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因殷礼，故设太宰之官。今观太宰所属之官，与清之内务府不远。唯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为与国计有关。自余宫殿之官如宫正之属，禁掖之官如内宰之属，饮食之官如膳夫之属，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属，皆清内务府所掌也。
周官三百六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属，仅司会、大府为有关于国计者，以太宰本之殷制而来，其本职不过《周礼》膳夫、内宰二官。由饮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宫殿。是故周官太宰无所不掌，而属员仍冗官耳。后儒不明此理，谓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贵族执政之世。周公时贵族执政，断无防及刑余擅权之理也（汉、唐、明三代皆有刑余擅权之事，六朝则无。何则？贵族执政阶级严明，非刑余之人所得间也）。
由此论之，天官冢宰，周袭殷制，后世未必可法。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职。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内务、教育两部。夏官司马掌行军用兵，如今军政部。秋官司寇掌狱讼刑法，如今之司法部。皆立国要典，可资取法者也（以上论六官之职）。
何以汉儒谓《周礼》为黩乱不验之书也？以汉初经师之说，与《周礼》不同，故排弃之耳。《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案马谓秦烧《周礼》独悉，其言太过。秦所最恶者为《诗》、《书》，而不及《礼》。
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可见《周礼》自七国时已不甚传，虽以孟子之贤，犹未之见。故其言封建与《周礼》全异（《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汉初儒者未见《周礼》，而孟之说流传已久，故深信不疑（景帝末年，河间献王始得《周礼》。《周礼》未出时，汉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时作《王制》亦采《孟子》为说）。又以贾谊有众建诸侯之论，故虽见《周礼》，亦不敢明说。
周之五百里，为今三百七十里。其封域不过江浙之一道，川云之一府。汉初王国之广，犹不止此。夏、商二代，封国狭小，故汤之始征，四方风靡。文王伐崇戡黎，为时亦暂。以四邻本非强大，故得指顾而定之也。《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翦商，灭国六百余（《孟子》言灭国五十）。若非小国寡民，安得数月之间灭国六百余乎？周公有鉴于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势，以为藩屏。其弊至于诸侯争霸，互相争伐，而天子不能禁。以视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如运诸掌，本末之势，迥乎不同。由此可知商代封国尚无五百里之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