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探索生命和命运的人，都热衷于接触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在所有的超自然现象中，我亲身经历最多的就是超感官知觉。有的人不需要辅助工具，也有的人需要，其中借助工具可以开发出超感官知觉的“游戏”当属中国古代的扶乩。扶乩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辞源》载称：“旧时迷信，假借神鬼名义，两人合作以箕插笔，在沙盘上划字，以卜吉凶，或与人唱和，藉以诈钱。因传说神仙来时均驾风乘鸾，故名。起于唐代，明清盛行于士大夫间。”“迷信”？“诈钱”？事实没有那么简单。那些把扶乩现象解释为“心理暗示”和“物理作用”的专家，亦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嫌。他们也许不知道扶乩现象的背后有比“心理暗示”和“物理作用”所能解释的更为惊人的“神迹”。
任何事物，存在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更何况它存在了上千年。扶乩最早起源于哪个朝代，各种说法都有，据说在东晋年间，扶乩就已经很流行了。扶乩的工具沿袭了两千多年几乎没有变化，一般包括专用的木制沙盘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箩、筛、箩等，而降临乩坛的“神灵”却随着时代而演变。早期多是鬼神、神仙等等，到了清末明初，据传降临乩坛的人物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拿破仑、华盛顿等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大学中学里流行的“笔仙”或者“碟仙”其实就是与时俱进的扶乩简化版。
说起扶乩的起源，离不开民间关于厕神紫姑的传说。紫姑是某大户人家的小妾，遭到正房夫人曹夫人的嫉妒，曹夫人经常逼她到厕所里干脏活。正月十五的晚上，紫姑因受气难忍，死在厕所中。紫姑死后显灵，人们于是在元宵夜设置乩坛，迎请紫姑，请紫姑回答问题，逐渐演变成一习俗。接请紫姑者，必须是尚未出嫁的姑娘，男人须回避。为迎请紫姑，姑娘先在灶前焚香、点蜡烛，然后在平摊着米粒的桶盘内燃上三炷香，手托桶盘，口念咒语七遍。接着将桶盘端开，另一姑娘手持竹箩，走至堂前，将桶盘置于桌上，在竹箩边插上一根筷子，使之下垂，然后二人各用一手轻托竹箩边缘，悬于桶盘上，然后开始发问。如果问题答案是数字，筷子就会在桶盘上点击。比如，问今年农活能有几成的收成？筷子如果在桶盘的米粒上点击四下，就说明今年会有四成的好收成。如果问答案在肯定与否定之间选择的问题，那么就告诉紫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点一下，如果是肯定就点两下。比如，问爷爷的病会不会痊愈，如果会痊愈，筷子就会在桶盘的米粒上点两下。后来扶乩工具演变成带有细沙的木盘，没有细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笔插在一个筲箕上，或者用一个竹圈或铁圈固定一支乩笔。扶乩时乩童手扶筲箕，使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同时口中念某某神灵降临乩坛。旁边一人负责记录，整理出来就成了所谓的乩文。
扶乩源自民间，但是后来被吸纳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仪式，据说很多道教经卷皆出自扶乩之手。东晋哀帝年间（362——365），江东一带道教早期分支——天师道盛行，时任护军长史的许谧向会稽王司马昱（后为晋文帝）府上举荐乩手杨羲。许氏家族极为信奉天师道，他们在京都建业（今南京）设立乩坛，任许谧为坛主，杨羲为乩手兼做记录。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经》三十一卷便是出自他们扶乩之手。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69）时，道徒王灵期通过扶乩，增修《上清经》达到一百八十六卷，其中一百二十七卷已经印行，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义，可见道教历史上扶乩活动兴盛至极。
唐宋的诗歌中和文献中都提及过扶乩和紫姑。唐代李商隐写有“羞逐乡人赛紫姑”的诗句。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宋代洪迈《夷坚志》详细描述了扶乩的过程。宋代民间流行扶乩，以文为盛，降临乩坛的不再局限于鬼神，而开始出现古代名人，扶乩成为文人墨客的一大业余爱好。陆游在《箕卜》诗中描述说：“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评，对答不须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由此诗可看出，一、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多喜扶乩占卜；二、陆游的态度是完全把此当成消遣和娱乐，并没有太严肃。
到了明代，扶乩进一步流传，乩仙可以规划建筑布局，而且唐代诗人李白居然也降临乩坛，为碑题记。《山西通志》记载：“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明万历年建。凡起造规划，偕仙乩布置。内八封楼、降笔楼，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对额皆乩笔所题，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用醉翁亭体，文甚奇俊。”扶乩流传之广，情形之灵异，最终会传到朝廷而被统治者利用，并用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明史·蓝道行传》记载，奸臣严嵩与擅长扶乩的道士田玉勾结，诬陷政敌蓝道行，导致蓝道行下狱而死。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他对世宗说：“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后来，世宗处死了田玉等人。明代俞如楫的《礼部志稿》载有马文升《复奏四事疏》：“宜令各该巡城监察御史及五城兵马司并锦衣卫巡捕官逐一搜访，但有扶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可见，扶乩之风盛行，被人利用，妖言惑众，已经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危害。马文升郑重其事上疏，希望引起重视。
到了清朝，扶乩出现又一个鼎盛期，对扶乩的记载就更五花八门了。《子不语》卷二十一记载：“康熙戊辰会试，举子求乩仙示题，乩仙书‘不知’二字。举子再拜，求曰：‘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书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众人大笑，以仙为无知也，是科题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三节。又甲午试前，秀才求乩仙示题，仙书‘不可语’三字。众秀才苦求不已，乃书曰：‘正在不可语上。’众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书一‘署’字，再叩之，则不应矣。已而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由此看来，乩仙似乎把题猜对了，多像是巧合！“不知”应在“不知命”之题，“不可语”应在“不如好之”上，而“署”即四者，和考题非常吻合。
乩仙会作诗，水平高于扶乩者，古今中外都广有类似记载（国外著名事例包括爱尔兰诗人叶芝从事西洋扶乩作诗，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詹姆士·麦利尔则在诗歌中融入通灵信息），这就不是国内电视节目中的那几个专家的“心理暗示”或“物理作用”能解释清楚的了。清顺治辛卯年（1651年），云间（今上海松江）某男子扶乩。男子问乩仙：“仙从何来？”乩书曰：“儿家原住古钱塘，曾有诗篇号断肠。”男子又问：“仙是何姓氏？”乩书曰：“犹传小字在词场。”男子不知道有《断肠集》，看见乩文有“儿家”两字，断定乩仙是女子，便猜测道：“仙莫非是苏小小吗？”乩书曰：“漫把若兰方淑士。”男子不解，又问：“莫非是李清照吗？”乩书又曰：“须知清照易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男子方知是朱淑真降坛。乩仙写成《浣溪纱》等词后离去。该男子文化水平不高，并不通诗文，也不知道朱淑真的诗作《断肠集》，上述诗句可见乩仙的文采明显高于该男子，乩文诗句不可能由扶乩者自己作出。对一个文采拙劣之人，再怎么“心理暗示”或“物理作用”，料定他也写不出上面的诗句来！
乩仙作诗，不仅文采飞扬，还会反映出乩仙的悲乐心态。曾有人扶乩，吕洞宾降乩作诗云：“此间鸡犬亦神仙，信是桃源别有天。觉得春风都着意，绿杨如画柳如烟。”看来吕洞宾作为仙人，在另一个世界竟是如此逍遥，不得不让人艳羡无比。另外还有人在扶乩时，遇到谭嗣同降坛作诗云：“亚陆已无华世界，轮回尚有泪汍澜。这回莫问人间世，渺渺天风送玉鸾。”这首诗倒是很贴切地反映了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遇害后在冥间依然凄凉、无奈的心态。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数十例扶乩事例。他说：“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他对扶乩能够和“神灵”交流是给予肯定的，但是至于是何神何仙，他认为可能是假托。
学子扶乩，多问功名前程。《阅微草堂笔记》卷四记载：“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方司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乩仙说的“万年”比较模棱两可，既可以意味着遥遥无期，此事不果；也可以为这万岁（皇帝）开恩之时。如果遇到乩仙的回答模棱两可之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乩仙行诈，一般多属一种委婉用辞。
乩仙还会对为人处世给予教导，出语还颇有哲理的光彩。《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可以看出，扶乩有时候也能带来劝慰人谨慎处世的积极向上的作用。
扶乩不仅能够教导人们处世哲学，还能够带来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为业，请来古时文学大家，降乩作诗文字画，叹为观止。《子不语》卷二十二记载：“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阳、苏来降。刘氏云：‘有坛设其家，已数载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扶乩可作消遣娱乐，但万万不可太过当真，当人们过于迷信并依赖扶乩的时候，往往会误入歧途，悔恨终身。清中叶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嗜好扶乩。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事无大小都要扶乩占问。第一次英法联军入侵，叶名琛亲自扶乩，得吕洞宾乩文“十五日后便无事”，所以他索性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防守，消极应对，等待着“十五日后无事”，结果最后战败被俘。民间还广有传闻，慈禧太后与大太监李莲英笃信扶乩，事无巨细，都要驾乩扶鸾，结果最后把满清王朝给葬送了。
扶乩又流传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城里一时间乩坛林立，甚至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巴金的《家春秋》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有提及。扶乩还对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佛教净土宗著名高僧印光法师、天台宗著名高僧谛闲法师、倓虚法师等，都曾经涉足乩坛。
扶乩曾产生了道教经卷，也产生了大量佛教经卷，包括对佛法的注释和批注形式，和依托经名的著述，而实际上内容并不完全相符。扶乩对佛法的阐释，也令人刮目相看，并非信口雌黄。民国初年湖南邵阳县世代信佛的雷应期居士，拜读佛教乩文之后，叹道：“不谛如来耳提面命。”说明扶乩阐释佛法，弘扬教义，功德无量。
民国初年，香港有个扶乩的人，声称他的乩仙是黄大仙，能看病开处方，有时候随便开个偏方，居然能够让人痊愈，实在灵验。有一个叫黄筱伟的听说以后，很是羡慕，也去学习扶乩，但是乩笔就是纹丝不动。别人告诉他，让他去念几遍《金刚经》，乩仙就会显灵。他于是去念《金刚经》，然后乩仙果然降临。看到自己念经如此有神效，他决定建立佛法道场。乩仙云，三年后方可。于是三年后黄筱伟赴上海皈依印光法师，返回香港后建立了佛学社，乩坛也随之佛化，原先的黄大仙也变成了菩萨，可见扶乩和佛教的互相渗透。印光大师对扶乩有褒有贬，认为乩仙即便自称是佛菩萨，也都是灵鬼假冒；即便扶乩能开导佛法，但还是属于外道，不应当被佛家提倡——
“扶乩多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鬼之劣者，或无此通力。其优者则能知人心。故能借人之聪明智识而为之。纪文达谓乩多灵鬼假托，余与兄坦然扶乩，余能诗而不能书，余扶则诗词敏捷，书法潦草，坦然扶则诗词庸常，书法遒劲。所冒古人，问及集中奥窍，则云年代久远，不复记忆，故知非真。然此鬼之灵，但能于人现知之心，借而为用。于识田中有，现知中无者。或此义非己所知者，便不能引以示人。其去业尽情空之他心通，实有天渊之远。但其气分似之。又恐汝等或为乩教所迷，故不得不引及而并言之……近来上海乩坛大开，其所开示改过迁善，小轮回，小因果等，皆与世道人心有大裨益。至于说天说佛法，直是胡说。不可附赞此法，以其所说佛法，皆属臆撰，恐致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愆。乩中多系鬼灵，绝少真仙。纵是真仙，岂能超于诸佛诸祖之上。切不可以二林居士尚信乩，吾人何敢不信。则错之多多矣。此念佛法门，一代时教大乘经典，尽皆赞扬。小乘经中，绝不提起。有不通教理者，斥为小乘。乃无知邪说，不可听从。又乩坛所说，多属灵鬼依托当人之智识而作。若说世间道理，则是者尚多。若说佛法，则非己所知，妄造谣言。如金刚直解后，所附之先天古佛宝号，乃灭人慧命，瞎人正眼，极恶无比之魔话。以此施人，罪过无量矣。佛法与外道不同。外道专事秘传，用炼丹运气之工夫，绝不以敦伦尽分为事。又有扶乩降鸾，虽亦劝人为善，究属灵鬼假冒仙佛之名。若不明理，认做真仙真佛临坛，则其错大矣。非绝无一次是真仙临坛者，然亦千中难得一次耳。明末，觉明妙行菩萨，以乩开导佛法，临去令其永断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学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萨，而禁止扶乩。以无甚道力之灵鬼乱说，误人实深，故菩萨即以扶乩，而禁绝扶乩，我文钞中亦曾说及。若有不肯丢外道工夫，及扶乩事业者，切勿令受皈依。以免世人谓佛法，与外道无异也。”
不仅有乩仙向人开导佛法，还有乩仙要听人讲经说法，这样的新鲜事发生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民国七年（1918年），谛闲法师应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到北京讲经说法。当时北京乩坛林立，有城市守护神白城隍降乩，声称要听谛闲法师讲经说法。谛闲法师到来，白城隍和关圣帝君如期降临，并对谛闲法师赞赏有加，在北京佛教界引起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