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结了三个苹果，都悬在朝上弯的细枝上。第一个是白的，不大不小，像牛奶一样地白；第二个大而圆，鲜红色；第三个是黄色的，小而有皱纹。
虽然风平浪静，但整棵树都在微微打颤。它发出一声尖脆响亮的哀叫，它好像知道林法尔来了似的。
“年轻人，”老人说，“你可以在这三个苹果中随便选一个吃，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是摘白的来吃，你会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你要是摘红的来吃，你会像犹太人洛齐斯尔特那样的有钱；你要是摘黄的来吃，你会得到一般老妇人的欢心。你自己拿主意吧！不要迟疑了。一小时之内，苹果就会枯萎的，连这棵树也要沉到地底下去的！”
林法尔听了老人的话，陷入了沉思。“我应当怎么办呢？”他低声自语道，好像在同他自己辩论似的，“要是你太聪明了，也许你就不肯好好地过活了；要是你比什么人都有钱，妒忌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不如摘第三个，就是能讨老妇人欢心的黄苹果吃！”
林法尔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老人张开他没有牙齿的嘴大笑说：“啊，聪明的年轻人！你选得很好！白苹果对你根本没什么用，你其实比所罗门还聪明，红苹果你也用不着……你就是没有它，也会有钱的……”
“老人家，您能告诉我，”林法尔兴奋地说，“上天所保护的，我们喀立甫的尊贵的母亲，她住在哪儿？”
老人鞠躬到地，向这年轻人指示了路。
幸福
——［俄国］亚·伊·库普林
几乎所有“幸福”的答案都不能使国王满意，
但有一个智者的答案国王虽不满意，
但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个富有的强国，伟大的国王把国家里所有的诗人和智者都叫到他跟前来。他问他们：
“什么是幸福？”
一个人急忙回答：“幸福是能一直看见您那非凡的脸上闪烁着的光辉和永远感到……”
“挖掉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国王漠然地说，“下一个！”
“幸福就是行使权力。作为国王，您是幸福的！”第二个高声叫喊道。
伟大的国王听后，苦笑着说：
“可是痔疮使我很痛苦，我无法行使权力治好它。割去他的鼻子，你这个混蛋，下一个！”
“幸福是拥有财富。”第三个结结巴巴地说。
国王回答说：
“我很富有，可是这个问题我不得不问，一块跟你脑袋一般重的金锭能使你满足吗？”
“嗯，陛下！”
“你将得到它。来呀！把像他的脑袋一样重的金锭系在他的脖子上，然后把这个乞丐抛到海里去！”
“第四个！”伟大的国王有些不耐烦地喊道：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眼睛滴溜溜转的人，肚子贴着地爬过来说：
“啊，大智大慧的人！我的需要不多。我饿了，只要填饱肚子，我就幸福了。我将在整个宇宙里为您的仁慈歌颂。”
“给他喜欢吃的食物，填饱他的肚皮，”国王厌恶地说，“等他胀死了来告诉我。”
接着又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肤色红润，前额低窄。他是一个大力士。他叹了一口气说：
“幸福在于创作。”
另一个是脸色苍白、身材消瘦的诗人，面颊上点缀着点点红斑。他说：
“幸福在于健康。”
国王听了伤感地说：
“瘦弱的诗人，如果我能用我的权力改变你的命运，一个月后你将会向诸神乞求灵感；你这个英雄赫克利斯般的人物，就会到医生那儿乞求减轻体重的药丸，平安地去吧。还有谁？”
“幸福就是死亡！”第七个戴着水仙花冠的人骄傲地说，“幸福根本就不存在，它是虚幻的！”
“砍去他的脑袋！”国王懒洋洋地说。
“陛下，陛下，开恩！”死囚大叫，脸色变得比水仙花瓣还要白，“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把他拉下去，砍掉他的脑袋。”国王斩钉截铁地说。
又来了许多人。其中一个只说出了下面几个字：
“女人的爱情！”
“很好。”国王表示赞同，“从全国挑选一百名漂亮的女人给他，同时给他一杯毒药。等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躯体后就来告诉我，我将去看看他的尸体。”
还有一个人说：
“能立刻满足我的每一个愿望就是幸福。”
“你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国王狡黠地问。
“您是问我吗？”
“对，我在问你。”
“陛下，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了。”
“把他活埋了。啊，又来了一个聪明人？唔，唔，走近一点……也许你知道幸福是什么？”
这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他回答道：
“幸福在人的思维里。”
国王的眉毛颤动了一下，他怒吼起来：
“啊！人的思维！什么是人的思维？”
这个聪明人——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只是怜悯地微微一笑，不做任何回答。
等待他的是地牢，那里永远是一片黑暗，听不见外面的任何声音。一年后，当侍从把这个囚犯带到国王面前时，他已变得又盲又聋，双腿几乎支撑不住身体了。国王问他：“怎么样？你现在感到幸福吗？”
智者心平气和地答道：
“是的，我是幸福的。在牢里，我是国王，是富翁，是穷人，是饱汉，也是饿汉，这一切都是思维赐给我的。”
国王发怒了，他高声说：“思维！思维到底是什么？你记住五分钟后我要把你吊死，还要往你那可恶的脸上吐唾沫，到那时你的思维能干什么？能为你消灾解忧吗？还有你在地球上滥用过的那些思维将来在哪里安身？”
作为一个真正智者的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傻瓜！思维永远不会消失，它是永恒的。”
身教言传
——［前苏联］勃罗多夫
小维佳问爸爸一个问题，
爸爸还没有解答完，
维佳就从爸爸和妈妈的身上得到了答案。
一张铺有天蓝色桌布的圆桌旁围坐着一家三口人。爸爸在翻阅报纸，妈妈在绣坐垫，看书的那个孩子是八岁的小维佳。
“爸爸，我有个问题弄不清楚，”维佳突然向父亲发问，“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会吵嘴呢？”
“很简单，”爸爸把报纸放置在一旁说了起来，“打个比方，我们的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之间有了不同的意见……”
“那根本不可能！”妈妈打断了爸爸的话，“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相处得很好。”
“这只是一个假设。”爸爸辩解道。
“你不应该凭空瞎举这样的例子！”妈妈提高嗓门喊了起来。
“那么，还是你给孩子解释解释吧。”
“你总是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不是我推卸责任……可是你总是找碴儿……”
“什么？又是我找碴儿！”
“是的，是你……”
“不对，是你……”
“哎呀，别吵了，”小维佳大声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贵妇人
——［前苏联］左琴科
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邀请新结识的贵妇人去戏院看戏，
却因吃一块蛋糕对她大动肝火，
最后弄得他们不欢而散。
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用袖子擦了擦下巴，打开话匣子之前还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咳，各位老兄，我可不喜欢那些戴宽檐儿帽子的娘儿们。在我看来，一个女人戴上一顶宽檐儿帽子，脚上穿一双长统袜子，手里抱只哈巴狗儿，或者嘴里镶颗金牙，那她根本就算不得女人，我压根就不会把这种贵妇人放在眼里。
“可是当初，自然啰，我也曾看上这么一位贵妇人。和她一起溜马路，带她上戏院。可到了戏院，一切都完了。一到戏院里，她那套思想意识就全部暴露无遗。
“我是在我的住所与她偶遇的。那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一瞧，有这么一位女士，她穿着长统袜子，还镶着颗金牙，于是就上前问道：
“‘您住在哪儿，女公民？门牌几号？’
“‘我住７号，’她说。
“‘知道了，’我说，‘您就在那儿吧。’
“不知怎么的，她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我开始经常去她那儿，去７号。当然啰，通常都是办公事的样子。我问她：‘您这儿水管子没坏吧？卫生间怎么样？能用吧？’
“‘没坏，’她说，‘能用。’
“说完这句话，她就不再说了，那天，她头上裹着一条绒毛头巾。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我经常去她那里，她也习惯了，也爱多讲一些话了。她说，水管子好用，谢谢您啦，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
“随着我们交往时间的增多，麻烦也就接踵而来。我和她开始溜马路。走到街上，她让我挽着她的胳膊，慢慢地满街转悠，像条半死不活的狗鱼。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众目睽睽之下，我可真够难为情的。
“但有一次她对我说：
“‘您为什么老带我逛大街呀？’她说，‘头都转晕啦。您是我的男朋友，又在政府里办事，领我上戏院看看戏不行吗？’
“‘当然可以！’我欣然答应。
“‘可巧第二天党支部送来了歌剧票。我自己得了一张，又把钳工瓦西卡的一张也捞来了。
“拿到票以后，我也没有仔细看一看，原来位子不在一块儿。我那张在楼下，可瓦西卡的那张呢，我的天，在楼座最高一层。
“来到戏院她坐我那个位子，我坐瓦西卡的位子。我坐在楼上，连她的人影也看不见。要从栏杆上弯下腰来，才看得见她。但也是模糊一片，看不清楚。我掉了伴儿，心里闷得慌，就下楼走走。我一看：正好幕间休息，她也出来了。
“‘您好。’我说。
“‘您好。’
“‘有意思，’我说，‘这儿的水管子没坏吧？’
“‘不知道。’她说。
“她走出戏院，朝小吃部方向走去。我跟在她后面。她在小吃部里转来转去，眼睛老盯着柜台。柜台上的盘子里面盛着甜蛋糕。
“我这个傻瓜，真是十足的笨蛋，居然还围着她转。
“‘您想吃一块甜蛋糕吗？’我问，‘吃一块吧，我来付钱。’
“‘多谢。’她说。
“她突然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盘子跟前，抓起奶油蛋糕就往嘴里送。
“我摸了摸钱袋，里面的钱顶多买得起三块。她在那儿狼吞虎咽，我心里却怦怦直跳。
“她吃完一块又抓起一块。我简直要喊出声来，可我忍住了。因为资产阶级的面子观念束缚了我。她会说，还是个男人呢，钱也不带！
“我像公鸡缠住母鸡那样围着她转。她咯咯笑着。
“‘我们该回去了，也许已经打过铃了。’我说。
“‘不，还没有呢。’她显然不想离开。
“她拿起第三块蛋糕。
“我说：‘空着肚子这么吃，太多了吧？当心会恶心。’
“‘没关系，我习惯这样吃。’她说。
“她边说边伸手抓第四块。
“我简直气极了。
“‘你放下，’我喊了起来，‘靠边儿站！’
“她张大了嘴，口里那颗金牙闪闪发亮，显然，她被吓了一跳。
“我火冒三丈，根本就顾不上想什么了，反正我再也不和她出来逛了。
“‘你放下，’我说，‘真见鬼！’
“她放回去了。我问掌柜的：
“‘三块蛋糕，多少钱？’
“看到这般情景掌柜的不动声色，态度冷淡。
“‘你们吃了四块。’他对我说，并说了该付多少钱。
“‘你说什么？’我喊道，‘吃了四块？！那第四块不是还在盘子里吗？’
“‘不，’掌柜的答道，‘第四块虽说在盘子里，可是她用手捏皱了，还咬了一点儿。’
“‘什么？还咬了一点儿？’我说，‘真是笑话，你简直在信口开河！’
“但掌柜的还是不动声色。这家伙当面就耍赖。”
“这时我们周围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都当起鉴定人来了。
“有的说，是咬了一点，有的说没咬。
“我把口袋全翻了过来，撒了一地杂七杂八的东西。人们哄堂大笑，可我并不觉得好笑。我在数钱。
“我数了数钱——勉强够支付四块蛋糕的钱。我的妈呀，我白白和他争了半天。
“我把钱付了，对那女士说：
“‘女公民，您把它吃完吧。钱我已经付了。’”
“女士没有动。她当然想吃完，可是她没好意思去拿。
“没想到旁边有个家伙插了进来。
“‘给我，’他说，‘我来帮你吃完。’
“他真的把蛋糕吃完了。这个混蛋，居然揩起我的油来了。
“回到戏院，我们好歹听完了歌剧，就回家了。
“走到家门口，她操起那副资产阶级腔调对我说：
“‘您这个缺德鬼，你把我害惨了。你要是没钱，就别找女人玩！’
“‘不客气地说，女公民，幸福可不在于金钱。’我说。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对于这号贵族派头的女人我根本就不稀罕。”
杰里亚宾老汉
——［前苏联］瓦·马·舒克申
杰里亚宾老汉为他所住的胡同能以自己名字命名费了不少心思。
不久，他所住的胡同果真换名了，
但并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而且还给他带来了麻烦。
房顶上那层镀锌铁皮是六十多岁的杰里亚宾老汉自己动手铺上去的。他的房子在阳光照耀下就像炉台上的茶炊一样闪闪发光。杰里亚宾老头动作麻利、力气很大、遇事机灵，挺有主意。在村子里，他比别人都早看到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他供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上完了十年制学校，后来他们在专科学校毕了业，现在都在城里有很好的工作。他自己主要在家管理家务，农忙季节他还时常去机修站帮忙修理机器。
有一次，杰里亚宾在自己的菜园里与瓦宁老爹闲坐，两人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尼古拉什金胡同名称的由来。这条胡同不大，从村头的沟壑起，从侧面通向主要街道——集体农庄的大街。沟壑边上的最后一幢恰好是杰里亚宾的房子。他们聊起了这事，但也没谈得特别多。
“你难道不知道？”瓦宁老爹惊奇地问道，“以前有个神父，也就是尼古拉神父在这儿住过。他的房子就在你的菜园的后边。后来因为一些事情，神父被流放了，就把他的房子拆了，搬到了农机站。现在农机站的办公室就是……”
“啊，嗯……是这样！”杰里亚宾也回忆起来了，“对了，拆房子时我不在，那时我正忙于训练……”
“后来就把这里叫做尼古拉什金胡同了。”
“而我这儿还在琢磨：为什么叫尼古拉什金胡同呢？”
“尼古拉什金……人家都这么叫尼古拉神父，老百姓就是这么回事，总是说些粗话：都叫尼古拉什金、尼古拉什金。后来胡同的名字就变成尼古拉什金了。”
杰里亚宾沉思起来了。他想了一会儿，便令人费解又意味深长地说：
“尼古拉什金胡同是人们从城里写信时信封上的地址，而尼古拉什金只不过是个牧师。”说罢他看了看瓦宁老爹。
“那有什么关系？”瓦宁老爹说道。
“当然有关系了。”杰里亚宾又眯缝上眼睛沉思起来。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既知道为什么胡同叫尼古拉什金胡同，又知道尼古拉是个牧师的名字，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在耍滑头，在想主意而已。
他想了个这样的主意：
天色已经很晚了，他坐在正房的桌旁，戴上眼镜，拿起钢笔就写了起来：
克拉斯诺——霍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我谨向你们报告一件我们都疏忽了的事实。旧时尼古拉神父曾是我们这里的牧师，由于他毫无威信，老百姓都叫他尼古拉什金，但他的房子坐落在这条胡同里。当我们把神父作为有害分子阻止其活动后，胡同的名称并没有更改，以此我们的胡同的名称竟然至今仍在纪念一位牧师，也就是说，尼古拉什金仍然是我所住的胡同的名称。我们的村苏维埃对此事视而不见，但我们居民们，尤其是那些孩子虽受过高等教育，但还不得不在信封上写‘尼古拉什金胡同’，这使家长们都感到耻辱。这个尼古拉什金可能早已成了一堆白骨，而胡同的名称仍然在沿用旧名称，还有什么道理？这条胡同里一共住着我们八户人家，我们都感到非常羞愧。一位不称职的牧师竟然是我们五十年来颂扬的对象，真是咄咄怪事。难道我们这儿就没有有功劳的人值得纪念，并用他们的姓名来为胡同命名吗？我相信，在这八户人家中适合胡同命名的人大有人在，他们的姓名可以毫无愧色地成为胡同的名字。有许多多年的劳动能手在这里生活多年了，他们从集体化时期起，就为集体农庄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一个积极的分子
杰里亚宾写好后又抄了一遍，他觉得已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明白了。他甚至有几分吃惊，他怎么会写得如此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把它放到一边，又开始写另一封信：
克拉斯诺——霍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