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把拼命追逐私利的人称为春秋时期盗跖之类的人；又阐述春秋时鲁国人阳虎所说的，富贵的人不仁义，仁义的人不会太富贵；又称垄断市面上利益的商贾为低贱的男人。西汉名臣贾谊、晁错是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深深斥责富商大贾豪肆奢侈的行为，是妨害民生，败坏风俗，淆乱礼制，说得很痛切。由于这个缘故，中国几千年来靠礼教维持，凭借社会清议的制裁，成为无形的法律，富豪贪官之流才稍有忌惮之心。在明代，还存有这种风气规矩，官吏有人致富回到家乡，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这实在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今天，输入西方风俗，尤以美国文化最为突出，尊称富人为上等人，称赞羡慕豪强奢侈，看不起节俭朴素，有学问的人也宣传提倡，风气于是大坏，而国家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种风气影响到社会经济方面，一切器皿用品，舍弃中国的而采用西方的，中国古代所有的工艺，逐渐被淘汰，那么失业贫苦的人就多得很了。去年中国进口货物价格二十二亿元的巨额数目，出入不敷竟达八亿元之巨，这就是提倡欧美风尚，发展私人欲望的效验，非常明显了。
比如一个病人，更加增添创伤，流血不止，想要他长久活下去，怎么可以做到？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这是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罪过。固然是这样，然而日本以前并不与欧美各国地位相当，同样受各国的经济略侵，然而为什么它们能够自固自强，为其他列强所害怕呢？说到起居日用服装的不便利，没有超过日本的，假使日本人也竞相崇尚奢侈，喜好便利，追求适体，那么日本就必定会丢弃其固有的东西，而向外国求取，这样一来日本所花费的价款的巨大，不堪设想。比如西式浴缸、便具、火炉、衣柜、铜铁床、弹簧褥、地毯等等，都是中国新式人物认为不可缺少的，而日本除少数贵族豪商及公共建筑之外，凡是中上等的人家，一概没有这些东西。一般平民百姓家的房屋，连玻璃窗都没有。他们多数人能够毅然遵守其传统习俗风尚，而安于不方便不舒适的东西，原因是他们能够抵制私人的欲望，用以保全立国的精神与物力而已。这没有教育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而日本的教育家能在几十年前就具有这种慧眼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维新派各杰出人物深深地得力于中国的学术（大多数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学说），能够做到看见长远的和重大的地方，知道保存国粹，就是他们强固国力的所在，所以不会被西方文化所侵略。这是因为礼义教化与勤俭节约这些东西，是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礼以克己制欲为主，少欲望就会勤俭节约了。而现在的人却把它贱视为消极的道德、吃人礼教，因此反其道而行之，说：“发展个人欲望，在于能够促进文化。”唉！事实验证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自古以来，凡是能够造福于民而有利于国家的人和事，考察检诸历史典籍，都是富于这种“消极道德”的。
从前大禹奉命治理洪水之后，卑弃宫室，厌恶衣服，菲薄饮食，而全心致力于水利农业生产，开启夏商周三代盛治的先河，这也是千古执政者的模范。春秋晋文公时，举国上下人们崇尚奢侈，晋文公亲身作出节俭的典范，宫室简陋平常，穿衣不注重丝织品，吃饭不兼肉味，当时的人都穿布衣，吃粗糙的饭食，于是晋国成为了最强盛的国家。春秋时卫国君主卫文公在国家破败之后，穿布衣，戴帛帽，数年之间，再振国力。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居住不注重铺席，吃饭的不过两样菜，所以能成就霸主之业。春秋时越君勾践，卧薪尝胆，与士卒同甘共苦，最终能够并吞强盛的吴国。汉文帝刘恒禁止雕刻彩饰、华丽的衣服，拒绝下边的人向他进献物品，裁减太官（主持膳食的人），省去苦役赋税，一时间奉职守法的官吏相继涌现，其盛治被称为夏商周三代以后最突出的。宋仁宗赵祯力行节俭之风，摒弃珍贵奇物，而贤良将相的数量很多，为宋代之首，当时有人说“军有韩范，虏骑破胆”，韩、范，即北宋名臣韩宗魏和范仲淹，他们都以廉俭刻苦被世人称颂，而其效力就能威振强敌。
清圣祖康熙穿的内衣九天才洗一次，住房中所铺的毡毯用了四十年，平时吃的东西很简单，所以能在明朝末年国力空虚之后，不去搜括百姓，而能尽除明代各种苛捐杂税；虽然经历了三藩、回部和缅甸各次大规模战争，但人民仍富裕快乐，国力充裕富强；到了雍正和乾隆年间，共免去全国钱粮达八次之多，太平天国起义以前，连厘金一项也没有设立；其他积极有益的事业却特别多，比如跟从西洋人亲自学习天文算术，派人测定全国经纬度地图，成为中国有正确地图的开始，又能亲自制造发条自鸣钟，编成《历象考成》、《康熙字典》和《七经纂传》等巨籍多种；康熙皇帝的好学勤政，造成两百年太平盛治局面，这都是由他俭约克己形成的。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东汉名臣马援在交趾立功，以谦约节俭廉洁公诚垂示于世人。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定三分业，以静俭淡泊著称于世。蒙古国名臣耶律楚材辅助元太祖成吉思汗，行军六万里，兵威远及印度等西域之地，所到之处力劝成吉思汗不要滥杀无辜，从而得以保全人民生命以数百万计，而他本人则布衣蔬食，神明淡泊，如处深山之中（耶律楚材深谙佛学），都是由于他修养有素，发挥到了事功之中。以上所举中国历史上明君良相是都能够以廉俭律身而福利强大国家的例证，这就是中国礼义教化的本旨所在。即然如此，那么这道德果真消极吗？我们进一步以西方国家近来的事实加以说明，比如美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都以廉俭这种个人的品行闻名于世，其成就的伟大，人所共知，不必多述。再看意大利的国君加富尔，以身许国、立志不成家，结果成就大业。现任德国总理普鲁宁，独身不娶，所得每月薪水，除了自己生活所用之外，尽数退还国库，不积蓄任何私人财产，所以德国人虽处在极其困苦之境，还能与政府密切合作，众人称颂普鲁宁为德国人的救星。
俄国的大政治家史丹林（即斯大林），能够使国人耐苦力作，以成就其五年计划而人人乐意服从，就因为他能做到勤俭吃苦，与别人没有两样，而他的忠实被人民所信赖。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是现今世界上第一个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够被国人信仰跟随，也在于他的刻苦自励。甘地每天吃饭只有一样蔬菜，以及羊乳少许；他所穿的衣服，乃是本国自纺之纱所织，一切洋货他都不用，乃至轮船、火车之类现代化交通工具他都不乘坐，即使是千里路途也是徒步而行。现在的人以为利用科学发明，足以增加办事的功效，然而欧美国家的人的个人功效，有能够做到像甘地那样的吗？如果说世界上有不战而使别人的军队屈服的人，甘地就是一个。我的父亲曾国藩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这句话的意思唯有能够努力的人自己明白。
以上所叙述的中国先民以及西方的贤人哲士，德业事功有成就的人，无不对于自己深深贬抑，使肉体的享用降到最低限度。大概地说，就是克己制欲。这是因为，肉体上的欲望，都属于私心的萌动，与公共道德之心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必须做到克除私人欲望，而后一切建设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明代大政治家、思想家王阳明说：“杀山中的贼容易，杀心中的贼艰难。”一个人能够克服心中的敌人，就是所谓的自胜自强。以上所述除政治家外，其他如欧洲大思想家卢梭、托尔斯泰、马克思、苦鲁巴金，他们都能摒斥物质方面的享用，而能做到自我甘心于俭苦淡泊的生活。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戒绝吃肉食（苦鲁巴金似乎也不吃肉）。又如近代大科学家爱迪生，日常饮食起居，都在自己的试验室里面，这是因为他对于世俗的欲乐没有什么喜好的。
欧美汽车行业两位巨人，福德和斯龙司，都不沾烟酒，不喜好游乐。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朴拙淡泊，没有利欲之心，有一家影戏公司请他登银幕演说，酬金二十万美元，他都谢绝了，他的理由是做学问并非是为了金钱。其他科学名人，清白情操大多如此。他们的学术事业方面的成就，起初不是为了肉体方面的享用，所以我们不能说有欲望而后才有发明创造。相反，大发明家大思想家们，在情欲方面的兴趣异常浓厚的，前所未闻。所以，今天那些人大谈发展欲望，用这来促进科学与文化的人，纯属于主观臆断的说法，不能用事业功效加以证实，仅仅借这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而已。如果从反面加以证实，那么在中外历史上，凡治安时代被破坏的，都是欲望发展的结果，事证很明显，不可胜述了。至于近年的欧洲大战，现在各国相持而形成的危险局势，中国二十年来的内争，哪一个不是发展欲望的具体表现吗？它的破坏程度，真到了残酷、伤心的地步；所产生的奇巧发明，也无非是为了破坏与相互争欺之用。这就说明，欲望哪里有补于世界进化呢？
现在的人好逞一己之见，混淆是非，多数人用耳朵听到的代替眼睛看到的，不能正确抉择，于是轻薄礼义教化，毁弃圣人言语，自鸣得意，从而造成今天贫乱危急的现象。哪知世界一切纠纷情形，都曾经过古圣先哲所亲身经历而加以研讨，从那些事业功效，发挥成为精确的结论，如果遵循实行，那么一切经济难题，阶级争端，都能尽数得到解决。连所谓的那些最新社会主义学说，大多都能适合，而且世界愈进步就愈可能看到是恰当的，然而这个问题不是这篇文章范围所论及的，所以不作详细论述。我只想以个人身受父亲的教训，贡献给当今世界有担负指导社会责任的人，希望能够加以郑重考虑，认真对待。如果有多数有名气的人以身作则，挽回社会风气，不轻视国家传统风俗而去重视欧美风尚，实行大禹及古来兴国各贤的做法，厌恶华丽衣服，卑视豪华宫室，菲薄精美饮食，提倡朴拙粗陋的国货，而都以华贵精美便利的洋货为可耻，一旦这种风气实行开来，其成效立刻就能见到的。然而当今社会，女子左右风尚的力量，比男子还大，责任也更重，所以我尤其希望看见我们女界能够首先有一种好的风尚，妻子勉励丈夫，母亲告诫儿子，姊妹劝导兄弟，大家都主动牺牲个人的欲望，群策群力，以清廉挽救国家，以节俭拯救民众，以不欺诈奸狡之心安群和众。预期只要五年时间，国防就可巩固了。
这种国家防御力量，不是专门凭借坚垒深壕利器就可以做到的。春秋时齐国大臣、政治家管仲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面结构，四面结构不稳定，国家就会灭亡。”孟子所说的城高池深，兵坚甲利，抛弃不存的原因，就在于礼义廉耻这种国家的四面结构没有张扬稳定。我的父亲曾国藩说：“没有士兵不足以深忧，没有粮饷不足以痛苦，唯独举目环视这个世界上，求一位见利不先上前，赴义唯恐落后，忠心耿耿的人，不能马上得到，这才是值得大加叹息的事情。”当时的情况，大多类似于今天。管子和孟子的慨叹，贾谊的痛哭，都是因为这些而发的。一旦积聚了许多重利轻义、寡廉鲜耻的人，尽管给十倍于欧美的军队装备，也只能是自伤残杀，帮助敌人罢了。相反，假使能行礼义廉耻之教化，那么贪污恶劣的行为，就会为清议所不容，这种力量胜过法律的惩罚；豪奢争欺的习气，如果被社会所共同抛弃，那么其效力就会超过政令的限制。如能做到这样，则人人心目中自然具有壁垒，用来防守进攻，商贩不羡慕洋货有重利可图而去售销它，士民不羡慕外来物品的精美便利而争相购买它，这真是坚壁清野的最好方法。
现在各国金融恐慌，都有不可终日的现象，凡是恃有武力称霸及经济侵略的国家，早晚有崩溃衰败的可能，他们暂时得以不崩溃的原因，在于依赖其侵略别国资财而存在。比如中国每年购买外国货物二十亿元的巨款，其中至少有半数为敌国海陆空军提供饷源，以及炸弹军械方面材料的费用。至于用金钱供应敌国，谁都不想背这个恶名，然而竟有这方面的事实存在，原因在于欲念所驱使，这是心中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人人除去心中之贼，使它们一切侵略的工具没有可用的地方，那时各国的人，也会觉悟这种方法的好处而纷纷仿效，自我排除抛弃奢侈的嗜好，废弃没有意义的工业，裁去自杀的军备，相互间还醇返本，睦邻修好，世界和平，可以坐等到来，而其关键又靠各个人的克己制欲程度来决定。欲念一天不停止，那么侵略别国的国家的饷源一天不会枯竭，侵略行动就一天不会停止。可见个人的欲念，对世界治乱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则说：“匹妇更有责任。”摒弃华美的服饰用具，勤俭刻苦，用此激励男子，共同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习，培养国家的元气，保全世界之安宁，不是我们女子的责任吗？希望我们女界同胞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而加以忽视掉了。
【评析】
曾纪芬在篇中运用古今中外诸多名人的事例，反复论证了“廉俭“二字对于治国、持家、修身的极端重要性。尤其希望女界同胞加以重视，落实到日常言行之中，去影响各自身边的丈夫、儿子、兄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回社会风尚，拯救国家。尽管篇中明显地体现出她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抛弃观点，但就廉俭与救国的密切关系的论证而言，是很有见地的，某些成分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