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当时研究的重点是雷达，雷达也需要高速电子计算机来辅助计算目标的方位和距离。于是他开始接触数字电路，而数字电路主要是用于有着高速计算能力的机器上的，也是即日后所称的“电子计算机”。王安对电子计算机研究坚持不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奋斗的初衷都没有丝毫改变。由于他的执着追求，这位哈佛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员终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的“记忆磁心”，他还要把发明的“记忆磁心”申请专利。王安的举动令哈佛同行很吃惊。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应由政府来做，或者用于政府的工作，而王安却要另辟溪径，把“记忆磁心”用来申请专利，作为商业用途！为此，王安决定自费申请专利，并对电子计算机和记忆磁心的使用提出了34项权利要求。
尽管申请专利成功，然而王安也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不符合哈佛当时的政策。按照校方的规定，大学的研究室不得从事商业应用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校方认为电子计算机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如何利用它扩展知识范围，而不是作为盈利的工具。由于与王安的想法背道而驰。王安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他天性热爱自由，不愿爱束缚，他从不想帮私人公司“打工”，也不想在任何公司或学术研究机构工作。
（二）抓住机遇，振翅高飞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认为自己得独立创业了。当然，他将为此失去“铁饭碗”，但他有信心赚得更多的钱。几经波折，王安终于与一些大公司达成协议，承担制作他们所需要的计算机零件和专用设备。1951年，王安出售了“记忆磁心”的专利权，然后用所得的50万美元在波士顿创办了王安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奋斗史。
1955年，王安计算机公司正式成立了。公司刚刚成立时只有夫妇两人，年营业额也仅1万多美元。
然而，从哈佛大学出来以后，转眼十几个春秋匆匆而过，王安的公司却一直没有多大的起色。当时的电子计算机真正用于计算的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加减，在遇到更复杂的计算时还得使用大型的立式的计算机。但这种大型立式计算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计算的问题越复杂，运算就越慢，几经思量，王安决定公司的发展就以这种计算机的研制为突破口。
60年代初斯，王安实验室便开始着手一种对数计算器的开发。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他终于找出了一种对数的方法：他利用计算机的储存功能，经由几个常数的运算公式，一下子就可以产生任何数字的对数。由于这种运算方式的突破，王安实验室生产的计算机在运算方面比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产品要快捷和方便许多。在使用这种LOGI的时候，只需要按下一个键，在1/100秒内就可以得到计算答案。更让一般用户感到方便的就是LOGI机可以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王安知道，要打开自己产品的销路，做广告已是迫在眉睫了。但开始时，王安公司只是做一些文字、标语式的宣传。为了把产品推向广阔的市场，使公司名扬万家，王安在康诺斯的努力下，终于冲出了常规的简单的文字广告宣传，开始在电视上为自己做广告。那时能在有线电视上做广告的电脑公司屈指可数，仅有IBM、施乐和好利威尔3家大公司。而王安不惜花费巨金115万美元在哥伦比亚广告公司的节目中播放30秒的广告。从此王安公司产品的销售市场出人预料地扩大了，产品如潮水般地销了出去，并且用户对王安的产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LOGI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1965年LOGI机刚刚上市，每台的平均价格是6500美元。
1966年王安的公司平均每月可以卖10台LOGI机，这样每月至少就有6.5万美元的收入。1967年王安公司的计算机销售额达425万美元，是上年度的8倍！为满足生产和销售的需要，王安实验室的人员增加到400多人。公司已成为60年代末上市股票炒得最热的公司之一，王安公司的股票第一天上市时开盘为12.5美元，收盘为40美元。
1967年，考布劳与王安共同开发了“700计算器”；70年代中期，王安实验室的两大骨干考布劳和莫若斯开始了文字处理机的研究设计。他们认清了过去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由若干个终端组成，这些终端又都连接在一台计算机上，计算机一次只能处理来自一台终端的信息，在这台终端的信息没有处理完之前，其他准备输入信息的终端只能等待。针对这些弱点，王安等三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每台文字处理机都装上自己的微机处理。通过反复的实验，1976年，王安的新一代文字处理机问世了，它又把公司推向另一个高峰。
王安把文字处理机介绍给普通用户，用户对这种文字处理机宠爱有加。它又给王安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公司的销售额从1975年的7580万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2亿美元，公司股票每股的利润从1971年的16美分增加到1982年的1.17美元，增加了近8倍。5年间王安公司的雇员从4000人增长到2.48万人。1978年，王安公司的生产线又出现了一颗“巨型炸弹”——VS微型计算机。当1979年VS电脑全面推向市场时，它成了王安的第三种热门货。在以后的几年内2200机、VS机和文字处理机为王安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财产。1970年，王安公司在美国电脑行业根本名不见经传，但到1981年，王安公司已坐上第11把交椅。
王安公司发展太快，在短短的几年内崛起并迅速壮大。王安内心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让王安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公司。这样，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条别无选择的路：与自己唯一的，也是最强大的对手IBM竞争，并打垮它。
IBM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实力的计算机制造公司。由于IBM公司的垄断地位，以致在经营业务上，它显得有点过于“横行霸道”，该家公司的骄气使它竟作出这样不尽合理的规定：凡是购买IBM公司的主机，则必须购买该公司的软件系统。这样一来。软件不能单独定价，它从属于硬件，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新的软件工业部门。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一再向它施加压力，使它不得不把软件和硬件分开，并单独定价，这样就为软件的开发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景。这个重大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机遇，使王安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他等待已久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他当程序编译员时所掌握的超凡编译本领，很快编出CA类程序系统，而与IBM抢软件市场，一决高低。由于王安的CA分类程序系统运算程度超过了IBM的分类系统（CA比IBM的要快大约1/4，并且CA分类机器的磁道小，只有IBM的1/2，因此CA分类机一投放市场就供不应求，以致凡是IBM的硬件用户都不买IBM软件，而更愿买王安的分类机。这次软件市场争夺战使王安大获全胜，这鼓舞了王安公司职员的士气，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在软件市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地。
80年代初，王安计算机行销全球，执市场牛耳。1980年，王安公司在世界105个国家及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雇佣员工3000余人，营业额达30亿美元，成为跨国大企业。身为集团首脑和大股东的王安，他自己名下的财富已达16亿美元，被列为当时美国第五大富翁，并被选为美国最杰出的12位外来移民之一。1986年7月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实况转播的电视摄影机前授予王安“总统自由勋章”。1989年王安又荣获“美国发明家勋章”，与爱迪生和贝尔等大发明家齐名。至此，王安的事业和声誉达到了顶峰。
二、王安电脑帝国的没落
王安倒底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他拒绝接受生产个人电脑的建议，即使生产也坚持“不兼容”的“组成体系”思想以及他的家族管理方式都说明了他后来的心态日趋走向封闭。是封闭的观念葬送了这位昔日的英雄，在当今日益开放的世界里，封闭只会走向落后。
导致王安失败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一）错误的决策
王安曾领导公司生产出了对数计算机、小型商用计算机、文字处理机及其他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在美国的计算机领域中起了领导和先锋的作用，这时他不愧是一位有胆识的企业家。然而后来，王安对计算机市场似乎是失去了洞察力，在公司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没有及时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转变生产，而是违背了计算机普及化的原则（价廉而多功能），集中人力和财力开发高档计算机。致使产品滞销，客户流失，财政支绌，债务累累，终致破产。
在80年代，美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速度每况愈下。1985年，计算机业的年增长率为20%，而1989年则降到5%，客户们的兴趣转移到个人电脑和小型工作站，而不是小型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一些公司为了迎合客户的兴趣，开始生产个人电脑。其实早在1979年，王安实验室负责产品计划和管理的副总裁盖利诺就曾向公司建议研制个人电脑，王安的儿子王列也很支持这个建议。但王安对些却不以为然，他不想让公司搞什么个人电脑，他认为搞个人电脑是“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待个人电脑市场兴起以后，对王安实验室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显然，个人电脑将挤掉王安赖以生存的三个产品中的两个：“2200型”和“文字处理机”。
在严峻的现实和强大的挑战面前，王安不得不开发自己的个人电脑，并在几周后问世。从硬件上讲，王安个人电脑性能可靠，速度是IBM的电脑的三倍。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它的软件与IBM软件不能兼容。王安公司已经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发与IBM兼容的开放型个人电脑，要么继续开发研制自己系列的个人电脑和软件。遣憾的是，王安不想过早地把宝押在IBM身上。因为王安有史以来都是依靠个人商品在市场上站住脚的。更重要的是，从利润角度来看，王安认为：生产自己系列的个人电脑，似乎更有利于客户，因为消费者一旦购买了你的硬件，就一定要买你的软件。三年后，市场趋势明显了。与之相比，IBM个人电脑可以运行的软件已经超过100种。然而王安个人电脑却使用不上任何一种软件，IBM的个人电脑标准成为了事实上的工业标准。王安实验室耽误了3年才做出研制与IBM匹配的个人电脑的决定。
人人都知道，王安发明的文字处理机是计算机走向个人电脑的关键一步，但王安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却始终没有迈出第二步。在最重要关头，王安的决策却错了，让IBM率先迈向了个人电脑，执电脑市场牛耳。王安公司要在90年代超过IBM的豪言壮语渐渐被人淡忘了。
（二）小家庭毁了大企业
王安这位在西方闯荡了几十年的电脑英雄，最终还是没有做好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制度的融合。他用自己的铁掌控制公司长达40年。并且在他晚年，家庭和企业的发展之间，又更顾及前者。
随着公司的发展，王安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绝对股权，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重组，自任董事长，又命他弟弟安东尼·王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业务，把公司牢牢地控制在他们两兄弟的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安就是公司，公司就是王安。只要了解了他本人，就等于了解了他的公司。与80年代其他许多有关公司的各式各样的故事相比，王安及其公司的故事要丰富得多。
那些公司不是严重腐化，就是暴露无遗的贪婪，行贿受贿。但王安衰落不是因为他的贪婪，而是王安自始至终抱有他一人或一家控制公司的幻想。王安总是一再强调，他绝不愿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让外人糟蹋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我愿为我自己的冒险承担风险，只要我在公司，我对一切成败负责。我不主张开放投资，因为我不愿让外来的投资者受到牵累。”王安还说过，“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我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从这些话中可见王安的“家族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1986年1月，王安任命36岁的王列为公司的总裁后，董事会的成员们就担心王列缺乏领导公司的经验。80年代中期以后，董事们曾多次劝说王安招聘一位专业经理，如果需要可以给王列一个让人得以留下深刻印象的头衔，但应避免让王列这样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来推动这个在地球上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中生存的公司。这些董事们还要求挑选一位现有的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来管理这个公司。然而王安却说：“他（王列）是我的儿子，他能够胜任。”有谁能够知道，这个儿子竟是不争气，在一年之中让公司亏损了4.24亿美元，并使公司的股票三年中下跌了90%。与其说王列让王安失败了，不如说这种“家庭观念”让王安失败了。
1989年8月4日，王安公司的各负责人聚集在公司创始人王安位于马萨诸塞州林肯市的家中。
今天，他要为自己的公司再做一次大的手术。他别无选择，就在这一天，王安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他向董事们宣布撤换他的儿子王列的公司董事长职务。由享利·周暂时接管公司业务，再由公司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物色接班人。这样，王安幻想的由他一家人控制公司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一系列决策的错误，接班人选择的不当和王安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这层层的危机环绕着王安公司。虽然1989年王安抱病复主大局时，股票回升了20%，王安又不惜重金聘征了米勒出售公司的部分资产，以减轻负债的压力，然而他削减开支有限，且对电脑科技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深，未能扭转乾坤。在1989年后的4年内共亏损16亿多美元，股价也大跌为75美分（而全盛时期的股价为43美元）。在寻求集资和其他换救方法无效后，王安公司不得不于1992年申请破产。
盲目扩张自食恶果
——柯维特公司经营失败案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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