严重歪曲。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既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就是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所指明的根本道路。毛泽东这一主张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符合文艺的特点。文艺必须反映客观生活，忠实于客观生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对于生活的反映，又总是通过了，一层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折光的，没有这层折光，便没有文艺作品的产生，这里就有了作者主观思想感情和对生活认识的问题。一个作品如果要激动人心，引起与读者感情上的强烈交流，先决条件是它所反映的生活不仅真实，而且确实首先使作者本身强烈地激动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总是经过文艺家心灵的浸润，饱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当然，文艺家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寓于对生活本身的客观描绘之中，而且不应该是违背生活真理的偏见。离开了生活真实的那种感情宣泄，只会成为空洞叫喊，不会有艺术感染力；而反过来，对于要反映的生活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也同样难以产生出感人的作品。在这里，被反映的客观生活与反映者的主观思想之间的任何分割，都会背离文艺的规律。正是文艺的这种特点，不仅规定了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要求文艺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遵循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离开了这条特定的途径，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家队伍。毛泽东的《讲话》就是从两者统一的要求来阐明问题的。他提出的文艺家与工农兵的结合，正是同时牵动革命文艺赖以产生的两方面条件的一条总纲，是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它一方面关联着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关联着文艺创作源泉的获得。由于这两方面是在同一过程中紧紧地结合着的，因思想感情的变化既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获得也因饱和着作者感情而富于生命。可以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在当时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文学找到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学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有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产生为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也才有了保证。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