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去战，虽战可也距今七十多个年头的诺门罕战争，无论战争的时间、空间还是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都很有限，早已物是人非、烟尘厚积。但是，此战犹如一件深埋于地下的贵重文物，其意义、影响、给后人的启迪未因年代久远而衰微，反而随着时间的延宕而越发凸显、扩大。
在诺门罕战争前，日军参谋本部推出了两个战略方案：一个是“北进”，即创造条件待德国对苏联开战而苏联快要支撑不住时，日军乘火打劫，对苏开战，这样可以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抹掉，实现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联合霸占世界的目的；另一个是“南进”，即抓住机会对美英开战，夺取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所占有的资源。日军挑起诺门罕之战，是实现“北进”的战略性的试探：一旦成功便将进攻蒙古前出到苏联外贝加尔地区，继而一直西进，与纳粹德国合击苏联；一旦失败则退回来等待新的战机。
政治、地域、对手的力量等因素，决定了苏联的头号敌人是欧洲的法西斯德国，而且战争日益迫近。形势要求苏联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苏联的本意也是如此。但是，日本侵略性极强，力量不可小觑，对苏联形成了严重的掣肘。怎么办？正是为了实现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的战略目的，避免出现既与西面的德国作战又与东面的日本作战的不利局面，苏联在1939年集中兵力、兵器，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进行并赢得了诺门罕战争。
日本在诺门罕战争失败后彻底放弃了北上打苏，而决定南下打美。为什么要放弃北上打苏？诺门罕战争的肇事者之一辻政信说过：“苏联的军事实力，在诺门罕事件中我们已经充分地试探过了，从现状来看关东军即使是北上打苏，年内要想达到目的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日军被打怕了，再也不相信能战胜苏军。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但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从1941年4月1日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起，直到1945年二战临近结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前，日本一直不敢进攻苏联。而苏联判明关东军放弃了对苏作战的基本方略、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后，集中全力对付法西斯德国，在卫国战争的紧要关头，果断地将驻守西伯利亚对付日军的20个师（其中有4个坦克师）调到欧洲战场，参加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保证对德作战的胜利。
改北进为南下的日军于1941年12月发动了以袭击珍珠港为起始的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朝野上下迅速从传统的孤立主义羁绊中摆脱出来，摒弃中立立场，对日宣战，极大地改变了二战双方力量的对比。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对“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诺门罕战争是在1937年至1938年的苏军“肃反”后进行的，在这次“肃反”中，包括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大批高级将领遭到清洗和处决，红军的指挥系统一度陷于瘫痪，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无论斯大林还是朱可夫，都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指挥这场战争：对于侵略成性的日军、侵略成性的日本，如果不打怕它，我们就将面临连续不断的挑战；不仅要打败日军，而且要打怕日军。
怎样既打败日军也要打怕日军呢？“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史记》）此战开始时日军步兵兵力占优，且蓄谋已久，准备充分。朱可夫审时度势，反复分析了两军的优劣，认为苏军的优势在于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在于擅长大兵团的合同作战，劣势在于步兵人数少，近战夜战不如日军。于是他制定了大胆的、成功的合围计划，集中具有战术优势的兵力实施突击，正确地调配现代化武器，成功地组织诸兵种合成部队协同作战，结合实际情况决定进攻手段，歼灭被围之敌时采取突然性的却是随机应变的方法。这样的指挥赢得了胜利。
相反，日军不仅装备落后于苏军，战略战术上更是迷信传统的偷袭、夜战，沉湎于“肉弹攻击”等日俄战争时期的那一套，违背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用兵之道：“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着改变。”（伏龙芝语）“在战争中死守教条的指挥官必败。”（尤利塞斯·格兰特语）“最容易通向惨败之路的莫过于模仿以往英雄们的计划，把它用于新的情况中。”（丘吉尔语）
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失败是一种必然。
诺门罕之战，改变了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诺门罕之战，使斯大林认可了朱可夫，其后在万分险恶的时刻大胆地使用朱可夫，发挥其天才的军事才干，指挥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会战、攻克柏林等重要战役战斗，最后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诺门罕之战，使陆空一体、机械化合同战争得到苏军的普遍认同，并在二战前夕很短暂的时间里得以从作战思想、战略战术、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诸多方面得以提升，在其后的对德作战中逐步从被动变为主动。
诺门罕之战，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处置战争的警世恒言和用兵之道。
假如没有诺门罕战争，日本没有南下打美而是北上打苏，与纳粹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得改写了。
假如没有诺门罕战争，朱可夫不能成为主要战役战斗的指挥者，指挥系统一度陷于瘫痪的红军在德军占优的一个个战役战斗中就难以反败为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得改写了。
假如没有诺门罕战争，先进的作战思想不被认可，继续秉持落后的思想和战法，苏联军队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得改写了。
不是说“改写”就不能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正义终归战胜邪恶。但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得多，延宕的时间就要长得多，胜利的到来要困难得多，人民承受的痛苦就要多得多。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
但是，历史有经验，有教训，有规律，需要总结、记取。
这是因为：今天是从昨天走来，明天将从今天走去；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未来的昭示，历史能告诉未来。
这还因为：今天的战争是昨天战争的继续，明天的战争将是今天战争的演绎。
反映诺门罕之战，本书没有过多地表现战场上一般的攻守进退，而是尽量从决策、指挥者的层次，力求写得更思辩一些，更内在一些，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体味战争中那些最本质的东西。
诺门罕战争过去七十多年了，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写好这场战争，尤其要使其能警示现实、告诉未来，是一件难事。
好在变化的是世界，不变的是历史。
作者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