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黑格尔将读报行为视为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族群“是想象的共同体”，享有共同信念的人群因各自的神话、历史、文化属性、种族意识形态而互相区别，并将大众传播及其传媒视为能“重现”“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的“群众仪式”。该层面的仪式造就的是一个想象的、象征的狭义的媒体世界，而在这个“展示”的世界里，最具有号召力的媒介便是影像。由于影像是全人类—不分国籍、族群、年龄、性别、教育程度—都能看懂的表达方式，因此，“观看”或“展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都市生活中，人们通过每日广播电视的开关、报纸的闭合，不断地、习惯性地进入被定义、被建构的新的日常仪式。然而，“电视的威力不仅在于它架构日常生活流动的方式，而且在于其随后干扰这种流动的能力”，一旦这种受众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常规节奏被各种“媒介事件”或节日性的特殊传播内容打断，更容易召唤受众以特别的心态进入特殊的接受过程，比如奥运会、特殊节日、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电视如此，电影亦如此。电影可以用形象化的方式将各种喜庆吉祥的元素汇集在一起，并通过进一步发挥艺术想象力，将这些元素赋予新的话语，从而为观众带来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快乐和满足。例如贺岁片大多属于喜剧片，充斥着大量的幽默和搞笑元素，与观众的贺岁心理和狂欢心态相吻合；结局一般是历经艰难险阻后的大团圆结局，并大量运用红色、黄色等传统文化心理中比较吉庆的色彩，甚至在影片中，经常能够看到演员直接向观众拜年的场景，以及过年回家的意象等。因此，一如春节联欢晚会最终固定为国家仪式，替代国祭承载着传统春节文化的仪式，贺岁片的上映也逐渐成为一种家庭仪式，伴随着贺岁档期的成熟，人们也愈来愈习惯于在岁末走进电影院，享受摆脱个体性加入电影院的暂时小群体，进行对等交流共同狂欢的心理。
显而易见，贺岁片在“去仪式”后，又出现了“重构仪式”的现象：一方面是原生的，传统意义上的“贺岁仪式”，其语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删减，使人们看不到它完整的原生形貌。另一方面，人们在同一个名称和形式之上，根据新时期新的利益需求对其进行整合和重构，从而完成了由传统的家族祭祀仪式到家庭庆典仪式的解构——重构过程。
(第五节去民族与重构民族
去民族化是相对应于文化全球化而言的，全球化过程就是一个在市场一体化基础之上建立文化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通讯和交通领域的新技术变革浪潮使得文化的跨区域、跨国界流动的成本极大地降低，从而为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保障。精英文化、高层学术文化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逐渐消解，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产业，其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相互重叠，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文化商品在扩展经济市场，获得现实利益的同时，文化的商业属性有力地冲击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模式。全球化过程中的强势国家依靠自己的经济强势，借用媒介承载的价值观念，力图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同化异己文化，从而使得大众文化的同质性、全球性取向对本土文化和民族认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化产业中，电影作为最国际化的媒介产业，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好莱坞凭借强大的经济支持和高度商业化的制造模式，逐渐将范围扩展至整个世界，形成国际化的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海外市场票房占据电影总票房的绝大多数份额（见表1），电影的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也使各国不得不对电影作品的制作发行作出调整，但这种转变，绝大部分呈现出对好莱坞成熟电影制片模式的借鉴，逐渐丢弃了民族化的元素。
电影创作受到商业的制约，逐步走向电影的产业化，在票房的控制下，华语电影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们往往是多方融资，多方制作，多国发行，以满足本土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双重诉求，因此，呈现出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电影模式，主题选择上的国际性的模仿和借鉴，加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电影特技与电脑特效，华语电影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性，即使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类民族化的题材，在制作模式上也体现出对好莱坞电影的高度模仿，尤其是其中迎合霸权主义的主题，整体上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
面对这种局面，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使空间的差异日趋消失和同质化，破坏了民族主义的空间认同基础，因而强调对全球化的抵制，事实上，全球文化体系是由不同行为主体的不同文化构成，在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但不会形成统一的文化或文化认同。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虽然在极大地冲击着各民族传统文化，但是大部分传统文化却依然保留着必要的认同感。“全球化进程会推进各种文化行为主体之间增长着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同时也创造和强化着不同的文化个性，全球化的进程越长，越会造成更多的文化多样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华语贺岁片的本土化言说不仅易于观众产生民族文化认同，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稳固和延续，在全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因此，华语贺岁片不仅将目光转向传统的中国“侠”文化，也选取了历史上极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解读，以期构建受众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心理认同，如《孔子》、《梅兰芳》、《叶问》。近年来贺岁片中方言的运用愈来愈多，如《疯狂的赛车》、《大兵小将》，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着受众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乃是一个民族或社群在共同生活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结构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形式特征。‘文化身份’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形式认同，是某种共性和本质的表现。所谓民族文化，乃是某一个民族共同参与共同事物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的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同，文化积累和传播的不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不同等等，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民族特性即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主要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情感与特有的表现形式。”文化身份的确认，意味着在全球化价值观的冲击下获得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意识，有利于个体从民族文化的层面上建立起充分的自信，以平等的心态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因此，在这种民族主义诉求与全球化趋势的冲突中，华语贺岁片在制作方式、叙事技巧上呈现出去民族化，但在题材选择上仍然维持自己的民族定位，并且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新的解读，重构了华语电影的民族性。
(第六节去历史与重构历史
20世纪哲学与文化的演进，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就是要破除主体性、颠覆历史意识。而这种要被消减、颠覆的历史意识，“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按照霍克海默尔与阿多尔诺的观点，人虽然通过理性摆脱了对自然与上帝的迷信与恐惧，确立起了历史主体性，但“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场阈，“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它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这样的场阈一旦形成，也前定了一种主体主义的话语模式与思维方式，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叙事的情节、叙事在历史事件之间设定的联系、历史叙事所表达的阐释和解释，都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建构，是由历史学家强加给过去的，本身并没有外在的证据和事实根据。过去不可能是历史认识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不可能成为历史陈述和表述的指涉物。这些陈述和表述所指涉的并非是过去，而是其它的并且总是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因此历史只不过是一段故事，无异于任何其它故事，这就产生了对历史的消解及颠覆。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完全切断了历史知识和过去实在的联系，从而不仅将历史著作消解为文学，而且也把历史本身还原为文本和话语。
因此，自《阿甘正传》后，指涉历史的影片多表现为对历史的调侃式反思，把历史当成可以随意捏弄的故事。在这部影片里，我们清楚地知道，阿甘实无其人，在这部影片中个人的家庭历史被放进电影，历史成了个人的经历。正是这种形象的复制将现实抽离出来，使现实非真实化，于是人们在该片中感受到的只有关于美国近代史的各种影像的视听表述，而没有近代史真实客观的本身。《阿甘正传》反讽了历史，使得原本严肃的历史成为观众消遣的对象。因此，历史成为可编辑的文本，而不是固定的概念和权威式的定义。
华语贺岁片也逐渐呈现这样的去历史化趋势，《英雄》将秦始皇塑造为以武力取和平安抚天下的雄主，现实世界的政治霸权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侠道，在影片中变为悖论，历史成为创作意图的附庸；《赤壁》尽管一再强调“尊重历史、重现史实”，却将小乔塑造为中国的“海伦”，一代枭雄曹操每日对着小乔的画像朝思暮想，引发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为争夺美女。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恶搞。打着还原历史旗号的影片尚且如此，更不消说本身就定义为荒诞风格的《三枪拍案惊奇》，由此可见，影片的去历史化愈来愈浓重，或者是因为“贺岁片”本身所带来的非严肃性，使得贺岁片呈现出怀疑、消释、嘲讽的论调。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去历史的同时，“贺岁片”的概念本身已经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笔，而贺岁作品的生产和消费，总是涉及多种利益，当艺术被社会化，必然体现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贺岁作品在添加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后，无论是从前期制作还是后期营销，在面对过去或将来的艺术时，已经成为新的历史。因此，华语贺岁片在将历史文本解剖的同时，逐渐完成自身的主体构成，文本的创作主体和文本的阐释主体都将自身的种种意志和情感投射到文本之中，影响着作品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一方面是使个体成为意识的所有者和行为的发动者，即赋予他们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把他们安放、行动和压制在使他们屈从于社会网络和文化符码之中，这些网络和符码是根本超出他们的控制的。”
从具体影片来看，《梅兰芳》、《花木兰》、《叶问》、《孔子》，都以一种现代的视角去观测历史，去掉人物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后，重新解读并赋予人物现代属性的理解，重建一个新的精神导向或价值阐释体系，使历史与现实在矛盾中和平共处，融为一体，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华语贺岁片在对历史文本进行选择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去历史与重构历史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