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绳、刚主，亦是习斋一流，唯主张井田，未免迂腐。继庄精舆地之学。《读史方舆纪要》之作，继庄周游四方，观察形势，顾景范考索典籍，援古证今，二人联作，乃能成此钜著。此后徐乾学修《一统志》，开馆洞庭山，招继庄纂修。继庄首言郡县宜记经纬度，故《一统志》每府必记北极测地若干度。此事今虽习见，在当时实为创获。
大概亭林、船山，才兼文武。桴亭近文，习斋近武，桴亭可使为地方官，如省长之属。习斋可使为卫戍司令。二人之才不同，各有偏至，要皆专务修己治人，无明心见性之谈也。
东原不甘以上列诸儒为限，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大旨有二：一者，以为程、朱、陆、王均近禅，与儒异趣。一者，以为宋儒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盖雍乾间，文字之狱，牵累无辜，于法无可杀之道，则假借理学以杀之。东原有感于此，而不敢正言，故发愤为此说耳。至其目程、朱、陆、王均近禅，未免太过。
象山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乃扫除文字障之谓，不可谓之近禅。至其驳斥“以意见为理”，及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只可以攻宋儒，不足以攻明儒。阳明谓理不在心外，则非如有物焉，凑拍附箸于气之谓也。罗整庵（钦顺）作《困知记》，与阳明力争“理气”之说，谓宋人以为理之外有气，理善，气有善有不善。夫天地生物，唯气而已，人心亦气耳。所谓理者，气之流行而有秩序者也，非气之外更有理也。理与气不能对立。东原之说，盖有取于整庵。然“天理”、“人欲”，语见《乐记》。《乐记》本谓穷人欲则天理灭，不言人欲背于天理也，而宋儒则谓理与欲不能并立。于是东原谓天理即人欲之有节文者，无欲则亦无理，此言良是，亦与整庵相近。唯谓理在事物而不在心，则矫枉太过，易生流弊。夫能分析事物之理者，非心而何？安得谓理在事物哉！依东原之说，则人心当受物之支配，丧其所以为我，此大谬矣。
至《孟子》“性善”之说，宋儒实未全用其旨。程伊川、张横渠皆谓，人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不善。东原不取此论，谓《孟子》亦以气质之性为善，以人与禽兽相较而知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孟子》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语）。余谓此实东原之误。古人论性，未必以人与禽兽比较。详玩《孟子》之文，但以五官与心对待立论。
《孟子》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人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其意殆谓耳目之官不纯善，心则纯善。心纵耳目之欲，是养其小体也。耳目之欲受制于心，是养其大体也。今依生理学言之，有中枢神经，有五官神经。五官不能谓之无知，然仅有欲而不知义理，唯中枢神经能制五官之欲，斯所以为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