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妄写别字，汉以后往往有之，则汉以前亦安见其必无？周公、孔子，偶或误书，后人尊而为之讳言，于是美其名曰假借。实则别字自别字，假借自假借，乌可混为一谈？六书中之假借，乃“引申”之义。如同声通用曰假借，则造拼音字足矣。夫中国语之特质为单音，外国语之特质为复音。如中土造拼音字，则此名与彼名同为一音，不易分辨，故拼音之字不适于华夏。仓颉为黄帝史官，黄帝恐亦如刘裕一流，难免不写别字耳。是故同声通用，非《说文》所谓假借。《说文》所谓假借，乃引申之义，非别字之谓也。否则，许君何不谓“本有其字，写成别字，假借是也”乎？“本无其字”者，有“号令”之“令”，无“县令”之令；有“长短”之长，无“令长”之长：故曰“无”也。造一“令”字，包命令、县令二义。造一“长”字，包长短、长幼、官长三义，此之谓假借。
此外，假借复有一例。唐、虞、夏、商、周五字，除夏与本义犹相近外，“唐”为大义，非地名；“虞”为驺虞（古神兽）义，非地名；“商”为商量义，“周”为周密义，均非地名。此亦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如别造一字，“唐”旁加“邑”为“鄌”，虞、商、周亦各加“邑”其旁，亦何不可？今则不然，但作唐、虞、商、周，非依声托事而何？此与“令长”意别，无引申之义，仅借作符号而已。
此外，复有一例。如重言之联语，双声之联语，叠韵之联语。凡与本义不相关者，皆是也。《尔雅》：“懋懋、慔慔，勉也。”“佌佌、琐琐，小也。”“悠悠、洋洋，思也。”“烝烝、遂遂，作也。”此重言之联语，有此义无此字，亦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也。参差（双声之联语，参与不齐无关）、辗转（双声而兼叠韵。辗，《说文》作。与知恋反之转不相关），诪张（双声，诪或作侜，与幻义不相关），皆以双声为形容也。
消摇（消者消耗、摇者摇动，皆无自在义）、须臾（须，颊毛也。臾，曳也。皆无顷刻义），皆以叠韵为形容也。有看似有义，实则无义者。如抢攘，《说文》无抢，作枪；攘作，二字合而形容“乱”义。要之，联词或一有义，或均无义，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皆假借也。是故不但“令长”可为假借之例，唐、虞、商、周，懋懋、慔慔，参差、抢攘，均可作假借之例。
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双声叠韵之形容，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乌得以同声通用当之哉（同声通用，治小学者亦不得不讲。唯同声通用乃小学之用，非六书造字之旨耳）！
引申、符号、形容，有此三者，文字可不必尽造，此文字之所以简而其用普也。要之，《说文》只九千字，《仓颉篇》殆不过三千字，周秦间文化已启，何以三千字已足？盖虽字仅三千，其用则不仅三千。一字包多义，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
以故，转注、假借，就字关联而言；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就字个体而言。虽一讲个体，一讲关联，要皆与造字有关。如戴氏所言，则与造字无关，乌得厕六书之列哉？余作此说，则六书事事不可少；而于造字原则，件件皆当，似较前人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