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亲子家教帝王将相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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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李世民《帝范》(5)

古人出师献捷,就献奏功之凯乐,因而有“功成设乐”之说;古人看到天下既已安定,就从事制定礼仪,因而有“治定制礼”之称。然而,礼与乐,必须依靠儒士而作,依靠儒士而兴。宏广风化,导引旧俗,无过于文治之术的了;宣传政教,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更好的了。通过文术,可以隆盛治国之道;借助学习,可以光显后世之声名。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度;不涉猎文章,不识智慧之本源。吴地有竹,其形直,可作箭,然而不凭借筈羽,即使做成了箭,也不算是好箭;人虽有明辨是非之特性,然而如不经常学习提高,也无法做到明辨。所以古人致力于兴建“明堂”

这个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建立“辟雍”这个教导天下之人的学校,使人们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精研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悠闲静坐于府第而知天下之事,无所营治而通晓古今治国的经验。要想飞扬英美之名,腾传茂实之德,光耀后世者,只有通过学习圣人之道才能做到。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亦即治国之术也。

关于阅武、崇文的文武二途,相互交替着为国家之用。至于战事之气氛遍地,成败则决定于战备;天下之鼎沸大乱,兴亡则取决于两军之对阵。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看重武器而轻视学校。直到天下平定,海水不起波,兵尘不起之时,传统的七种武德也不需讲究了,传统的六府三事之功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化。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轻甲胄而重视诗书。

由此可知,非武不定,非文不治,故文武二途,缺一不可。一般来说,时乱则尚武,时平则崇文,文武的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合其时事之宜。因此,武艺忠勇之士和儒家贤德之人,这文武两方面的人才均应当珍重,不可偏废。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着重阐明文治在战争结束后的极端重要性;主张文治与武功并重,文武两方面的人才均不可偏废。

李世民对《左传》上所说的“天以文而化,地以文而生,人以文而会,国以文而建,王以文而治,天下以文而安”做到了心领神会,因而他特别强调“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等等,把文治的功能与作用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并写成《崇文》篇作为《帝范》的十二篇之一,以戒太子而儆后世。

帝范后序

【原文】

此十二条者[1],帝王之大纲也[2]。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

“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3],邪径近而易践[4]。

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5]”,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6],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7]。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翫,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8];雕楹刻桷[9],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10],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11];功大过微,德未亏。

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美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12],直缘基而履庆[13],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从非[14],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意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节录自《永乐大典》

【注释】

[1]十二条:指《帝范》十二篇。

[2]纲:提网的总绳。这里指纲领。

[3]大道:常理正道。

[4]径:路。

[5]难:指实行“大道”之难。

[6]祸福无门:祸福之来无定。

[7]毋:禁止;不要。

[8]防欲:戒欲。

[9]楹:柱。桷:椽。

[10]数:频繁。

[11]怨:咎。

[12]汝:指太子。

[13]直:径。缘:因。

[14]肆情:放肆情欲。

【译文】

以上所述的十二件大事,是帝王的施政纲领。安平或乱危,兴起或废坠,全在于此。古人说过:“不是认识事物难,只是实行起来不容易;事情一时勉力去做并不难,只是坚持到底就不容易了。”所以暴乱的君主,不是只一味知道干坏事;圣明的君主,也并不是独见行善之途。关键是因为正道遥远而难以遵循,邪路短近而易于行走。小人专拣容易走的邪路,而不愿花大气力去走艰难曲折却又是高尚的途径,所以祸败随之而来;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则不畏艰辛走艰难的路,不图安逸走易走的近路,福庆也就随之而到。可见祸福之来没有定数,全由各个人自招自取。以往的错误之事,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是无可后悔的了;关键是今后要防微杜渐,慎终于始,对可能出现的错误加以预防,避免错误的发生。你应当选择上古的圣哲明王为师,而不要以我为榜样。事实上如果以最上等的人为仿效、学习的对象,其结果也只不过成为中等人;如果以中等人为仿效、学习的对象,其结果会沦为下等。所以,不是德行非常高尚的人,则不可效法。我在位以来,作为算是很多的了,但缺点也同样是很多。新奇华丽的衣服宝玩,锦绣珍珠宝玉,不间断地送到我的面前,这就不是防止自己的欲望扩大;大兴土木,在梁柱和屋椽上雕刻彩绘,建造高台深池,这就不是立志节俭;良犬骏马鹰鹘之类,不管产地多远也一定要设法弄来,这就不是心存节俭;多次外出游历,劳苦了沿途百姓,这就不是屈己从人。

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我平日大的过错,切不要把这些都当做正确的去效仿。但是,我前面扫除隋之荒乱而救世济民,平治安定天下而为民除害,功劳却是很大的。正因为益多而损失少,百姓不怨;功劳大而过失轻,未亏德行。

然而不管怎么样,我毕竟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为此多感到惭愧。你则不同,你无纤毫的功绩,只凭借父祖创业的基础而登上帝王之位。如果你能学好样并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可以使基业康泰,身位平安。如果放纵情欲以嗜邪淫,就一定会基业倾覆,身位丧败。国家基业创建艰难而败亡很快,皇帝宝位丧失容易而得到甚难。为人君者,能不爱惜和谨慎吗?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明确肯定《帝范》十二篇是帝王的施政纲领。坚持它,国家就兴盛;违背它,国家就衰落,甚至沦亡。文中还进一步指出,了解和知道这个纲领容易,而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它却很难。

欧阳修、宋祁主编的《新唐书》,称赞李世民“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就是这么一位英主,《序》末还总结了自己即位以来的过失,在儿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告诫儿子不要效法他的缺点,这就不能不使人钦佩他胸怀的博大。

李世民还从历史上系统总结了国基“成迟败速”、帝位“失易得难”

这一经验教训,叫太子惜之、慎之。

自鉴录[1]

【原文】

古有胎教世子[2],朕则不暇。但朕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诲谕。

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

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3],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

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见其依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

“此木虽曲,得绳则正[4];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5]。”

——节录自《全唐文》

【注释】

[1]鉴:照。录:记录言行的册籍。

[2]胎教:旧时规定妇女怀胎后,其思想、视听、言动,必须遵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影响,称为胎教。世子:帝王和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一般称之为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白虎通》云:“所以名之曰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

[3]消息:谓一消一长,互为更替。此处指应让马有劳有逸,勿使马劳之过度。

[4]绳:指绳墨,木工取直用的墨线。正:平直。

[5]傅说:殷朝丞相。相传傅说曾隐居,商(殷)王武丁求访得到傅说,让他为相,从而使殷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译文】

古代有在嫡长子未出生之前就在母胎内进行胎教的传统,我却没有这番闲工夫。但是,我自从确立太子人选以来,对太子是碰到什么事就一定抓住机会进行教诲的。

比如我见到太子临到吃饭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这个饭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凡是从事农事工作的都是很艰难的,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还要不违背农时,才会常常有这个饭吃。”

比如我见到太子乘马的时候,就问他:“你了解马吗?”他回答说:

“不知道。”我说:“马能替人代步,代人劳苦。但是,一定要让马有劳有逸,不能使马劳之过度,这样就常常有马可骑了。”

又比如我见到太子坐船的时候,就问他:“你懂得船是怎么一回事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船好比是人君,水就好比是老百姓。水能够载舟,同时也能够覆舟。你现在为人主,不能不畏惧?”

还比如我见到太子靠在一株弯曲的树下歇息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能体会到这个树是怎么一个道理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个树虽然弯曲,但如果能用木工取直用的墨线固定它,就可使之变正、变直。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主最初虽是平庸之君,但如果能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到后来则可以转变为圣君。这个乃是古代的傅说所说的话,你应该好好地拿他这个话去监督自己的言行。”

【评析】

李世民撰写此文的宗旨,是勉励太子李治以该文所阐述的内容作为镜子,经常对照自己的言行,有了缺点就马上改正。

李世民坚持经常教诲太子,坚持“遇物则教诲”,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在《资治通鉴·唐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见其吃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树下则日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这些话看来极为平常,似乎全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不见“安邦治国”等显眼的字眼,但却包含着一定的哲理,至今仍可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此文作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但根据文中“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等教诲,则可认定是李世民晚年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