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咖啡馆里仍然人来人往，拥挤不堪，一点消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旁边还有两张空椅子。这两把椅子献殷勤似地张开双臂，随时准备迎接新来的客人。可是所有进来的客人好像都没有看见这里还有椅子空着，没有人打算坐下。
随后来了一位世界主义者。他坐在一把空椅子上，和我成了同桌就餐的人。我很高兴，因为我向来被这样的理论所主导，自亚当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听说过世界主义者，也在很多行李或包裹上看到过大量的异国标签，但那些主人都是旅客，而不是世界主义者。
下面我向你描述的咖啡馆里的场面，一定会让你感兴趣的：大理石桌面的桌子，靠墙排开的皮革椅子，兴高采烈的来客，稍加修饰打扮的女士，大家谈论经济的繁荣昌盛，论说艺术的语气微妙却有情趣，爱收小费但服务周到的侍者殷勤地跑来跑去，演奏的音乐绝对违背作曲家的意思，故意来奉承客人。这里的人们毫无顾忌地高声谈论着，说话声、欢笑声混成一片——只要你想喝，韦尔茨堡①酒就装在高脚的锥形玻璃杯里，随时可以放到嘴边，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樱桃在枝上摇晃着，而一只饿极了的松鸦伸嘴可得。一位从莫科昌科来的雕塑家对我说，这场景与巴黎的非常像。
我所认为的这位世界主义者叫E·拉什莫尔·柯戈兰，夏天的时候，他会出现在科尼岛①。他对我说，他打算在小岛上建一个全新的“胜地”，给游客们提供无与伦比的娱乐和消遣。然后，他给我谈论纬度和经度等问题。对他来说，伟大的地球与客饭②里在葡萄酒里浸过的樱桃核差不多大小。他对世界极为了解，又瞧不起。他谈论赤道的时候，显得非常粗俗和无礼，从这个大陆谈到那个大陆，他嘲弄地谈论着地球的气候带，几乎可以用餐巾把惊涛骇浪抹平。他只要挥一下手，就能把海德拉巴③的某个集市上的热闹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他一口气就能把你吹到拉普兰④去坐雪橇。他只要尖叫一声，你就会在玛卡希基⑤仪式上与夏威夷土著人一起冲浪。你还没有反应过来，转眼之间，你就被他带到了阿肯色州的那片生长着星毛栎的沼泽地上；然后让你来到位于爱达荷州大牧场的盐碱地里，在那里你的衣服会被风吹干；又一眨眼，你又来到了维也纳大公们的酒会上。再过一会，你会听到他说，在芝加哥的一个湖上，他突然着凉感冒了，布宜诺斯爱利斯⑥的一个艾斯卡米拉老人给他熬制了一种草药，然后他才恢复了健康。如果你要给他寄一封信，地址就写“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柯戈兰先生收”，你会得到回信说“来信”他收到了。
我敢打包票，他就是我要找的自亚当以后的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仔细聆听着他的宏论，对世界无所不知的宏论，不能错过一个字，因为担心他只是一个匆匆环游地球的旅客而发出的一家之言。他的见解独到而有理有据，对各个城市、国家以及大陆的看法，就像风和万有引力一样坚定不移。
当E·拉什莫尔·柯戈兰对这个小小的星球发表自己的高论的时候，我很高兴自己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伟大、差不多算是世界主义者的人，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整个世界，而把自己献身给孟买。在一首诗里，他说地球上的城市之间既各自自傲，又互为竞争，“生于这个城市，长于这个城市的人们，他们游走于世界各地，却永远走不出故乡的城墙，就像孩子一直依附在母亲的怀抱”。不管什么时候，当他们游荡在“陌生而喧嚣的街上”的时候，都会不自觉想起自己的家乡，“多么忠诚、愚蠢却让人喜爱的城市，她的名字与故乡的名字永远是紧密相连的”。我之所以被激起兴趣，是因为我发现吉卜林先生①不知道是不是打盹的缘故疏忽了这些。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并非泥土捏出来的人②，他带着无私的思想吹捧他的出生地和祖国，如果说他是在真正夸耀自己的家乡的话，那么他也是在向火星人或者月球上的居民吹捧整个地球。
E·拉什莫尔·柯戈兰给我谈这些话题的速度，随着周围对我们的干扰更加快了。这时，柯戈兰正给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突然乐队开始演奏起组合曲，结束的一个曲子是《迪克西》③。这首歌的曲调非常振奋人心，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热烈鼓掌喝彩，乐曲声在掌声中被淹没了。
纽约市内有众多像这个咖啡馆每晚都呈现的场面，我觉得用一段文字来描述它绝对不为过。
很难想象这里能消耗掉成吨的啤酒，这更增加了说服力。有人很轻率地就下结论说，那些南方人一到晚上，就都积聚在了咖啡馆里。这是一个北方城市，这些人大胆地为“南方叛军”的战歌欢呼，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如果稍加思索也不是不可解释。对西班牙的战争，薄荷与西瓜连年都获得了大丰收，新奥尔良赛马场爆出冷门，以及由印第安那州和堪萨斯州的居民组成的“北卡罗来纳州社交圈”举办的盛大豪华宴会，都使得南方成为曼哈顿的“时尚”元素。为你修指甲时，侍者小声对你说，你的左手食指不由得使她想起一位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绅士。哦，肯定的，但现在女人一般都要出去工作——这是真的，因为战争，你完全明白。
正当《迪克西》欢快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时候，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黑头发的男青年，一边使劲地摇晃着一顶软檐帽，一边学着莫斯比④游击队员的样子又吼又叫。他穿过缭绕的烟雾直接来到我们的桌子前，坐在了另外一把空椅子上，然后掏出一支香烟。
因为是晚上，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更加放肆了。我要侍者给我们送来三份韦尔茨堡酒。当黑发青年知道我给他也要了一份，对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谢意。我抓住这个不错的机会向他提一个问题，正好借机验证一下我的一个理论。
我说：“请你不要多心，你来自哪里，是不是……”
还没等我问完，E·拉什莫尔·柯戈兰突然在桌子上啪地拍了一下，把我到嘴边的话吓了回去。
他说：“抱歉，原谅我的不礼貌。但你的问题是我永远都不想听到的。难道一个人来自哪里，很重要吗？从一个人的邮政地址来判断一个人的出身，这样做公平吗？嗨，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肯塔基人讨厌威士忌，弗吉尼亚人不是帕卡洪塔斯①的后裔，印第安纳人从不写小说，明明是墨西哥人却不穿侧面缝着银元的天鹅绒裤。我见过滑稽能逗人笑的英国人，大手大脚的美国北方佬，面如冰霜的南方人，心胸狭小的西部人，忙碌不堪的纽约都市人，他们忙得连上街逛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挤不出来。还有一次在一个食品店里，见到过一个侍者只有一只胳膊，他正在用纸袋子包橘子。人就是人，错不了，不用给他贴上什么地域的标签，这样反而会给他设置了障碍。”
我说：“也请原谅我这么问，我的好奇完全是有理有据的。我对南方也比较了解，当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就在仔细地观察，那些为这支乐曲喝彩和鼓掌最起劲的人，肯定是新泽西州塞可库斯人，或者是纽约本市的默里·希尔·吕科昂与哈莱姆河之间的。我确实正准备去找他们之中的一位先生询问，以证明我的理论的正确，恰好被你的高论打断了。”
这时，那个黑发青年对我说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表明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单纯按照别人的引导出牌。
他神经兮兮地说：“我很想成为一株常春花，还要长在山谷的顶端，并且尽情地放声高唱。”
我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又转向柯戈兰，听他讲解。
柯戈兰说：“我已经周游世界十二次了。一次，我结识了一个住在乌伯纳维克的爱斯基摩人，他寄钱到辛辛那提，托那边的人给他买条领带。在乌拉圭，我看见一个牧羊人获得了巴特尔·克里克①一次早餐猜谜竞赛的大奖。在埃及的开罗和日本的横滨，我分别租了一间房子，租期都是一年。中国上海的一家茶馆还专门为我留着一双拖鞋，在里约热内卢或者西雅图，我也是常客，只要到那里，他们就知道怎么给我煎鸡蛋。这个世界太古老和狭小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不管是山谷中有古老的庄园，还是站在克利夫兰市的欧几里德大街，不管是生活在派克斯峰②，还是生长在弗吉尼亚州的菲尔法克斯县，抑或是土生土长的胡里甘平川人，我是说，不管什么地方，告诉别人你的出生地，有用吗？只有我们都不计较出生地，不管自己是哪里人，或者生在哪个发了霉的城镇，或者出生在十亩方圆的沼泽地，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用一种钦佩的语气说道：“你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主义者。不过，你也或多或少地鄙视和诋毁了爱国主义者。”
“那完全是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毒瘤，”柯戈兰激情轩昂，他向全世界宣告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③、巴塔哥尼亚人④还是住在科乌湾的人。我想总有大家融合的一天，到那时，大家对各自居住的城镇、州县以及国家的自豪感将会消失得无影无终。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世界公民，这是早就应该出现的。”
我又问：“在你游览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引起你的思念么？这个地方清静又——”
E·拉什莫尔·柯戈兰打断我的话，态度非常轻蔑，他说：“从来没有，我四海为家，这个称之为地球的东西，带着大片的陆地、运动如行星、两极略扁的球形物体，就是我的家。在国外，我见过许多因为情感问题而受到束缚的国家公民。在威尼斯，一些来自芝加哥的人坐在凤尾船上赏月，嘴上却一直在夸耀家乡的排水管道。还有一位南方人，站在英国国君面前的时候，他的两眼发直，直接说出他的姨婆与查尔斯顿①有亲戚关系，与那里的帕金斯氏结了亲②。我还曾经见识过一个被阿富汗土匪绑架的纽约人，绑匪收到赎金后，才让他的代理人带他回到喀布尔③。当地人通过翻译问他：‘你觉得阿富汗怎么样？还不太沉闷，对吧？’那人却说：‘哦，我自己也不清楚。’接着，便喋喋不休地讲起第六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事情。我不会让自己在直径不足八千英里的地方固定不变的。你只管记住我叫E·拉什莫尔·柯戈兰，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接着，世界主义者向我道别。因为他透过乱哄哄的人群和烟雾，看到了一个他认识的人。现在，只剩下我和那位想当常春花的年轻人了。但年轻人只顾享受韦尔茨堡酒，连他声称要登顶的伟大志向，也被这酒给淹没了。
我坐在那里，回味着我的那位志向远大的世界主义者的话，怎么也不明白，那位诗人为什么没有把他写进去呢。他是我最有成就的发现，我对他说的话一百分地信任。为什么会这样呢？“生于这个城市长于这个城市的人们，他们游走于世界各地，却永远走不出故乡的城墙，就像孩子一直依附在母亲的怀抱”。
E·拉什莫尔·柯戈兰完全不同，整个世界才是他的……
我正努力思考着，这时咖啡馆一头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穿过坐着的客人们的头顶，我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E·拉什莫尔·柯戈兰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激烈地扭打着。桌子之间的空隙是他们打斗的场所，像战神提坦④一样把玻璃杯都打碎了，人们拿起帽子还没有躲开就被打倒了。一个黑发白种女人发出一声尖叫，而一个金发白种女人却唱起了《挑逗》。
我的世界主义者丝毫没有忘记地球主义的骄傲和荣誉。侍者们拿起著名的楔形结构，把它们插在两位战神之间，然后强扭着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把一个名叫麦卡西的法国侍者叫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就是那个系红领带的（正是我的世界主义者）先动的手。因为另外一个家伙说，红领带人的家乡的人行道和供水系统非常差劲。”
我说“奇怪了，那个人不是个世界主义者吗？难道世界主义者也会……”
麦卡西接着说：“他说他是缅因州马塔瓦姆基格人，只要听到有人说那个地方不好，他就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