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谦道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这个宋素卿是中国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仗着熟悉两国国情，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经出使过中国。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的部门）的执事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查了瑞佐鸾冈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接着，在嘉宾堂设宴安排座次时，又让瑞佐鸾冈坐在宗设谦道之上——这下捅了马蜂窝。
宗设谦道当场爆发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旧；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个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屁股位置最讲究的民族，他们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家臣拜见主家，谁排第一个，谁排第二个，一点错不得，错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饭，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儿子坐哪里，也是错不得，错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问题，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也是争座次。
宗设谦道涨红脸与瑞佐鸾冈争吵起来，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鸾冈，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鸾冈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谦道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鸾冈，砸了嘉宾堂。接着，宗设谦道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夺船逃向大海。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朝野大震。
这起事件的源头虽然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混乱，导致两使争贡，但中国人宋素卿的走后门和中国“海关”的渎职，才是肇事的导火索。
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狱中。明世宗朱厚熜托琉球入贡使转交日本国王书信，要求逮捕宗设谦道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六百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史学界一般把“宁波争贡”作为嘉靖倭乱的导火索，因为断了官方的朝贡，加上嘉靖年间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所以导致倭寇大举入侵。但就算没有断绝朝贡，倭寇还是没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赤裸裸的双刀杀将过来。
二、倭寇的真面目
炫耀百年的朝贡船终于锁进历史的仓库，大海上，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走私船和海盗船。一股一股在本国混不下去、怀着财富梦想的日本人，如同贪婪的贼鸥，乘着太平洋的季风，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登陆富庶而软弱的中国。
抢金银，抢丝绵，抢人口，时而攻城陷寨，时而飘忽游击。他们髡头鸟音，相貌狰狞；他们暴戾无比，狡诈无双——东南居民惊呼：“倭子来了！”
1. 到海外抢钱去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那么，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为什么把目光聚集到海外？
两个原因：一是求生；二是求财。
倭寇产生的大背景，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日本国内乱局。室町幕府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后，就政权旁落，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日本历史上最混乱、最传奇的战国时代粉墨登场了。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每个国相当于中国的县，其中五十三个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可以想象在狭小的地盘里却城堡林立的拥挤程度。大名们强弱分明，穷富不一：强的富的占据几国，部属多达数万，穷兵黩武；弱的穷的只有几个村子地盘，部属数十名，朝不保夕。
战国时代是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里，为了争权夺利，六十八国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家臣杀主子都不算稀奇。
不仅大名在厮杀，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也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战乱无边，尸骨横野，人民流离失所，农民无法耕种，渔民无法打鱼，饥荒当然随之而来。羸弱的只有等死，强壮点的索性去当盗贼。
倭寇的大本营，日本九州同样深陷战乱。
九州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等九个藩国，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并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在战争中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野浪人，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农民，成了饥寒交迫的流民，要想求生，怎么办？下海！做海贼！反正烂命一条！扔哪不是扔？
小人物求生，大人物求财。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价格暴涨，一艘装满生丝的走私船开到日本就无异黄金船。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富商自然心动，或直接参与，或提供基地和武器的资助，纷纷加入海贼的行列。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永正、大永所对应的时代，正是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的在位期。
富饶而柔弱的中国大陆，成了日本倭寇趋之若鹜的目标。
2. 真倭和假倭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历史常识，嘉靖年间的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假冒，日本人人数很少。用《明史》的话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不过，只占“十之三”的真倭才是明代老百姓最害怕的人。
明代浙江文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记载了一段倭寇初来的故事：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嘉兴盐邑县的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带着枪刀弓矢，没有火器。明朝沿海的备倭卫所发现后，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围了上去，怪人见到官兵，没敢妄动。明军询问来意却无奈语言不通，幸好船上有一人懂汉字，双方开始用笔交谈，那人在纸上写道：“吾日本人也，来自吾地，以失舵，愿假粮食，修吾舵，即返。幸无吾逼，逼则我尔死生未判也。”
这是倭寇的标准路数：岸上没有防备就直接舞刀抢劫，一旦有官军严防，就假称失舵借粮。
见海边来了外国人，城里居民都赶去看热闹，承平已久的老百姓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根本不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哭爹喊娘地奔入城关上城门防御。
“髡头鸟音”的形象，凶悍无比的行动，给明朝沿海军民的震慑，实在无以伦比。官军们忌惮于倭寇的双刀利箭，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老百姓就更别提了，吓唬小孩最见效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让倭子把你抓去！”
因为真倭威胁大，杀了更见功劳。所以一旦官军斩杀真倭，都会在报捷奏章上重点突出：“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后面才是“从贼若干”。而事实上，这些“真倭首级”究竟是不是日本人，也是笔糊涂账。
当时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说，船上大概200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梳着髻的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除了被逼剃头梳髻的，还有些狐假虎威主动装扮成日本人的。假倭对地形、人情熟门熟路，充当真倭向导和顾问，令沿海倭情更加诡异难辨。对此，一个明朝官员谢杰无奈称：“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代史学家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3. 僵尸真人版
嘉靖年间的倭寇成分非常复杂。大的倭寇集团按照出身成分，分为三种。第一，出身海盗：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麻集团；第二，出身走私商：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第三，出身日本豪族：陈东集团、辛五郎集团。其他的小股集团则五花八门，无可查考。
倭寇集团虽然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但大致构成是这样的——
幕后：日本九州的大名，如盘踞平户的松浦氏，为倭寇集团提供基地、人员和装备。
首领：大多是中国的不法走私商兼海盗头目，如王直、徐海、叶麻等。
主力：少数真倭。九州沿海的日本浪人、流民、商贾、无赖。
附从：大量沿海中国不法分子。福建、浙江人居多。
看到这个构成，我们会比较好笑的发现，倭寇的大首领大多是中国人，真正在一线玩命的倭寇主力，却是日本人。
倭寇的部队是中日混编军，用郑晓的话归纳是：“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由于日本人作战勇敢，打先锋和断后的危险差事都是日本人担纲。但是日本人不通中国的人情地理，经常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嘉靖年间的官员宗臣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攻城时让真倭冲在前面，城破后，华人首先获利；败走时，华人先跑，而断后的真倭全部被俘——日本人真笨，中国人真聪明！苦笑中。
日本真倭的数量虽然少，但战斗力很强。明代史料《皇明经世文编》里称：“倭贼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在西南镇压过少数民族作乱，他对倭寇的评价是：“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
《倭变事略》上有几则真倭“桀骜、剽悍”的记载，简直有点骇人听闻。
第一则。数百官兵包围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齐发，并点燃了船只，“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
第二则。官军把一小股倭寇围在农家屋内。“须臾一贼嗔目咬牙，作叱咤声，举刀对斫，火喷星流，着地舞来，众兵攒刺十数枪，尚能跳起四五尺。”
第三则。东洋桥战斗中，官兵三路包围住一伙43人的倭寇，“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第一个火中跳出作战，第二个被刺十来枪还能跳四五尺，第三个脑袋被斩了还能爬几百步——这几个日本真倭堪称《生化危机》的僵尸真人版。
4. 抢钱，抢丝棉，抢人口
一个嘉靖官员在奏章中用颇带调侃的口气写道：“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倭未尝一日忘情于我。”
日本人之所以“未尝一日忘情于我”，当然不是出自美好的中日友谊，而是惦记着富饶中国的财物。常去日本做生意的海商童华对明朝官员这样介绍：“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时人都熟知倭寇的一大特点：嗜货如命。货就是命，命就是狗X。
最受倭寇欢迎的货是丝绵。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在明代和苏松地区号称中国最富庶的“天堂苏杭”，农村处处稻香，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向有“丝绸之府”之称。正因为如此，成了嘉靖倭寇侵袭的重灾区。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入嘉兴崇德县，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发现了丝绵仓库，“踊跳而喜”。
“踊跳而喜”就是高兴得拥抱在一起跳起来，为什么如此狂喜？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日本的丝绸产量极少，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是最时髦的物品。棉花种植也没有普及，日本普通老百姓还是身穿麻纤维的衣服。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丝绵的极度喜爱，以至不少中国人偏执的相信：日本国闷热潮湿，不是人呆的地方，不穿丝绸衣服的话，汗粘在身上永远干不了！
时人记载道：“（倭寇）随处抢劫人口……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倭寇就连行军抢劫过程中，都念念不忘丝绵。抓到妇女，白天缲茧纺布，晚上供其泄欲。
丝绵是最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也统统感兴趣。《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衣料类：丝、丝绵、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药材类：川芎、甘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原料类：水银、硝石。
民间的财物毕竟有限，抢光财物还抢什么？抢人。
倭寇上岸后，除了掠夺财物，就是掳掠人口。对富人，劫为人质，限定时间掏赎金放人，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价勒索。对穷人，挑选壮年男女，只要船装得下，一概抢走运回国内。男人命运有两种：一是剃头充当前驱，一是做奴隶。妇女的命运悲惨则可想而知。
曾两次赴日的明代使者郑舜功，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写到，他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隶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
三、官军捉贼？那是谣传
估计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