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在崛起，你却生活在别处
一个经济学家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一家媒体询问尚在世的美国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75年后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回答中，是美国的稀稀拉拉，只有一两位以毋庸置疑的口气拥护美国在未来的强势。有一位称，如果俄罗斯进入欧盟，则是欧盟；若不是，则是美国。除此之外，有八九位以统一口径称，“是中国”。90多岁的科斯最为坚决--毫无疑问是中国。
没有哪届美国总统比奥巴马更能深切体会中国史无前例的强大气场。2010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他径直推门进入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基础四国”立场协调会，边走边喊，“总理先生，你准备好和我见面了吗？准备好了吗？”而媒体对此的理解是，“美国，你准备好和中国一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两个闪耀主角了吗？”
中国正以令人不可争议的速度崛起，不管我们对“崛起”这个不断被提及、不断被证明的词语有多么厌倦。但每每想起，“崛起”的欣喜以及油然而生的大国自豪感，还是会不经意地流露。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堪称千年变局的经济大时代，亲眼目睹用30年造就的奇迹。我们又是迷茫的，大国在崛起，我们却难以找到与崛起相匹配的财富与精神坐标，我们生活在别处。当无数镁光灯以惯常的姿态扫向中国斗志昂扬的宏观脚步时，可以看到五光十色；而不经意扫向我们的“生存态势”时，细节反射出来的光线，却并不那么令人欢呼雀跃。
改革开放下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并不全是帕累托式的进步，甚至我们会有这样的无力感，成功的愈发成功，失败的似乎更加失败。我们在成功的大国与失败的自己之间纠结。
不经意间，落寞就轻轻挂到你的脸上。大国的自豪感，很容易遭到无情现实的颠覆。如果中国的复兴是天命，那大国经过层层流转，带给你的“气运”又是什么？
国富则民富，这个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愿景，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伸展拳脚时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你的美好愿景只能被迫偏离原来的角度。相反，有的时候，你的愿景被一些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挫折感所击倒。
国家的GDP数字，几乎在每一个年底都会凯旋，但你的财富慢吞吞攀爬的速度，让你有了“祖国陌生人”的错觉。不是说机会俯拾皆是吗？为什么你的手臂那么长，轻而易举就碰到了天花板？
城市化以一日千里的速度猛进，你在这场与现代化约会的狂欢中被推推搡搡，房价与高楼一起喧嚣，你不知道供房需求是不是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房子的故事正变相使你的财富土壤更加贫瘠。
教育，是的，教育是改变传承路线最有力的利刃，你下了一个时间久远但又兴致勃勃的赌注。你的愿景，你可望而不可即的机会，你的财富突围，统统被你装进一个硕大的口袋里，你不停地用金钱和时间增加砝码，以确保你的子女有足够的力量背起这个沉重又硕大的代际口袋。然而，赌注是脆弱的，其间剥夺子女快乐的过程以及事与愿违的结果，是让你难以承受之重。
衣食住行，一切与你的生存以及生活贴近得没有一丝缝隙。我们的物质水平日益提高，生活正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艰难。中国社会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却总是与生机勃勃若即若离。你曾经憧憬的幸福，放眼望去，并不是明晃晃的一片金黄，而是涂满了乱七八糟的色彩，其中的有些色彩让你黯然神伤。金钱，正慢慢成为这个社会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看起来坚韧无比，实际上它的脆弱超出我们的想象。受到超常的压力，它或许会断裂得更加容易。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变得不可捉摸？
不少人已经开始抱怨了，抱怨所有与他们或远或近的制度、政策乃至规则、秩序，认为理应属于他们的资源正在被某些人掠夺、竞争和垄断。为了财富、地位和名声，这些人不惜一切手段，甚至还有人用了“惨无人道”这样的形容词。还有不少人认定，规则与秩序的制定者，对于这样不公平的“马太效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因被生活绑架而不断焦虑和不满，谁又能绑架我们的生活？政策、制度与规则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既得利益者与政策制定者又存在什么样的博弈？我们怎样才不会被生活绑架？这些问题，有些有解，有些正走在由模糊变清晰的路上。
如果拿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一个绝对制度化了的庞大利益分配体系，可能会绝望。所幸，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像犬儒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般糟糕。毕竟，我们有信心和理由相信：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样实在，暗示了未来良性变化的某种可能。
中国正在崛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入大国行列。而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是否越来越多，他们是否感受到富有的优越性？
好像有了钱，我们踏实吗？
中国在“大富”的路上越走越远。一个以近“10%”数字增长的国家，在短短30年时间内走了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完的路，财富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和分配，我们正集体从“初步小康”迈向“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的确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蓝图。
“大富”的宏观叙事，却不能忽视微观的个人“小富”，你富了吗？
《说文》称，“富，备也。一曰厚也”。曹丕《上留田》如此诠释富人的好处，“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今天，早已不是你吃稻谷与高粱、我吃糟糠就能清晰地划一个你富我贫的楚河界限。有“好事之人”调侃，“食物的风水轮流转，穷人吃大鱼大肉，富人则在吃糠咽菜”。
富有，有绝对富有与相对富有之分。
大多数人，与过去尤其是父辈的苦日子相比，拿到手的工资高了，物质条件更好了，小资的还住着自己的“洋房”，开着自己的“洋车”。再加上父辈不时地唠叨，“你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还变着花样，吃饭讲究营养搭配，穿衣讲究风格搭配，只要有钱，房子想买就买。我们那时一个月吃一次肉，一年才有一件新衣服，能不能分到房子要看领导的脸色，求爷爷告奶奶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过日子连自己都做不了主……”的确，与过去相比，如今吃穿不愁，小日子优哉游哉，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多美好啊！这就是绝对富有。
可是，你欢天喜地去参加同学聚会，回家时却黑着一张脸。你精心挑选的“中国制造”的衣服，在某个同学看似不经意套上的国际大牌中自惭形秽；曾让你沾沾自喜的小富康，也因趴在宝马、奔驰的威风队列里而黯然失色；你还没来得及炫耀你幸福的小日子，却在别人大谈特谈“一个月赚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话题中尴尬地僵住了笑脸，你只能悄然退在一旁沉默或羡慕。你恨恨地发现，当你还像井底之蛙般地“小富即安”时，你昔日的同窗毫不犹豫地抓住中国“大富”的机会，拼命发财致富，你落伍了……这就是相对富有。
与上一代相比，你毫无争议地富了。与国家举世瞩目的快速致富相比，与同龄人相比，你是否还会理直气壮地把“富裕”挂在嘴边？
“多收了三五斗”
1776年，亚当·斯密认为，“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但由于“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世事变迁，今天，已经有人凭借今日中国之繁荣占卜出彻底颠覆西方“崩溃论”的未来一卦--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曾在2010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这样欣喜地描述中国的“经济盛世”：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都是极其精明和富有远见的，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还制定了并非不切实际的目标，即让该数字在10年内再增加1倍。尽管经济增长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这种增长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而是已经呈波浪状地分布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有中国“绝对富有”这个大底盘，我们普通人也享受到了“绝对富有”的惠泽。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只有343.4元，到2007年已达到13785.8元，整整提高了40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4140.4元。
如果单纯的数字还不够具体，那么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或许能更直观地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我们收入的突飞猛进。
《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板，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相当于一天能挣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 82只鸡蛋。之所以选择1769年，原因在于此时恰逢清朝乾隆中期，普通工人的收入达到顶峰。此后，普通人的收入慢慢减少，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向顶峰回升的余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几经波折，艰难探索前进的道路，收入水平仍然不高。真正的收入基因突变，还应归功于改革开放。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2005年所写的《“数”说“改革开放”165年》中举例，2005年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这55元相当于32斤大米，41斤面粉，9斤肉，11.3斤鱼，18斤豆角，9米棉布，113只鸡蛋。
人们的富有，不但表现在收入提高了，可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一句废话。古语“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了，自然吃得山珍海味，穿得绫罗绸缎……事实上，并非如此。
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东西是钱买不来的。
30年前，人们在名义上很富有，因为国有财产平均分配给全国人民，人人有份。然而你会发现，你拥有的似乎并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直接的利益。你的工资不高，房子要住“公家”的，什么时候住上房子，住多大的房子，并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你手里的钱说了算，而是领导说了算，领导乐意给你住你就有戏，如果领导看你不顺眼，你只能忍气吞声地排队候着。连吃饭的锅都可能“共产”，所以，你不必置办太多的家产。有钱的人，偷偷摸摸买块表或者一个月多吃几次高价肉，多看几场电影；没钱的人，也有饭吃，有房住。有钱与没钱，并没有太清楚的界限。
甚至，你未来的现金流也不在你的钱包里。因为，你的工作要让“公家”安排，即分配。你将来靠什么方式挣钱，能挣多少钱，也不是你说了算。若不服从安排，选择自己创业，盘个店、摆个摊、做做小生意，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不管有钱没钱，你可买的东西多了，即私人产权不断扩大。你可以不必看领导的脸色买房子（要看市场的脸色，不过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你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你雄心勃勃创业也没人打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幌子阻挠你了。
私人产权的扩大，不但大大增加了富有的机会成本，也成为人们创造财富的原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这样说，“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缘故设法将这些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这是从高斯的理论所演变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今天的你，拿着年年涨多或涨少的工资，筹划买房子、买车，添置更多的家具，或者策划跳槽来加薪，创业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富了吗？的确，富了。你的工资越来越多，你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财富增加的方式也趋向多元，怎么不富呢？
财富金字塔，你在哪一层？
还记得2009年11月，《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中国发布的时候吗？当时榜单上的首富是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身家高达5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6亿元。而在2008年，他排名仅为23位，财富净值也只有10.6亿元。王传福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身价暴涨，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公司得到了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的投资。
我们不得不佩服金融杠杆的魅力，金融创新制造了无数王传福式的“造富”神话。倘若放在古代，即使是一呼百应的帝王，要想制造王传福这样的暴富传奇，也要掂量掂量匍匐其脚下的黎民百姓是否存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和铜板让他挥霍。改革开放之初，“万元户”曾是很多人未来人生中郑重而远大的财富目标。今天，百万富翁也不稀奇。
巨大而旺盛的生产力、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不断创新，改变了“几代人筚路蓝缕创造财富”的历史，财富时差越来越短，这是一个不断拨快财富钟的时代。
我们看别人的造福神话不亦乐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到底在财富金字塔的第几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分层以政治因素作为风向标；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慢慢渗透，以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经济因素逐渐居于上位。我们在分析财富金字塔时，社会学家中流行的“社会分层”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学家李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分为4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
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20余年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
普通获益者群体，是指改革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利益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如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
社会底层群体，最初曾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
李强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第四个群体称为底层。
渐渐放开的市场机制，使得与市场走得最近的人群成为直接受益者，如工商业层、老板层，他们位于财富金字塔的上层和中层。上层为大工商业层和老板层，拥有的财富最多，人数也最少。
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私营企业共465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达1184 万人，所有者权益超过1 个亿的企业仅占2.2%。在商海摸打滚爬的多为中小老板，他们与广大白领阶层构成了金字塔的中间力量。在这里，我们格外关注财富金字塔的中层。他们在财富金字塔中既不属于高端，也不属于低端，是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一定的资本，对社会稳定有益。其中的白领阶层，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和声望资本，从事脑力劳动，具有较高的收入、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劳动和工作对象具有一定的支配权。财富金字塔的中层，有人也称之为“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资本，所以他们更期待社会稳定，需要市场化改革来创造公平的交易环境，以维护他们的自身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