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后代的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家长经常采用的是批评教育的办法，而西方人对子女一般采用鼓励支持的方式。在人才问题上，西方人似乎也更愿意采用正面的方式来激励人才。实际上，批评固然能够指出对方的错误，但鼓励其实更能让人才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苏轼是大家熟悉的文学家。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欧阳修看到一位考生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后，觉得文章议论精辟，通达畅快，文风雄浑朴茂，字迹秀挺，笔力遒劲，不由得连声赞叹：“真是好文章！好文章！此生为天下奇才，该取为第一！”
由于当时试卷是密封着的，欧阳修怀疑这篇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如取为第一，恐怕别人要说闲话，便把文章放在了第二名的位置上。试卷启封以后，欧阳修这才发现自己朱笔所批的第二名文章的作者原来是苏轼，而不是曾巩，后悔不迭，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了。好在后来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登进士，也算是给欧阳修一个莫大的安慰。
那些在考场上写四六时文的考生们大多都成了榜上无名者，他们对主考官欧阳修恨之入骨，寻找机会要报复他。欧阳修勇敢地顶住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狠狠地打击了四六时文，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科举考试改革，不但改变了当时的文风，而且选拔出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优秀散文作家，如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等。尤其是欧阳修和苏轼的友谊，更是文坛上广为流传的佳话。
据说苏轼得知自己中了进士第二名以后，曾写了一封信，向欧阳修表示谢意。欧阳修看了苏轼的信后，高兴地对来看望他的梅尧臣说：“读苏轼信，不知不觉汗就出来了，快哉！快哉！他可真是天下奇才，我应当回避这个人，让他出人头地，让他大显身手。”他经常把苏轼的文章拿给同僚们看，并感叹地说：“只怕到了三十年后，天下的人只知道苏轼，而不知道我欧阳修了。”他还派门生晁美叔去拜访苏轼，向他学习写文章。
苏轼在给欧阳修写信致谢后，又决定去登门拜谢。欧阳修非常高兴，尽管他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依然用国士的隆重礼节，迎接了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有一句话，不知出自哪里？”苏轼忙问是哪一句，欧阳修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出自何处？”当苏轼说：“这句话是从《孔融传》中想出来的，我这是想当然而已。”欧阳修没有怪他胡说八道，反而夸他少年豪迈，赞叹道：“你可真是善于读书，善于用书啊！日后文章必将独步天下。”
果不其然，苏轼后来成了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这与欧阳修慧眼识珠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欧阳修改革科举制度，没有欧阳修的极力推荐，恐怕苏轼的才名，天下人也未必都知道吧！
古人云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
——脱脱《宋史·欧阳修传》
【点悟】欧阳修显然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但是，他在提拔后辈人才的问题上，毫无疑问地采取了正面鼓励为主的策略，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当代案例
克雷斯勒和卡内基手下的司华伯是最早拿到百万年薪的员工。安德鲁·卡内基何以要付司华伯百万年薪呢？因为司华伯是位优秀的天才吗？不，不是的。那么是由于司华伯对钢铁铸造有特殊的专长？不，也不是的。司华伯曾说，在他手下做事的人，有许多人对钢铁方面的知识比他知道的还多。司华伯之所以能领这样高的薪金，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应对能力。
司华伯说：“我认为，能在人群中激发出人们的热情，那是我所具有的最大资源。我充分发展每一个人能力的方法，就是赞赏和鼓励。”他又说：“世界上最容易摧毁人们志向的，就是上司所给予的批评。我从来不批评任何人，只给予他们工作上的鼓励。我总是先予称赞而迟于寻错，我常常说的话，无非是给予员工嘉奖和称赞。”
面对一件事，一般人总喜欢去挑剔寻衅，一旦找不出错处，又三缄其口，不肯多说了。司华伯说：“在我一生广泛结识的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中，他们都是在被称许的情形下，更能成就宏伟的大事，尽他们的全力而为。”
非常解读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永远都不会缺少批评和指责。这些批评和指责来自领导、同事甚至家人。其实大家缺少的并不是批评，需要的也不是指责，而恰恰是正面的鼓励。
对于年轻不知名的后辈，尽管在国家级的大考上，做的答案近乎是自己编造的，但是，欧阳修看出了这种编造背后的潜力，所以他不但不批评苏轼，反而给予更多的鼓励。人才怎么出来的？起码有一部分是通过鼓励的作用诞生的。
在所从事的行业里，司华伯的专业技能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但他偏偏拿着当时最高的工资。这就是因为他具有非同一般的鼓励作用，卡内基看重的就是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华伯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卡内基实在是有独特犀利的识人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