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运通出来之后不久，桑迪·韦尔提议组织一群公司收购美洲银行，这家银行当时正因遭遇20世纪80年代初银行业危机而状况堪忧。韦尔的提议被拒绝了，但他在这方面并没有知难而退。他总是密切留意是否有什么好企业，由于暂时的财务困难或其他问题，可以便宜地买过来。有一次他接到了一家总部设在巴尔迪摩的中型财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电话。这家公司名叫商业信用，首席执行官邀请韦尔看一看公司，考虑一下是否从遭遇困境的母公司控制数据公司手中予以收购。韦尔培养和提携过很多人，杰米·迪蒙是其中之一，自1982年以来，一直在协助韦尔。这次也是在杰米的协助下，韦尔于1986年收购了商业信贷公司；韦尔同时还在这家被收购公司里结识了一位内部律师查尔斯·普林斯，查尔斯便成了又一个受到韦尔培养和提携的人。韦尔收购公司的思路是：保留住客户；让公司尽最大可能削减成本；考察管理层和专业人员，从中物色公司管理人；然后一切任其自然。到1986年，他已竭尽所能地完善了收购经纪公司的技巧，这个技巧的一大特点是要有一个非常擅长操作的后台系统。
第二年，他注意到，一家名叫普瑞美利加的公司，在1987年不久将崩盘的股市处于高点时，收购了大型零售经纪公司美邦–哈里斯–优方姆，还为此借了很多钱。普瑞美利加最早名叫美国罐头，直到被一度担任富达基金经理的蔡至勇收购才变更名称，蔡至勇卖掉罐头业务，用所得资金收购了一批经营零售商店的公司。收购美邦证券绝对是蔡至勇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关键一步，但股市崩盘让他的计划受到很大冲击。所以，韦尔于1988年才得以从蔡至勇手中买到普瑞美利加，随后便将它转变为自己的金融服务联合企业的控股公司。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韦尔精简普瑞美利加及其两家主要子公司商业信用和美邦–哈里斯–优方姆的组织机构，将普瑞美利加变成了成本低、发展快的公司，该公司也由此成了华尔街的宠儿。1992年，又有人给韦尔介绍了一个新的收购对象：旅行者保险公司。由于1990~1991年间市场衰退中遭遇了房地产理赔损失，又由于在佛罗里达遭强飓风袭击后出现了重大理赔，这家公司一直深受困扰。旅行者保险公司只是在寻找少数权益投资者，并无他求。
韦尔很快就认为他是旅行者最后的真正希望所在，与旅行者保险公司达成非常有利于自己的协议，收购该公司27%的股份，收购价为7.22亿美元（大约是账面价值的50%），还获得4个董事席位，他自己被赋予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责。韦尔精力充沛，数月间把多数精力都花在旅行者保险公司的身上：强力推行削减成本的做法，大力推动业务发展，局面得到了扭转。到1993年8月，旅行者保险公司的股票已上涨80%，韦尔也爱上了该公司的红伞标识。他认定自己必须要掌握该公司的剩余股份。这样，在首次投资一年后，普瑞美利便以股票掉期的方式，收购了未拥有的73%的股份，并将其他所有业务都放进了这家公司。
桑迪·韦尔是一架收购机器。他的功能就是找到机会，以不错的价格收购更多更好的企业，然后设法使它们瘦身变得健康，同时在一旁盯着公司股价步步高升。通用电气想出售基德–皮博迪证券时，他考虑过收购，但是要价让他打了退堂鼓。他看过摩根银行，但也拒绝了，因为挂出来的卖价实在太高了。在奋力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有时也有不愉快的时刻，韦尔会想起他和新的旅行者公司文化与摩根银行之类上流社会的行事方式太无相似之处，若硬要并购，恐怕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在嗟叹1997年错过摩根银行这样机会的同时，他又接到另一个潜在卖主的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执行官德里克·莫恩，莫恩确信所罗门兄弟应该纳入一个更大组织，一个能使所罗门兄弟将来更具竞争力的组织。
所罗门兄弟自1991年国债拍卖丑闻之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那次事件使所罗门兄弟付出了失去约翰·古特弗伦德、约翰·梅利韦瑟以及其他高层经理的代价，并将它的前途置于了理想破灭的沃伦·巴菲特的手中，他选择莫恩替代古特弗伦德——如果国债拍卖舞弊一事不发生，这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结局。莫恩尽了最大努力，管理所罗门兄弟里的一个个野兽，往好里说，这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1994年，就债券市场而言，是很痛苦的一年，所罗门兄弟赔了不少钱，即使如此，他也还是掌握了公司大局，但他担心所罗门兄弟的未来很不明朗，因为大型多平台金融服务联合企业的时代就要到来，金融企业将会追求大资产负债表战略。像摩根士丹利的理查德·费雪一样，莫恩认为现在正是时候，该让所罗门兄弟并入规模更大的公司，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溢价。此外，所罗门兄弟的赢利状况数年来也一直未能达标，而12个月来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已显示亏损了约3亿美元。
对所罗门兄弟的收购，以收购价为90亿美元达成一致，用旅行者保险公司股票来支付。这个收购价只反映了少量溢价——在一轮牛市的中间阶段，所罗门兄弟的收购价还不及账面价值的两倍。所罗门兄弟被置于旅行者保险公司新的证券业务子公司之中，该公司称为所罗门–美邦证券，由莫恩和杰米·迪蒙共同掌管；迪蒙很失望，要与莫恩分享这个角色。所罗门兄弟也要受到桑迪·韦尔对所收购公司实行的标准待遇，也就是不得不削减成本，无情地解雇不被视为公司守门人的雇员。合并之后不久出现了相当大的交易亏损，致使韦尔大幅度削减所罗门兄弟的自营交易业务——他真正想从收购中获得的，是享有盛誉的投资银行业务。旅行者保险公司的股票继续快速上涨，1997年差不多涨了80%。
毋庸置疑，桑迪·韦尔所做过的最了不起的收购交易，或许也是华尔街所有交易中最雄心勃勃的交易，就是1998年4月让旅行者保险公司收购了花旗公司。这宗交易（像平常一样），也被说成是强强联合的平等合并，其中每一方将在董事会中拥有同等代表席位，桑迪·韦尔和花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将成为联席首席执行官。收购要约价值700亿美元，两家公司的股票很快就出现了溢价，花旗公司股票上涨26%，旅行者上涨18%。这在以股票换股票的并购交易中，是几乎从未出现过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交易中，买家常常被视为花费过多的代价收购公司。新公司称为花旗集团，将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总资产达7 000亿美元，1997年合并收入为480亿美元，营业利润达75亿美元，在100个国家里，有16.2万名雇员为10万个客户提供服务。此前，在金融服务产业，规模如此之大的公司，谁也没有想象过。
但关于这宗交易，存在很多无法立即得到答案的疑问。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看，这宗交易是违法的，因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这样的交易，这部法律虽然在实践中已受到很大侵蚀，但毕竟仍然是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交易双方达成一致：倘若法律在3年内不作变更，使这场合并交易无法变成现实（实际上法律是变更了），则双方解除协议约束。这宗交易有待于——联邦、各州以及国外无数辖区内——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机关的审批。
这宗交易确定了一个由平等的联席首席执行官组成的管理结构，很少有人认为这个结构会成功，这宗交易将涉及各种各样为削减成本要付出的努力，涉及裁员和支付遣散费，涉及一次大型合并交易所特有的其他各种混乱局面，而这次合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宗交易将大大扰乱银行、证券和保险各行业的竞争环境，原有竞争环境中的公司本已热衷于业内战略性整合并购，但到这时还没有特别关注跨行业并购。不过，花旗集团是否会成为一个在这些行业占据统治地位的巨型银行，从而迫使其他公司也走这条路，还是事实将证明这不过是一场要把桑迪·韦尔的梦想变成臃肿的官僚机构式公司的交易？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但在1998年4月晚些时候，又有两宗银行间的巨型并购交易宣布了：美洲银行被美国国民银行所收购；美一银行和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合并。
暂且不论无法立即得到答案的这些疑问，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对于新合并的公司，心中都有什么样的构想。桑迪·韦尔的未来远景总会涉及更多的收购，更大的规模，更加激进地整顿公司，以便使之更有效率。他当然相信交叉销售，虽然他或许并不很了解如何在不使成本高于收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他尤其想把所罗门–美邦的投资银行业务能力，与花旗银行的企业信贷能力结合在一起，以此提高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和声望。
约翰·里德赞成公司合并的动机更难理解。里德是一个技术专家，沃尔特·瑞斯顿以前对他的支持要多于传统银行家，他和韦尔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他诉诸理性而不易冲动，他安静、表达能力强、爱整洁而不爱喧闹、粗鲁、乱糟糟。韦尔日日夜夜总有追随者和受提携者围绕四周，而里德喜欢独处。里德不会把收购当做公司赢利增长的一个来源（自1984年成为首席执行官以来，他从未做过一次重大收购），最近又告诉花旗银行多数批发业务客户，花旗银行正在放弃批发业务，以便专做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服务。里德痴迷于技术，想改进数据挖掘和信息科学的新技术，让银行与客户界面尽可能多地实现自动化。韦尔没兴趣把钱花在这类古怪的东西上。他咄咄逼人的个性声名在外，我在高盛的一位合伙人曾评价说“与韦尔共用过办公室的人，谁也没有机会活下来说起这事”。
在美国，银行存款实际上是由纳税人提供保险，对于银行参与风险较大的证券业务，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花旗集团并购案势必要解决这个争论。这种争论已持续了10多年，监管者、银行和经纪券商越来越认同：1933年付诸实施的分业经营的法律规定已没有必要；金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银行无疑会对竞争施加影响，这会让金融市场更为有效，降低资本成本。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让银行自由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不过实际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想参与这类业务，它们立志要为自己塑造重要角色。花旗集团并购案，按所做投行业务的市场份额来看，无疑让花旗集团成了最重要的投资银行之一，这宗交易也鼓励其他银行为保持不落后而采取类似行动，确有一些银行这样做了。
1999年10月，鲍勃·鲁宾作为首席执行官办公室中的一名成员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加入花旗集团。他在1999年8月离开美国财政部后，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这时韦尔聘请了他。他坚持要求不承担直线管理责任，在公司里主要作为联席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人的顾问发挥作用。毫无疑问，他是极其珍贵的可以为公司疏通重要关节的人，也是通过闲聊与客户进行沟通的理想人物，但他已在两个享有盛名的组织中升到过最高职位，不想涉足任何太有损于或威胁他的声望的事情。承担这样的角色，他会在未来近10年的时间里拿到远远高于1亿美元的报酬，这个数字或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不参与行政工作的董事所得的报酬都要高。
韦尔相信花旗集团能以15%以上的比率长期保持赢利增长，而增长将来自成本管理、交叉销售和收购新公司——接下来的数年里，他完成了好几次重要收购。即使已是65岁，他丝毫也未丧失要达到更高高度的动力和雄心，虽然里德似乎认为自己和韦尔两人最好在一两年内就退休，把公司领导权传给共同选择的接班人。韦尔已是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也是广受尊敬的慈善家，但他没兴趣放松下来。鲁宾试图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斡旋，但是最终，董事会还是接受了一位首席执行官辞职，而保留了另一位。花旗集团并购案中的另一个牺牲品是杰米·迪蒙，他不得不离开公司；他是受韦尔提携并跟随韦尔时间最长的人，尽管如此，他与老板的冲突实在太多。杰米数年后成了花旗集团的宿敌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