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毂梁》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怀疑之词，不敢武断。荀卿与申公皆传《毂梁》，大抵《毂梁》鲁学，有儒者之风，不甚重视王霸。公羊齐人，以《孟子》有“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为偏护。何休更推演之，以为黜周、王鲁、为汉制法诸说，弥离《公羊》之本义矣。
《公羊》后师有“新周故宋”之说。《公羊》成十六年传：“成周宣榭灾。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夫丰镐为旧都，成周为新都。《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召诰》曰：“乃社于新邑。”《洛诰》曰：“王在新邑烝。”“新周”犹言新邑，周不可外，故书。义本坦易，无须曲解。“故宋”本非《公羊》家言，《毂梁》桓公二年传：“孔子，故宋也。”孟僖子称孔子圣人之后，而灭于宋。《毂梁》亦谓孔子旧是宋人。新周、故宋，截然二事，董、何辈合而一之，以为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义实《公》、《毂》所无，由董、何读传文而立。
至文家五等、质家三等之说，尤为附会。《左氏》言，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公羊》亦云：《春秋》伯、子、男一也。申之会，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鲁语》，叔孙穆子言诸侯有卿无军，伯、子、男有大夫无卿。据《周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即谓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至春秋时，则伯、子、男同等。此时王新制尔。若去素王改制，则子产、叔孙穆子皆在孔子修《春秋》以前，何以已有伯、子、男同班之说？仲舒未见《左氏》，不知《公羊》之语所由来，乃谓孔子改五等以为三等，为汉制法。其实汉代只有王、侯二等，非三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