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个冬日的黄昏，驿站长正拿本新册子划格子，女儿在屏风后面缝衣，一驾三套马车到了。一个旅客头戴毛茸茸的冬帽，身穿军大衣，外罩披风，走了进来，开口就要马匹。而马匹全都出差去了。听了这话，旅客便提高嗓门，扬起马鞭。但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冬尼娅急忙从屏风后面跑出来，和颜悦色地问：“先生要不要吃点什么？”冬尼娅一露面便产生了照例的效果。旅客怒火全消，他同意等待马匹并且要了一份晚餐。他摘去湿透了的毛茸茸的帽子，解开披风，脱掉大衣，出现在站长父女面前的是一个身材秀美、蓄了两撇黑胡须的年轻的骠骑兵军官。他在站长身旁坐下，跟他和他的女儿愉快地聊天。当他用完晚餐之后，马匹已经回来，站长去吩咐，马不用喂了，给这位旅客的马车立即套上。在他转身回屋的时候，他才发现年轻人已经晕倒在长凳上，几乎不省人事了——他感觉不妙，头痛头晕，走不得了……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且决定，病人真是不见好，明晨便打发人到Ｃ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病人更不得劲了。他的仆人骑马进城去请大夫。冬尼娅用浸了醋的手帕扎在他头上，坐在床边服侍他。站长在场，病人便哼哼唧唧，几乎不说一句话。过一阵子，一边哼哼，一边要吃午饭。冬尼娅一直守护着他。他时不时喊口渴，冬尼娅便端给他一杯她亲手调制的柠檬水。病人只打湿一下嘴唇，趁每次递还杯子的机会，他照例伸出手在冬尼娅软绵绵的小手儿上捏一捏，露出感激之情。午饭前大夫来了，给病人按了脉，用德国话跟他嘀咕着什么，最后用俄国话宣布，病人只需好好保养，再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军官给了他二十五卢布的出诊费，并请他一道用餐。医生没有推辞。他两位胃口挺大，喝了一瓶酒，然后分手，双方都很得意。
两天过去了，骠骑兵军官完全康复。他分外高兴，一个劲寻开心，要么找冬尼娅放刁，要么跟站长淘气，不然就自个儿吹吹口哨，跟过往客人闲聊天，帮助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入册。他的勤劳赢得了忠厚老实的站长的欢心，到了分手的日子，站长竟舍不得这个逗人怜爱的小伙子走了。那天是礼拜日，冬尼娅准备去做祷告，马车套好了。骠骑兵军官跟站长告别，大大方方付了食宿费，再跟冬尼娅道别，同时提出要送她到村口教堂去，冬尼娅望着父亲……
“好孩子，不用怕。”她父亲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吞掉。跟他坐车去教堂吧！”
冬尼娅上车坐在军官身旁，仆人跳上赶车台，车夫一声吆喝，马儿便起步了。
可怜的驿站长真糊涂，他怎么能允许他的冬尼娅跟骠骑兵军官一同坐车走呢？他怎么会那样懵懂，当时他的脑袋难道锈住了吗？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他才感到情况不妙，惶惶然失魂落魄，于是忍不住了，拔腿就去教堂。他到了那里一看，人都散了，不见冬尼娅，庭院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急忙走进教堂，只见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执事在灭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没有他的冬尼娅！可怜的父亲哆嗦了许久才打定主意去问教堂执事：她来做过祷告没有？执事回答：没来。站长拖着半死不活的身躯向家走去。他只剩下惟一一线希望：冬尼娅由于年少贪玩而自作主张，也许滑溜到下一站，上她教母家做客去了。他忧心忡忡，眼巴巴地等待着那辆他让冬尼娅坐上的马车。黄昏时分，车夫终于回来了，喝得烂醉，他带来一个致命的消息：冬尼娅从那一站又往前走了，跟骠骑兵军官一道。
这一击，老头儿可受不住了。他颓然往床上一倒——就是年轻骗子昨晚睡的那张床。此刻站长回想种种情景，猜透了那病是假装的。这可怜人生了一场厉害的热病。上级把他送到Ｃ城就医，调来了另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正是那个给骠骑兵按脉的医生给他治病。他向站长说，那年轻人根本没病，当时他就猜出了此人居心不良，但那年轻人用鞭子恐吓他，他也就不敢吱声了。不论这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话反正一点也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病刚刚好转，驿站长便向Ｃ城邮务局长告假两个月，他一声不吭地对谁也没有说，便徒步出门寻找女儿去了。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骠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去的。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告诉站长，冬尼娅一路哭哭啼啼，不过，看上去，她倒也还心甘情愿。
“也许……”站长暗自思量，“我会找到我那迷失的小羊羔的。”
心存一线希望，他到了彼得堡，住在伊兹曼诺夫斯基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家里，立即开始寻找女儿。很快他打听到骠骑兵大尉明斯基正在彼得堡，住在杰蒙特饭店。站长决定去找他。
一天清晨，他走进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有个老兵求见。那勤务兵一边擦着上了楦头的皮靴，一边说：“老爷正在睡觉，你十一点以后再来吧。”站长走了，到了指定的时刻他又来。明斯基本人出来见他，身穿晨袍，头戴鲜红小帽。
“怎么，是你？你要干吗？”他问站长。
老头子心里嘣嘣直跳，泪珠儿往上涌，嗓门发颤，仅仅挤出一句话来：“大人！……请您做做好事吧！……”
明斯基眼快地瞟了他一眼，脸红了，抓住他的手把他引进书房，随手倒闩门。
“大人！”站长接着说，“覆水难收，至少，请您把可怜的冬尼娅还给我吧！您把她已经玩够了，求你放过她吧！”
“这事已成定局了，你扳不转来了，”年轻人颇为狼狈地说，“我在你面前有错，我乐意请你原谅。但是，想要让我把冬尼娅还你，你甭想。她会幸福的，我向你发誓。再说，她不可能跟你过一辈子吧？她爱我，她对从前的环境已经厌弃了。不论是你还是她——你们都不要忘记，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然后，他给站长袖口里塞了点儿东西，打开门，于是站长自己也搞不清怎么就到了街上。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站住好久不动，后来他发觉袖口里塞了一团纸。他取出来展开一看，却原来是几张揉得皱巴巴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他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这是愤怒的眼泪！他把钞票捏成一团，往地上一扔，用鞋跟使劲地踩，愤然而去……走了几步，停住脚，想了想……再回转身……但钞票已经没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后生看到他，便跳上马车，一屁股坐下，对车夫说：“走！”
站长不去追赶。他决定回到他的驿站去，但他想在动身前至少得跟他可怜的冬尼娅见一面。为了这事，两天以后他又去明斯基那里。但这一回勤务兵很严厉地对他说，老爷任何人也不接见。拿胸膛把他从前厅里顶出来，然后使劲地关上门，门差点碰到他的鼻子。老站长在门外站了许久，终于走了。
就在这一天黄昏时候，他在救苦救难大教堂做了祷告，沿着翻砂街走过去。突然，一辆华丽的轿车急驰而过，站长认出了车上坐着明斯基。轿车停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大门前，骠骑兵军官下车跑上了台阶。他感到自己的祷告有了成效，便转过身，走到车夫跟前。
“这是谁家的马车，老弟？”他问，“可是明斯基的吗？”
“正是。”车夫回答，“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吩咐我送张条子给他的冬尼娅。可我记不得他的冬尼娅住在什么地方。”
“往这上去，第二层。不过，你的条子来迟了，老兄！现在，老爷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
“无所谓的，”站长说，心悸魄动，心头有股颇难言喻的滋味，“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办。”说了这话，他就走上楼梯。
门关着。他按了门铃，几秒钟之后，里面有了动静，门开了。
“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住这儿吗？”
“是这儿，”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他有什么事？”
站长不理女仆，一直走进客厅。
“喂！喂！”女仆在后面叫起来，“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到。”
但站长并不停步，一直朝前走。头两间房里很暗，第三间房里有灯。他走到开着的门边，停住脚。房间陈设华丽，明斯基正坐着出神。冬尼娅周身珠光宝气，穿着时髦，侧身坐在明斯基靠椅的扶手上，活像个英国马鞍上的女骑士。她情意缠绵，注视着明斯基，一绺乌黑的鬈发缠绕在自己的纤指上。可怜的老站长啊！他从来没有见过女儿竟有这般美艳。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呆呆地望着自己的爱女。
“哪位？”她漫不经心地问，并没有抬头。
他依旧没有吭声。冬尼娅便抬起头来……她尖叫一声，跌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吃了一惊，弯下身去把她抱起，这时，他瞅见了站在门口的老站长，便放下冬尼娅，气势汹汹地向老人走过来。
“你来做什么？”他咬牙切齿，气极败坏地说，“你干吗老缠着我？你这土匪！难道你想杀死我吗？出去！滚！”一只有力的手一把揪住老头的衣领，仅仅一推，他便到了楼梯上。
老头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那位朋友要他去告状。但是，老头想了想，摆摆手，决心忍气吞声算了。两天以后他从彼得堡回到自己的小站，继续工作。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啦！”最后他说，“我失去了冬尼娅，一个人过活，得不到她的半点消息。她活着，还是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姑娘，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过路浪子骗了去，养一阵子然后扔掉了事。这种傻丫头彼得堡多的是，今日遍身罗绮，一眨眼，明日就跟穷光蛋一道去扫街了。我有时想，我的冬尼娅或许已经沦落了，想到这点，不由得把心一横，但愿她快点死掉……”
说这故事的时候，老站长几次喉咙作梗，泣不成声。他操起上衣的下摆怆然擦掉泪水。他掉泪，部分原因倒要怪果露酒，他灌下去足有五杯。不管怎样，这一滴滴泪珠儿强烈地感动了我，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老站长，使我久久惦记着可怜的冬尼娅。
不久前，我又路过那座驿站，我记起了我的朋友。我打听到他管理的那个驿站已经撤销了。我问：“老站长还在世吗？”没有人能够肯定回答。我决定去寻访那熟悉的老地方，便租了几匹马到了Ｈ村。
那是深秋时节。灰蒙蒙的云层布满天空。冷风从收割了的田野上扑面吹来，刮落枝头的黄叶和红叶，飘飘乱舞。进村时太阳快落山了，我在驿站小屋旁边停车。门厅里走出来一个胖婆娘，她告诉我：老站长过世快一年了，他原先的房子里住下了一个酿酒师傅，她便是那人的老婆。我感到白跑了一趟，并且惋惜花掉七卢布。
“他怎么死的？”我问胖婆娘。
“喝酒醉死的，老爷！”
“他埋在哪里？”
“就在村子边上，挨着他老伴的坟。”
“带我到他坟上去看看行吗？”
“干吗不行？喂！万卡！你跟猫崽玩得也够了，来！领这位老爷上坟地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她话音未落，一个遍身褴褛的红头发独眼龙小孩跑到我面前。
“你认识老站长吗？”在去坟地的路上，我问他。
“认得！他教我削哨子。有的时候他从酒店走出来，我们跟在他背后，口里叫：‘老爷爷！老爷爷！给几个核桃吧！’他就把核桃分给我们吃。他特别喜欢和我们玩。”
“过路的旅客还记得他吗？”
“如今旅客少了。陪审官有时也拐弯到这儿来，可他从不问死人。今年夏天倒是有个太太来过，她问起老站长，也上坟地来看过。”
“那个太太长得什么样？”我好奇地问。
“挺好看的一位太太，”小孩回答，“她坐六匹马拉的车来的，带了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一只哈巴狗。人家告诉她，老站长死了，她就哭起来，对她的小崽子说：‘你们好生坐着，我到坟上去一下就来。’我自告奋勇去给她领路，可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然后，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们到了坟地，那是一块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围栅，立了许多十字架，没有一棵树。我平生从没见过如此凄凉的墓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沙堆，沙堆上埋了个黑黑的十字架，上头钉了个铜圣像。
“那位太太来的就是这个地方吗？”我问。
“是，”万卡回答，“我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她倒下去躺了好久。后来她回到村子里，叫来神父，给了他钱，坐车就走了。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也给了这小孩五戈比，这次旅行的确令人高兴，花掉的七卢布也不觉得可惜了。
最后一句多余话
——［前苏联］菲·韦伯
我有一个新发现，
那就是我们说出的话都会变成黄金。
特别是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在没有说出口的时候就变成了黄金。
我觉得我的新发现可以达到国家级奖的边缘了。下面，我说说它的内容。有一句民间谚语是这样说的：“言语是白银，沉默是黄金”。我绝不否定这个谚语，但是我想对它进行一下修正。言语，也就是我们说出的话（这也是我的新发现的内容之一），也是黄金。不过，只有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出口的时候，言语才是黄金。
举个例子说吧，今天，我吃完早点后，对妻子说：
“亲爱的，谢谢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吃。”如果我的话说到这里便打住，那当然很完美，可惜我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觉得，燕麦粥有点煮糊了。”
您完全看得出来，我的最后一句话把事情完全搞糟了。我妻子立刻把话题一转，从煮糊的燕麦粥一直联想到我的几位近亲，使我知道了许多原本不知道的秘密。
生活中，这种例子多得很，但是，我想，您一定已经明白了：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发言的最后几句话，因为它们具有阴险的特性，能把我们的话从黄金变成白银，变成铜、水银、铅、尘埃、炉灰，甚至变成灰烬。
我坐在电车上时还在想这个问题，准备给自己的新发现做个结论。这时，忽然听见有个小伙子问道：“请问，这辆电车去火车站吗？”
“是的。”一位围狐狸皮围脖的太太回答。
“不是的，怎么会去火车站呢？”另一位穿人造皮大衣的太太反驳她说，“现在它去肉食联合加工厂。要在回去的时候才经过呢！世上竟有这种人——不知道还乱说！”
瞧，这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多不友好！那位太太搞错了，记错了方向，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有这种时候！纠正过来就得了，何必挖苦她！
“是的，我搞错了方向。”围狐狸皮围脖的太太回答。如果她说到这儿也就平安无事了，但是她又加了一句：“敢情您是个下贱货！”
“跟我说话的才是呢！”穿人造皮大衣的太太紧跟着就回敬了一句。
围狐狸皮围脖的太太大嚷大叫起来：“怎么说话呢，你这个笨蛋！”
总而言之，下面的话就全是多余的最后一句话了……
这时，车上有个知识分子模样儿的人——一位大学教师，想对乘客们起点文化作用。
“请你们别吵了，”他用几乎是温柔的声调说，“年轻人从你们口中知道了车往哪儿走，就该谢谢你们了。都别说了，两位太太看上去挺叫人产生好感的……”
唉！大学教师的话如果到此为止，那么他的金子般的话就可能被大家正确地接受，电车上就可能恢复宜人的安静，可惜他认为有必要把话说完：
“……真想不到竟是如此令人发指地不文明！”
两位太太更是火冒三丈。
“打哪蹦出来这么个文明人！”
“大知识分子，怎么不坐出租车！”
“您干嘛这么说？”大学教师决定显示一下自己说俏皮话的本领，“说不定我和你们一样下贱呢！”
好家伙！这最后一句话惹出了什么样的风波呀！
这时，那位年轻人似乎觉得事情因他的一句话而起，应由他来平息，恢复电车上的正常秩序。
“我很感激你们向我说明了到火车站应该怎么走。”他说。本来说到这里完全可以打住，但是他接着说了下去：“要是我知道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那我还不如上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