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宾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托宾在194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家庭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他尝试将自己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横断面资料，与综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托宾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1950年，托宾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托宾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证及理论研究，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找出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托宾有机会在1953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摩根以及克莱因，度过了带给他收获丰富的一学期。
托宾在1958年提出了一套新的统计方法，即所谓的托比分析法。原本生物学的普洛比分析，乃是透过身体组织与治疗方式等各种可观察的特性，来预测治疗的正面或负面反应的机率。在经济面的应用上，同样答“是”，有着不同的强度。例如，样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买车的问题，大部分的回答是没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买车的花费也会有差异。
托宾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数量化的资料，以寻找影响汽车购买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1944—1954年间，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方面，有重大的创新突破，该委员会当时是附属于芝加哥大学，那段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丰硕，堪称是历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之最。当时委员会的主持人是马斯恰克以及库普曼。库普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其获奖原因，就是在这段期间对资源分配理论，包括线性规划等，做出重大贡献。由马斯恰克及库普曼所带领的研究小组中，有两位曾在本系列演讲中担任过主讲人，即阿罗与克莱因；此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西蒙与德布雷。
任何一种创造与发明不是由于勤奋，而是在于你的知识储备和善于分析。
——詹姆士·托宾当托宾战后重返哈佛继续攻读博士时，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马斯恰克与库普曼可以说是满怀敬意。托宾是在计量经济学会举办的会议中和他们结识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托宾受邀参与讲评一篇由马斯恰克所写的论文。托宾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才收到论文，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托宾埋首研读论文，把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度节日。不过，正因为如此，托宾才能在会议中指出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由于这样的机缘，托宾被邀请加入考列斯委员会，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库普曼原先由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职。
这项邀约极富挑战性，对托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令托宾备感殊荣。但是，当时托宾对耶鲁非常满意，蓓蒂和托宾都认为那里是成家立业的好地方。由于该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当时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库普曼对于搬迁委员会相当有兴趣，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想法，直到托宾正式回绝邀请时，他才对托宾透露。考列斯委员会的创办人与财务的主要资助者考列斯系耶鲁的毕业生，他也企盼他所创立的委员会能够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托宾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托比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托宾把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当时，托宾极力提供发挥空间给一位耶鲁的年轻助理教授奥肯，他从事的研究是总体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连创辉煌，成为经济学巨擎
研究经济学理论，往往需要经受乏味与等待的考验。然而智慧过人的托宾，却与时间赛跑，接连获得重大发现，并一举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权威专家地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托宾的研究重点是摆在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托宾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托宾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稳固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税，如果不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对财货与劳务的总支出产生任何效果。同样的解释也可扩大到民间投资部门自发性的变动上。就这一点来看，托宾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托宾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
早在1947年的实证研究论文里，托宾让资料来说话，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但托宾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遭致资本损失。费尔纳这位后来在耶鲁与托宾共事的经济学者，曾在学术期刊上和托宾有过友善的辩论，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续低于投资人的预期水准，凯恩斯实在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均衡”状态。费尔纳所主张的就是后来所谓“理性预期”的模型建构原理，托宾也赞同他的观点。
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问题，托宾提出了两篇较具说服力的论文。一篇发表于1956年，主要立论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额的存货理论。托宾后来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论点，大都被鲍莫尔领先一步，不过每每谈及这项模型人们通常还是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并列。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对凯恩斯“投机性动机”的货币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诠释，也就是规避风险。人们可能会偏好流动性，而且非现金资产的利率愈低，流动性偏好愈高。这倒不是因为预期平均会有资本损失，而是因为在资本利得与资本损失发生机率相等时，对资本损失的担心程度，超过了资本利得的价值。
事实上，在托宾论文模型中的资产，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兴趣。托宾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自己的分析中，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托宾曾证明，他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正是林特纳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托宾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托宾，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托宾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不过最后，他还是让托宾通过关卡，进入升降机。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托宾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托宾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