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序《汉纪》，言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今案班固之作《汉书》，其义亦不外此。“志”即所以章法式而通古今，“传”即所以著功勋而表贤能。至“达道义”一义，则为华夏史书所同具。袁宏生东晋之季，好发议论（荀《纪》议论甚劣），谓荀书足为佳作，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则无有也。以余论之，袁书亦未为详尽，特议论甚长耳。盖彦伯所据，有谢承、华峤、司马彪、谢沈诸家之书，点窜抉择，极费苦心，故其自序言“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也”（荀书只就《班书》旧文剪裁联络成书，较袁书为易）。彦伯之议论，有自相违异处，如《三国名臣赞》称荀彧云：“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始救生人，终明风概。”
而《后汉纪》则言魏氏得以代汉者，文若之力也。盖赞主褒美，史须直笔，体例各有所当耳。《后汉纪》有可与《范书》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语应对，两书不同，章奏文字，互有增省是也（章奏有案可稽，不应彼此不同，盖史官润色，故生岐异也）。孙、习二家之书，今不可见。
《三国志》裴松之注略有称引。孙于魏氏，无甚卓见，其于晋事，则不可知。习书以蜀汉为正统，所以然者，习氏与桓温同时，见温觊觎非分，故著《汉晋春秋》所正之。然晋受魏禅，外魏则晋无所受。而习氏则以为魏文虽受汉禅，不得免于篡逆，平蜀以后，汉真亡耳，于是晋室始兴，故以晋承汉，不认曹魏，故名其书曰《汉晋春秋》。于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亦用直笔书之。
晦庵《纲目》之正蜀闰魏，即导源于此也。南北朝之史籍，如《三十国春秋》等，至今一字无存，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摭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盖传闻每多异辞，正史或有讹谬。温公既取可信者录之，复考校同异，辨正谬误，作《考异》以示来世，真所谓良工心苦也。
至褒贬笔削之说，温公所不为。例之《太史公书》，亦无自存笔削之意也。观史公《自序》答壶遂之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盖《春秋》有一定之凡例，而褒贬之释，三传不同。故《春秋》不可妄拟。《通鉴》之志，亦犹史公之志耳。
《通鉴》成书，较袁《纪》更难。荀《纪》所载，不过二百年事，袁《纪》不及二百年。《通鉴》则综贯一千三百六十余年之事。采摭之书，正史而外，杂史多至三百三十二种（华峤《后汉书》，温公恐不及见）。此一千三百六十余年中，事迹纷乱，整齐不易。荀《纪》点窜《班书》，无大改异，事固易为。袁《纪》略有异同，而当时史籍尚寡，不难考校。
自三国至隋，史家著述，为数綦众，观《三国志》裴注征引者已有十余家。裴尚仅以陈寿为主，其余诸家，不甚依据。温公则兼收并蓄，不遗钜细。两晋南北朝之事，自《晋书》外，有王隐等十余家书，温公多采之。又如五胡十六国事迹最为纷乱，而《通鉴》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书功力之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