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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丁最终的目标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中国］萧红
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
还有温暖和爱。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客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论气节
——［中国］朱自清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
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
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
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
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和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是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臼，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思想革新底原因
——［中国］庐隐
我们要思想革新就不要躲避外界底刺激，
因为外界底压迫刺激，
就是思想革新底惟一原因。
什么是思想？我们要讲思想革新的原因，不可不知道什么是思想（Thought）这个名词，实质上有种种底解释——
A字义：《说文》“思字从匈心”。即自胸至心，有一贯的意思。“想”字，《说文》，“觊思也”，就是想像底意思；《周礼·眡祲》“十曰想”，想是有所像而思想的；合起来说：思想的作用就是心灵的作用罢了。
B功能：思想的功能是甚么？就是一切生活以他为基础，学术文艺道德政治以他为根据。
C性质：思想的性质有三种，（一）是泛想——只是脑筋常起一种不知不觉的活动，没有甚么价值。（二）想像——是有考察推测的态度，比较泛想，已进步，因而他的价值也比泛想高了。（三）沉思——除了推测考察的态度以外，还能寻出一般事物的法则原理，为有系统底发明。学术文艺道德等标准，都是从沉思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思想的定义是——心灵的作用——学术文艺道德政治的根据。但学术道德法政，虽是由思想上发生，思想又由甚么地方发生呢？是不可不知道思想与事实的关系，现在分释如左：
A、思想影响于事实：有一种思想，要发表出来，必定要影响到事实上去。所以当十七世纪的时候，卢梭（Rousseall）倡自然主义，著《民约论》，尊崇立法，就有法兰西底革命。尼采（Nietysche）主张超人学说，就有德国的军国主义，日本的帝国主义发生。这就是思想影响于事实的明白证据。
B、事实影响于思想：看A项思想要影响到事实，那么事实就没有影响于思想吗？最近欧洲的大战争，德国以极强权的手段想达到他侵略的野心，但三年结果终归失败，因此就有公理战胜兵威的觉悟，而发生人道主义的思想，所以托尔斯泰（Tolstoy）的学说，就大受世人的欢迎。这就是事实影响于思想的证据。
据以上AB两项看来，事实与思想，是互为影响的了。故思想是要因事实而变迁而事实亦由思想而转移。由此我们就可以“探本溯因”，求得思想革新的原因了。
思想革新的原因：
A、由于物质方面的压迫：俗话说道，“人急智生”，这句话实在可以代表思想，是由外界的压迫，才能革新。因为思想的功能可作一切生活的基础，所以凡物质不合于我们目下的生活，或不能满意，因而生出一种怀疑的心理。因为怀疑，所以就要探他的究竟。如果好可以从此深信不疑；不好，不免就要打破他，想出一种比较满意的代替他。这个比较新的思想，就是思想革新的结果。这是由于物质压迫，所以思想才能革新。
B、由于精神上面底抑制：精神的表现是甚么？就是思想。思想能任意发挥，不受束缚，就是精神不受束缚。若思想不能任意发挥也就是精神不能自由。精神不能自由，人必觉得苦痛，就大不满意，要生一种反动来破坏束缚了。破坏不是容易的，必要想一个精密的方法，作为根据，来反抗破坏。因此从前以为满意的思想，必定变为不满意的，而另产出一种比较从前满意的。于是思想就得了革新的结果。
看以上两种原因，可以知道思想革新的缘故。外界的压迫是有，是促进我们革新的速度。所以国家多事的时候，学术思想，必格外发达，我们中国东周时候，不是极乱的时代吗？所以那时的思想学术，极其“发达”。今日俄国不也是政弛民困吗？所以他们的文明思想，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我们有心革新思想的人，不要怕外界的高压。因为他愈压得严，将来反动愈利害。反动利害，改革也痛快，而思想革新的度数也大。若果没有外界的压迫，就是没有刺激，就觉得满意了，也就不怀疑，没有进步。因为怀疑是进步的第一步。第一步走到了，才有第二步，第三步的破坏。破坏才能建设。因为陈腐的思想，就像破烂的房屋，不把他根本推翻，永远不能建设出新的来。所以我们要思想革新就不要躲避外界的刺激，因为外界的压迫刺激，就是思想革新的惟一原因。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中国］邓拓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
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
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
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我国历史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