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势紧迫的欧洲战场上，这对战争年代的亲密恋人开始了他们为国效力的伟大工作。德国占领波兰后，波兰逃亡分子源源不断地拥来，安德鲁依旧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不幸的是，安德鲁再次被逮捕了，并被送进了布达佩斯监狱。幸运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少校老朋友，在老朋友的帮助下，他得到了释放。两人开始在新家中安定下来，但刚刚安定下来的克里斯蒂娜并没有就此过着平凡的生活，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她再一次返回了波兰。尽管安德鲁指出，她的照片和文件现在可能都在盖世太保手中，但克里斯蒂娜毫不在意。她原本打算10月就动身，后来颇不情愿地同意等到11月降下第一场雪后再出发，那时边境警卫不愿待在冰冷的树林里抓捕越境者。但10月中旬，一份密报打乱了她的计划，密报者称：有16名逃离德国战俘营的英国士兵现藏在华沙的一家聋哑人收容所，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外面谣传，希特勒将会实施“仁慈地”杀害残疾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残疾）的计划。
1939年11月13日，克里斯蒂娜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布达佩斯，18日她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克里斯蒂娜去了聋哑人收容所，结果却发现英国士兵已经撤离了。这个群体的领导人坚持要波兰地下组织把他们疏散开来，并请求地下组织帮助他们进入苏联占领区。于是，克里斯蒂娜自告奋勇，要把另外两名英国士兵从波兰送往匈牙利。到了华沙后，这两名士兵的情况非常糟糕，医生断定如果不经过至少三个礼拜的休养，他们是不适合长途跋涉的。克里斯蒂娜必须把情报送到布达佩斯，不能等士兵康复了，所以她就把病号委托给自己的那些“步枪手”朋友照料，自己则踏上了递送情报的险途。克里斯蒂娜在波兰的分分秒秒都非常危险。德国人在街上当众抓人，被捕者倘若不能提供真实的证件证明他们为德国人效劳，他们就会被送去做苦力或被送到集中营。11月底，克里斯蒂娜返回布达佩斯，严寒的季节让她患上了流感。可是此时他们的处境跟她的身体一样糟糕。在克里斯蒂娜不在的时候，安德鲁照常进行工作，但同时他却不安地意识到：他一直被人监视着，并且经常被人跟踪。克里斯蒂娜返回后安德鲁向她提出了搬家的建议，却遭到了克里斯蒂娜的拒绝，她声称自己已经用火车托运各种文件，她必须等这些情报运到。在这些文件被理清之前，她不能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她卧床休息了两个礼拜来医治流感。令安德鲁感到恐怖的是，克里斯蒂娜开始咳嗽、吐血。克里斯蒂娜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
凌晨的危机——匈牙利警察的搜索
不幸终于降临了，一天清晨四点钟左右，门铃响了。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立刻就明白，那担忧良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克里斯蒂娜匆忙穿上睡袍，安德鲁急着安上假腿。敲门声越来越响了。安德鲁打开房门，看到四名匈牙利警察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安德鲁身边穿过，进入房内。把所有的灯打开后，开始有条不紊地搜查每个房间。自然，一切相关的文件早就处理了，所有那些剩下的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旅游小册子，还有一些刊登着旅馆和饭店广告的地图。警察把这些一点不剩地装进箱子里带走了。但还有一件最危险的物品可能会置他们于死地，这便是一个记满电话号码的记事本。安德鲁跟着克里斯蒂娜来到洗手间时，后面有个警察紧跟着他，那警察眼睛一眨不眨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完成了整个过程。
安德鲁拼命想找到一个办法，把那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记事本扔掉。他用波兰语对克里斯蒂娜说：“这记事本究竟该怎么办呢？”有个警察赶紧说道：“不要说话。要是你们想说什么，就用德语说。”安德鲁回答道：“这位女士是不会说德语的。如果那样，就不能说话了。”警察在房内搜索了一个小时。清晨五点钟时，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被匆忙推进了一辆宽大的警车里。克里斯蒂娜低声对着安德鲁耳语道：“把记事本给我。”安德鲁摇了摇头，局势本来就已经十分危险，他不想让克里斯蒂娜更深地陷入其中。安德鲁与克里斯蒂娜被送进了纳粹监狱。后来，他们再次得到那位匈牙利少校老朋友的暗中帮助，他说：“因为斯卡贝克伯爵小姐病了，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除了有轨电车以外，你们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你们可以回到公寓，但没有我们允许，不能离开。”他们热切地向少校表示谢意，然后尽快离开了。两名穿着便衣的警察负责押送他们，命令他们前往平常的集合地———哈格里咖啡馆。
然而这很显然是一个陷阱，因为他们明白：要是地下组织的两名成员消失，然后又出现了，所有人很有可能会围在四周询问消息，这就可以使警察抓住该组织中的一名又一名成员。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沿着街道朝哈格里咖啡馆走去，这时安德鲁看到有个朋友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安德鲁小心谨慎地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动作，那小伙子知道：克里斯蒂娜和组织的负责人后面有人在跟踪。他立刻跑了，等到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还有押送他们的人员赶到咖啡馆时，没人上来欢迎他们，他们独自坐在桌边，点了一杯非常想要的热咖啡和一块三明治。只有在接到信号表示可以离开时，他们才能返回自己的住处。
直面敌人——屠刀下的策反
1944年7月8日，克里斯蒂娜到了韦科尔，那是法国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在那里克里斯蒂娜接到了一项明确的工作，就是到已与纳粹德国反目成仇的意大利部队中，去那里招募更多的反法西斯的战士。其中有一支第51阿尔皮尼师，他们曾在蒙·塞尼斯隧道和德军有过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德军很轻易地就让拥有大约45000名士兵的意大利部队缴械投降了，而且，还把他们当劳工，送到法国去修筑防御工事。他们中的许多人逃亡到了马基游击队中，而其他的一些人，则加入了英国特工“罗杰”领导的部队。克里斯蒂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些可能成为反法西斯的力量招募到同盟国的部队中来。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克里斯蒂娜的角色就是去扮演一个天真、年轻的村姑，利用这个身份去接近那些可能被策反的部队。在这里她时常面临危险，她曾两次被德军抓住，所幸她的机智和绝佳的演技救了她，德军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她，并将她放走。但是第三次，克里斯蒂娜正带领一支意大利游击队赶往离他们最近的马基游击队。途中一支德国边境巡逻队追上了她，他们命令克里斯蒂娜把双手放在头上，她照做了，但那并不是不反抗。要知道克里斯蒂娜始终就是那样的坚毅果敢，这个动作让她两只手都握到了一个拔了引线的手榴弹。接着她用流利的德语告诉那些巡逻兵，除非他们让她和她的同伴们走，否则，就和他们同归于尽。德军见此情形，不得不放他们离开。接着她又说服了德方在拉尔什山口堡垒里驻防军队中的波兰籍士兵。她说服他们离开了德军，转而加入了抵抗部队。她在这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深入虎穴——营救英国特工
就在她完成任务的同时，领导策反队伍的特工“罗杰”和他的同伴却被捕了。当克里斯蒂娜找到雷诺瓦和茹弗医生以及该组的其他成员时，他们正在商议袭击迪涅监狱的可能性。但克里斯蒂娜阻止了他们，她有了别的方法可以解救他们。她说：“大家先稳住阵脚，等我从迪涅回来再作打算。”说完这些话，她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赶到25英里外的迪涅。留给她的营救时间十分紧迫，因为她明白要是盖世太保发现了“罗杰”和他同伴的真实身份，他们将会立即被枪毙。克里斯蒂娜一到迪涅，就想弄清楚“罗杰”具体被关在什么位置。她溜进了监狱，一边沿着那幢阴森森牢房走着，一边大声哼着《弗兰基和约翰尼》这支歌曲。“罗杰”和她都很喜欢这首歌。她绕着监狱转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听到回应。突然，她听到有个人也在唱这首歌，她知道这人一定就是“罗杰”，他们还活着。自己一定要尽快实施营救任务。
克里斯蒂娜对监狱的宪兵称自己是“罗杰”的妻子，希望能见“丈夫”一面。一位老宪兵同情地看着这位身体瘦弱、脸上裹着一条乡下人常用的黑色围巾的年轻妇女。并告诉她，唯一可以帮她的就是艾伯特·申克——他是阿尔萨斯人，当时正担任地方管辖区和盖世太保之间的联络官。克里斯蒂娜要求见申克，直接和他谈这件事。
见到申克后，她直接告诉他，盖世太保抓来的是三名十分重要的盟军特工，并称自己也是一名英国特工，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是她的舅舅。并恐吓他说盟军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已经登陆，很快就会到达这里，到时候，盟军要是知道杀害这三位重要特工的人是他的话必然不会给他好果子吃；即使盟军不杀他，那些杀到这里的马基游击队的人也会杀了他。申克听后只是沉思了一会，便决定向她摊牌，称自己帮不了克里斯蒂娜任何忙。但是，一位名叫马克斯·韦姆的比利时人可以帮她，因为他是盖世太保的翻译，他打一声招呼或许可以救回“罗杰”的命，但这种招呼很危险，而且要花很多钱。因为这位翻译官对任何总数低于200万法郎的钱财从不感兴趣。在申克的引荐下，克里斯蒂娜见到了韦姆。经过威逼利诱之后，韦姆同意向盖世太保们“打声招呼”，但条件是，等盟军攻来之后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当然这200万法郎的报酬是少不了的。克里斯蒂娜觉得她已经为“罗杰”的生命赢得了时间，但她必须尽快筹到钱，否则韦姆很可能会改变主意。她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塞纳，并给布鲁克斯·理查兹留言说：“用200万法郎赎回‘罗杰’和他同伴们的性命。”不久总部在夜空中空投了赎金，克里斯蒂娜把用塑料袋装好的钱放在了自己床下，那天晚上，她辗转难眠。天刚亮她就再次踏上了通往迪涅的道路。
在监牢里，“罗杰”他们个个都变得十分消沉。他们认为，自己的性命已危在旦夕。第四天下午，马克斯·韦姆穿着国防军的军衣，头上戴着印有骷髅画的护国军帽，昂首挺胸走进了监牢，粗暴地命令他们出来。他们战战兢兢地跟在他的后面，因为他们心想，他是来把他们带到足球场去处决的。韦姆手中握着左轮手枪，押着“罗杰”他们穿过院子，走到了监狱门口。但等着他们的并不是足球场的枪决，在监狱外面停着一辆汽车，那是辆前轮驱动的雪铁龙汽车，而克里斯蒂娜正坐在车里等着他们。在那一刻他们明白了自己已经死里逃生，而在这次营救中，克里斯蒂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惨淡的结局——情人手中的刺刀
二战即将结束，克里斯蒂娜灿烂的间谍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1945年1月1日，她因救过两名英国军官的性命，被授予了乔治勋章；此后她又因救过索伦森少校，法国方面也授予了她战斗银星十字勋章。1945年5月11日，克里斯蒂娜放弃了在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作，部队给了她100英镑的退役金。此后的岁月克里斯蒂娜彻底告别了光辉，她的生活处处充满了阴暗和卑微，在她的祖国克里斯蒂娜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表彰，甚至连寻找最卑微的工作时，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尽快办理好自己加入英国国籍的手续，克里斯蒂娜回到了伦敦。但情况看起来没有任何进展，她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奔波。她接手过帕丁顿一家宾馆被服室的工作，并曾想过到一家连锁酒店从事服务工作，这些打击都是次要的，因为她还有最期望的事——加入英国国籍。但最终这个夙愿却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打击。
1947年，克里斯蒂娜终于拿到了英国护照。她十分高兴，并且相信这肯定标志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时期的开始。她紧紧握着这份崭新的证件，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她怀着激动的心情，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去参加了工作面试。但老板却将护照还给她，并告诉她说她并不是英国人，而只是一个拿到了英国护照的外籍人员。这件事情带来的打击使克里斯蒂娜再也承受不住了，她甚至萌生了离开欧洲的想法。
1951年5月，克里斯蒂娜终于在“劳海因”号客轮上找到了一份令她满意的工作——女乘务员。因为这项工作不仅解决了她的生计，还满足了她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行的愿望。在船上，克里斯蒂娜有教养的举止、沉默寡言的性格和乘客对她的一致好评引起了一些女服务员的嫉妒。这时，41岁的浴室服务员马尔唐尼出现了，他处处照顾克里斯蒂娜，同时疯狂地爱上了她。克里斯蒂娜感激马尔唐尼对他的保护，和他成了朋友。然而，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马尔唐尼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他对克里斯蒂娜的爱越来越变态，克里斯蒂娜走到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克里斯蒂娜实在受不了了，她下定决心要离开马尔唐尼。
在结束了又一次航行后，克里斯蒂娜回到了伦敦。一天晚上，她和朋友波皮耶吃完饭后回到宾馆，然后抱着一大堆制服准备放到地下室的衣箱里去。在楼梯口，她惊讶地发现了马尔唐尼。他问她是否真的想离开伦敦，她回答说是的。随后，他又叫克里斯蒂娜把他写给她的信还给他，克里斯蒂娜说已经烧了。突然，发疯的马尔唐尼向她猛地扑过去，一把长刀就这样深深地扎进了美丽的胸部。听见惊呼之后，一名受惊的旅客才给警察和救护医院打了电话。但是，等救护人员赶到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已经离开了人世。而马尔唐尼并没有因刺杀而逃跑，他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反复说着：“我杀她，是因为我爱她。”1952年9月30日，马尔唐尼被处以绞刑。在上绞刑架前，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杀了她才能最终占有她。”
1952年6月21日上午，心情沉重的人们聚集在肯萨尔—格林罗马天主教公墓，为克里斯蒂娜举行了葬礼。经过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后，护柩者把灵柩抬往了墓地。在这些护柩者中，有安德鲁、斯卡贝克上校。法国马基游击队队员把红白相间的国旗放进了他们的“保利娜小姐”的坟墓里。为了让克里斯蒂娜可以在她祖国的土壤下安息，一袋从波兰运来的泥土撒在了克里斯蒂娜的坟墓上，这位神话般的美女间谍，丘吉尔最爱的女间谍就这样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智慧而明亮的眼睛。
在二战中这位曾辗转于土耳其、埃及、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多个国家，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美丽间谍就此香消玉殒。如果没有战争，她本该度过幸福美满的一生，但战争却改变了一切。我们赞叹她的勇敢和机智，同时也为她的离世表示遗憾。
叛国还是爱国——玛塔·哈里的间谍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