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机会市场还是价值市场？
文/周仲庚
中国 世界 外资撤退 DHL Best Buy
中国大，还是世界大？如果是世界大，世界比中国大多少？如果是中国大，中国比世界大多少？
这个幼稚问题，其实是中国的致命伤。每一个大型企业的掌门人，不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每当夜深人静时，内心都在和这个问题背后的恶魔斗争。
这个恶魔，调皮狞笑地告诉他们，如果世界比中国大很多，中国就应该连皮带骨地与国际接轨，但如果中国人相信中国终将比世界大，那么中国就应该仅以皮肉与世界相连，坚持体内骨骼神经与世界隔离，边做边看，以待汉唐盛世的再来。
这个恶魔口舌灵便，立论严谨，两套逻辑条条有理，弄得中国的精英分子左一步、右一步，一会摸着石头过河，一会离开石头，勇迈急流。
在一穷二白的时代，不管我们听从恶魔的哪一套教诲，结果都是好的；起点低，只要实干，怎么做都会增长，不论往左往右，都有回头路。然后，十字路口终将到来。
经过了30余年，十字路口已经到来，就在百米之外。
我们最近看到的外资撤退现象，只不过是提示前有十字路口的交通标识之一，若仔细环顾，路边还有许多其他提示标识，例如，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功后的失利，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会计诚信集体遭质疑，等等。不仅如此，路旁还有许多中国人自己设立的标识，例如多数企业主都已经取得第二国护照，或钱在海外、债留中国的现象。
与世界皮肉相连，中国已经做得很好。30余年来的GDP成长，城市中的富余时尚，引入的技术设备，乃至山寨精神的成功，都是皮肉相连的成果。然而，十字路口前一百米的中国，即将被迫做出战略抉择：单凭皮肉接轨，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若进行神经和骨骼接轨，关键节点在哪？
经过了30余年的皮肉接轨经验，当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可以粗略区分为两块：一块来自经济比中国先进的国家，一块来自经济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前一块看到的中国大致如下：国家资本操控市场经济，貌合神离的公司治理，无处不在的会计虚假，支离破碎的物流系统，看价不看值的消费者，无空不钻、无利不逐的创业家，始终摆脱不了套养杀概念的企业伙伴，公权私用的各级官员，价值观飘忽的员工。
后一块看到的中国则是魄力十足、有效集中权力办大事的政府，5+2、白加黑、不知日夜拼命赚钱的人民，抗拒西方经济侵略的民族精神，抱团竞争的移民，讲究现实的外交政策，经济援助的来源者。
这也许不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但基本上如此。国际外资企业，不论是还留在中国的、已经撤离中国的、打算进军中国的，其中国策略，都会将上述图像考虑在内。
这样态势就很明白了。其实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多少外资离开了中国，留在中国或打算进入中国，而在于中国环境的本质。就像一个股票市场，永远有人进、有人出，并不足为奇，关键在于多数的进场客玩的是长期，还是短期。如果长期的价值型投资者纷纷离开一个市场，而短期投机客纷纷进场，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机会市场，而不是价值市场。
最近，缩减或离开中国市场的是DHL、Best Buy（百思买）、Google等公司，它们是长期价值投资者，还是一贯的机会主义者？
最近，国际的PE（私募基金）纷纷钻入中国，寻找可以瞬间打包上市的中国公司，请问，它们是长期价值投资者，还是一贯的机会主义者？
这不明白了吗？即使每一块钱的长期价值者退出，被三块钱的投机资本取代，整体还是一个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态势。
中国所面临的最可怕情况就是，世界不再认为中国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却充满了短期获利的机会。中国如果变成了世人眼中一座迟挖不如早挖、挖完了就没有了的金矿，中国在世界上的命运就定案了。
制度改革与灵魂改造
文/周仲庚
中国 体制 改革 权本主义 资本主义
假设，十字路口前一百米的中国，选择了开放骨骼及神经与世界接轨的路径，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使写下一整本书，都未必能尽其详。经济学者可以由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政策面进行分析，政法学者可由法律平台加以论述，管理专家可以谈中国的物流体系，社会学者可以分析中国企业家及消费者的文化心理，时论家可以分析各种案例，历史学家可以申论中国民族主义对世界接轨的影响。然而，十字路口就在一百米外，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好整以暇地剥茧抽丝。
我们必须排开枝节，直探本质。惟有如此，十字路口的我们才能做出抉择。
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耳熟能详、老掉牙的题目：体制。
“体制”这个词，中国人以外的世人很难理解。它不是单纯的“制度”，如果是单纯的制度，改制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正如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企业已经经历了大幅度的改制，并且颇为成功。然而，“改制”的成功，并未消弭人们对“体制”的质疑。
“体制”的灵魂是一种凝固了的价值观，说它是“灵魂”，乃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附身本领，即使“改制”了，体制的灵魂依然可以轻易地附身于新制度。
因此，体制改革不等同于制度改革，它超乎制度章程改革，而属于一种灵魂的改造。
那么，如果要为中国现行体制的灵魂取个名字，它应该叫做什么呢？
我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权本主义“，而被此灵魂附身的人士，可称之为“权本家”。
30年来，全世界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都在为“中国是否落入了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喋喋不休，毫无定论。其实，这是一个未区分皮肉层次和骨骼神经层次的提问方式。若加以区分，我们可发现，其实正反双方都是对的：在皮肉层次上，中国已经落入了资本主义，而在底层的骨骼及神经上，中国千年来的远古灵魂依然主宰，那是一个以权为本，而非以钱为本的灵魂。
这种灵肉分裂却又浑然一体的境界，外人难以体会，但在中国的阴阳辩证思维习惯下，它是那么的自然；清朝末年张之洞的一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出了其精髓。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资本”和“权力”这两件东西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具备了以下的特质：可货币化的、可交易的、有借用利息的、可集中的、可符号化流通的、可证券的（如职称、官职、身份、称号、批文等证书权力）。换句话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权本经验传统下，几乎可以“镜像”地接泊资本主义的各种机制，只要把“权力”视为“资本”来套入公式操作，即可无缝对接西方资本主义两百年来的精华机制，例如权力买卖、权力招标、权力汇差、权力储存、权力期货、权力证券化、权力遗产化、权力对冲、境内外权力合资等今天已经吞噬中国的现象。
这说明了为何中国可以如此快的速度接受各种貌似但“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机制；这也同时预测了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所在：传统的权本技能一下子得到了两百年资本主义功力的“开光加持”，“权本”恐怕要变本加厉了。
在权本主义的灵魂之下，权本家就是把手中权力的运用效率发挥到极致的专家。权本家和资本家不一样，资本家的效率完全用金钱来衡量，权本家的效率在于用权及保权，产出物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权力交换后的非金钱好处。当然，这些非金钱好处中的一部分，日后会通过“递延效应”转化为金钱。
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必须问“钱在谁的手里”，那么，在权本主义下，人们必须问“权在谁的手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关注的是三大资源 “人、财、物”的分配，而在权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关注的是权力资源的分配，人财物不过是权力的属性。
外人想要了解中国的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如果对权力的分配原则、权力的交换公式、权力的估值方式不明白，结果只能闹笑话，乃至黯然神伤。
十字路口的选择
文/周仲庚
水土不服 体制 权本 外资 中国
国际正规大型企业在中国受挫，固然不乏其自身经营技能的问题，然而大多数源起“水土不服”，而水土不服的根源就出自不习惯或不接受体制内无所不在的“权本灵魂”。政府单位、合作伙伴、第三方服务、员工、客户的种种权本作为，处处与其经营习惯抵触，导致了财务脱序、成本难核、渠道碎裂、物流不畅、价格摇摆。
然而，浑水正好摸鱼。权本的文化，恰恰就是另一类外资的天堂。它们精于本土化，充分理解“权本”与“资本”之间的辩证互换性，两条腿走路，左右逢源。
如果以绝对金额来看，说“外资撤离中国”并不公平，若仅看统计数字而不分析其性质，搞不好进入中国的外资还在节节上升呢。
回到开始时的愚蠢问题：中国大，还是世界大？如果中国大过世界，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老体制的灵魂，极尽皮肉接轨之能事，静待汉唐盛世再一次到来。但如果世界大过中国，那就让我们开始考虑改造灵魂，容许骨骼神经与世界接轨。
十字路口百米外的中国，你将选择哪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