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则《仪礼》不易诵习，故高堂生仅传十七篇（高堂生必读熟方能传也）。《周礼》在孟子时已不传，而荀子则多引之（荀子学博，远过孟子，故能引之），然全书不可见。至汉河间献王乃得全书，犹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此秦火后《六经》重出之大概也。
经今、古文之别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制度与事实之不同。何谓文字之不同？譬如《尚书》，古文篇数多，今文篇数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异，其后愈说愈歧。此非伏生之过，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立于学官，博士抱残守缺，强不知以为知，故愈说而愈歧也。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参考他书，以故不但文字不同，事实亦不同矣（今文家不肯参考他书，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书》可证也）。
何谓典章制度之不同？如《周礼》本无今文，一代典章制度，于是大备。可见七国以来传说之语，都可不信。如“封建”一事，《周礼》谓公五百里、侯皆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乃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周礼》不合。此当依《周礼》，不当依《孟子》，以《孟子》所称乃传闻之辞也。汉初人不知《周礼》，文帝时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说，以未见《周礼》故。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
何谓事实之不同？如《春秋左传》为古文，《公羊》、《毂梁》为今文。《毂梁》称申公所传、《公羊》称胡毋生所传，二家皆师弟问答之语。《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毂梁》则著录不知在何时。今三传不但经文有异，即事实亦不同，例亦不同。刘歆以为左氏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不同；而公羊、毂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以故，若论事实，自当信《左氏》，不当信《公》、《毂》也。
《诗》无所谓今古文，口授至汉，书于竹帛，皆用当时习用之隶书。《毛诗》所以称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实与《左传》相应，典章制度与《周礼》相应故尔。《礼》，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中为今文；孔壁所得五十六篇为古文。古文、今文大义无殊，唯十七篇缺天子、诸侯之礼，于是，后苍（今文家）推士礼致于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诸侯之礼），后人不得不讲《礼记》，即以此故。以十七篇未备，故须《礼记》补之。
《礼记》中本有《仪礼》正篇，如《奔丧》，小戴所有；《投壶》，大、小戴俱有。大小戴皆传自后苍，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壶》、《奔丧》二篇。二家之书，所以称《礼记》者，以其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故谓之《礼记》，计百三十一篇，大戴八十四篇，小戴四十九篇。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具在，合之得八十八篇。此八十八篇中，有并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记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记》七篇，《孔子三朝记》应入“论语家”（《艺文志》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