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地下的种种情形有左右地上居民生活状态的势力。这种势力千变万化，运行各异其方。各地居民受其影响者，各具特殊之性。于是甲地的人民长于某种制造，乙地的人民工于某种美术。
波兰华沙有一条街道，其中有一段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司机驾车路过无不提心吊胆，行人也担惊受怕。人们称它为“马路百慕大”。科学家经过仔细考察发现，原来在这条路的下面深藏着纵横交错的地下水暗流，它产生的辐射干扰了人的大脑神经，使之发生错乱而造成灾难。这一事例证明了地质科学在“风水”的许多方面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风水学认为，“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是一种理想的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格局。风水家选择吉地的一般次序是“先看水口，次看野势，次看山形，次看土色，次看水理，次看朝山朝水”六项。各宗派具体做法与理论略有不同，但在地理书中一般都察看地理的五项要素：龙、穴、砂、水、向，这便是风水形势派所提倡的“地理五诀”。地理五诀中每一项都有一套选择的方法，其分别称为“龙法”、“穴法”、“砂法”、“水法”、“向法”；又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风水”的地理五诀已经有朴素的应用地质学的萌芽，在现代建筑环境选址中仍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从地质科学分析，建筑选址应重点考虑山体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避开活动断裂带、风化带、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隐患地段。
风水术中，择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所以：“寻龙择地须仔细，先须观水势”，“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水受到了风水家的特别重视，认为水是山的血脉，凡寻龙至山环水聚，两水交汇之处，水交则龙止。如扬州、梧州、成都、武汉、重庆、桂林、天津、上海、南京、南昌、长沙、西安、太原、杭州、广州、福州、哈尔滨、兰州等城市的形成便与此有关。由于水流的弯曲缓急千变万化，风水家也将水比作龙，称为“水龙”。风水家取舍水的标准，主要是以水的源流和形态为依据的，“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认为来水要弯曲，横向水流要有环抱之势，流去之水要盘桓欲留，汇聚之水要清净悠扬者为吉。风水理论中对水的认识除了考虑了灌溉、渔盐、饮用、舟楫、设险之利处，还很注重对水患的认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水的刚柔两面性，水淹、冲刷、侵蚀等水害，使人们总结出了许多合理选址和建筑防御水患等措施。
河流在地形、构造、岩石等的限定和地球自转引起的偏向力作用下，形成了弯曲婉转的状态。由于水力惯性的作用，河水不断冲击河曲的凹岸，使其不断淘蚀坍岸；而凸岸一侧则水流缓慢，泥沙不断淤积成陆，既无洪涝之灾，又可扩展基地，发展住宅。同时，冠带状的弯曲水流给人以良好的视觉感受；而“反弓水”被认为会“退散田园守困穷”，十分不吉利。古代风水学中关于水的认识，大多符合科学道理，因此可多为今日选址所借用。如选择河流凸岸高于常年洪水水位之上的台地作建筑基地等。
在古代，选择建筑的基地（“穴”）后，为慎重起见，要开挖探井验土，这个探井相当于现在地质调查常用的探槽。验土以“土细而不松，油润而不燥，鲜明而不暗”为佳，深浅度数，随地酌定，见浮土已尽，土色已变，或五色咸备，或红黄滋润，便认为是得到地气，这是风水中的“辨土法”。考虑到土壤结构对建筑的承载力，古人还总结出了称土法，据《相宅经纂》描述：“取土一块，四面方一寸称之，重九两以上为吉地，五、七两为中吉，三、四两凶地。或用斗量土，土击碎量平斗口，称之，每斗以十斤为上等，八九斤中等，七八斤下等。”以此来推断土壤的密实性和地基承载力。古人的土壤称重法虽然不那么科学，但在当时来说却是行之有效的，如果吉凶观念的本质内涵是指承载力大小和透气渗水性好坏，那么，是完全符合现代科学道理的。
传统风水理论中的空间的观念
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居住环境为空间与时间的组合，空间为营造方位的吉凶，为环境（龙穴砂水）的配合、龙、穴、砂、水的应用，以及气候与地形地貌的因素，所形成的开门放水的法则。水对于空间布局的重要性为：以去水推龙脉的方位，依来去水方位推立向的吉凶。
人类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与时俱进，因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产生差异化，建筑材料的进步，及营造技术的提高，致使古人留下来的问题今人未必是问题；反之，古人不重视的问题今人未必不重视。然而，了解和认识传统风水理论中的空间的观念，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