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因此，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议》对“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要求中，没有提到“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而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曾明确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重点已由原来的重增长变为主攻结构调整。而且，在《建议》中，“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被放在“十二五”规划制订要求的首位，可见决策层对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之大。因此，外界称“十二五”期间的调结构第一次要动真格的了。
过往，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般被置于首要位置，投资驱动成为“十一五”期间，也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但是，在此次发布的《建议》中，“三驾马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消费放在首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三驾马车”的顺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建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关于产业发展，《建议》的提法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就三个产业的排序来讲，虽然并未发生变化，但服务业的重要性显然有所上升，在未来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步提高。为了推动服务业发展，《建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除了政策支持之外，服务业的重点领域也已明确，即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旅游业。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也被确定为服务经济为主。
就在中央高层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被重点突出提高到几乎与三大产业并列的地位。《建议》中特别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与2010年9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相比，《建议》提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没有变化，稍有变化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被提到了节能环保之前。
制造业的关键词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由大变强。《建议》指出，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完善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
关于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新能源的地位得到再次确认，而且，在各种能源的排序中，新能源居于首位；二是近年来业界呼吁较多的智能电网也在这里提到。近年来呼声较高的另外两个重点领域，三网融合与物联网在“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一节中被提到。《建议》指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
《建议》还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十七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强调了外需向内需的转变、高碳向低碳的转变和强国向富民的转变，而这三个转变，无论哪一个都是对此前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修正，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保守估计，该等战略意义的受益年限不少于20年。
在我看来，上述三个转变的核心是“强国向富民的转变”。简单地说，所谓富民，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所谓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就是提高GDP下居民的最终消费比例。鉴于这是建立在就业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之上的，因此向内需转变的过程自然也是提高居民收入对GDP增长分享比率的过程。所谓高碳向低碳的转变，由于涉及规模庞大的新能源投资以及具有相应乘数放大效应的设备更新投资，而扩大投资本身也是扩大内需以致成为增加就业机会与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因此，最终结果是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概括地讲就是富民。
那么，如何衡量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呢？答案并不复杂。简单而不失准确的测量指标是以居民人均收入增幅为分子，以人均GDP增幅为分母，得出的计量单位为倍。在此基础上计算，1978—2009年，国内人均GDP累计增长65.1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49.0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37.57倍，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平均为0.75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0.57倍。
过去30多年里，国内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9年，国内人均GDP增长2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0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50%，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1.00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1.17倍；1989—1999年，国内人均GDP增长3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67%，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降至0.87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降至0.71倍；1999—2011年，国内人均GDP增长2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3%，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进一步降至0.76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大幅降至0.52倍。从上述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最初的11年，是居民收入对GDP增长分享比率最高的时期。此后逐年下降，最低的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到0.55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到0.43倍。这也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仅逐年下降，而且与国际相比差距也越来越大。其中，1978—1999年的平均值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而最近10年迅速放大。
糟糕的是，分地区数据显示，2003—2011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对本地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0.93倍，江苏省为0.74倍，而内蒙古仅为0.42倍。这同样反映了东西部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
不言而喻，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仅可以促进外需向内需的转变过程，并在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比例的基础上加快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对缩小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实现西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想说的是，作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变的核心，“强国向富民转变”不能没有具体和明确的测量指标，否则未必不会“说归说，做归做”，或“说的多，做的少”，以至于最终实现的转变将可能远低于政策预期。
进一步说，鉴于向前30多年国内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持续下降，要想实现真正的“强国向富民的转变”，就应当在未来5年超前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尤其是大幅提高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用以弥补此前10—15年的欠账，并争取在今后10年内将这一比率稳定至0.9倍以上的水平。
在世界危机中的华丽转身
受欧美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较长的低迷、调整的变革期，全球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能源资源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失业率普遍上升。但危机也在推动世界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成为各国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的前夜。得出这一重要结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判断：
1.过往危机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在过去150多年的时间里，有两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即1857年波及全球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机遇就是引发了电气革命，也就是由内燃机和电动机逐步取代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发明成果之一的蒸汽机，催生出电力与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次危机过后，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也就是1929年到1933年，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电子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危机过后，电子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带动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崛起，从而推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世界产业结构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催生并促使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回顾过去150多年来世界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大量的历史经验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2.纵观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图景，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数十亿人口追求小康生活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历史进程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凸显和尖锐，按照传统的大量耗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沿袭少数国家以攫取世界资源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求强烈呼唤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
3.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奠定了现代科技基础的重大科学发现基本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科学的沉寂”已达60余年，而技术革命的周期也日渐缩短。同时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积累的内在矛盾凸显，在物质能量的调控与转换、量子信息调控与传输、生命基因的遗传变异进化与人工合成、脑与认知、地球系统的演化等科学领域，在能源、资源、信息、先进材料、现代农业、人口健康等关系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领域中，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日益显现。从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举例来说，一是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美国又提出其科技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和“智慧地球”等。二是欧盟宣布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三是英国要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优势。四是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五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与核能技术。
中国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在世界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下出台的。危机爆发后，中国高层分析、判断、决策，将2008年大危机作为机遇，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2009年9月21日和22日，国务院连续召开三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各界意见。4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教授、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就有关产业的战略方向、技术路线、发展布局、科研攻关和政策支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强调确定新兴战略性产业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会贻误时机。因此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