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常巡回各地大学校园演讲，参与各种正式成立或私下聚会的社团活动，在无数次演讲座谈会上，谈论我自己的小说或者，关于酷儿与同志。我们讨论着“性别认同”、“T婆问题”、“出柜与否”、“同志□□”，一场又一场的活动里，从性别政治，身份认同，情欲流动，讨论到家庭处境，社会位置，台下总是坐着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大家的言谈之间还充满我一知半解的名词与术语。我是个乡下女孩，小说里描绘的女同志情欲多半出于幻想，我甚至是在《恶女书》出版后才正式交往了第一个女朋友，我的身份认同，对同志世界的理解，其实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现场演习”所得。那时我常想，如果邱妙津还活着呢？就差了一年不到啊，她预言般写出的那些问题，透过“鳄鱼”这一形象清晰传达的同志处境的艰难与苦谬，仿佛该是她坐在那些演讲台上热烈地与台下的学生讨论，我想她会比我更懂得那些外文翻译来的名词，更懂得那些需要大量时间消化的文化背景，而且，她才是真正创造了“拉子”、“鳄鱼”这些深刻影响女同志文化，并且使它们直接变成“新名词”的人。她的作品被大家传颂、引用、讨论、研究，她的生平、事迹甚至她阅读欣赏的小说、作家、电影导演，所有一切都成为女同志世界里一座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眺望的高山，成为那一代文艺青年效仿参照的对象，甚至有人直接就说，“邱妙津是我的神。”一九九七年，在一个同志团体举办的“同志梦幻情人票选活动”中，她甚至打败了所有还在世的影视明星，得到票选第一名。
但她从来不是我的神，而更像是一名未曾谋面的同伴，尽管我们并不相识。她从不知道我。
真正触动我的，一直不是邱妙津的读者反复追颂的那些“圣徒的事迹”“爱的箴言”，而是她留下的“追问”。《蒙马特遗书》是一本“遗书”，却成了活着的青年们心中的“经典”，一本悲伤至极的爱的“圣经”，她企图以死亡封印住的是一份“黄金盟誓”“永恒之爱”，但能够以“死”封箴至爱吗？那空缺的三书，“黑暗的结婚时代”“甜蜜的恋爱时代”“金黄的盟誓时代”，像三个巨大的问号，留给读者的不只是揣测真相的悬念，更像是对自己终极的追问。
当时啊，我们都还不懂得爱情的凶险困难，当时，年少的我们，光仅只是理解自己是如何的一种存在，为何总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们的爱欲对象、身体形状，性别气质似乎仍在浮动且朦胧变化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爱的疼痛与其巨大的影响，太多太多疑问在我们心中，无论作为一个拉子，或一个创作者，或仅仅是一个正在“爱”的个体，这一切都太复杂太艰难了。
然而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爱情必须以死来保存的，邱妙津死亡之前所看见的究竟是如何的最后风景？“死亡”这件事真实地发生了，无论书中或人们口中如何描绘历历，我如何在阅读过程里几度感觉到“这次她真的会死”，那如缠遂不去的鬼魅漂浮在整本书的无论欢喜悲伤愤怒的每一段落里，随着年岁增长，偶尔翻开，我仍会为作为一个阅读者你亲眼看见了那无可挽救的结局仿佛在开头已经预言而悲愤。死亡是什么？那从百花盛开的草原越过，是一片荒漠，然后，是尽头了，一切无法挽回，时间静止了，你喊她，她越过尽头的尽头，那里有什么，她没有回答。她选择的路径，后人无法从这本遗书里完整追溯。
如今我四十二岁了，那繁花盛放，痛并快乐着充满斗志运动的美好时代已经随着社会氛围变迁，进入了更为繁复的“后同志运动时代”，邱妙津永远停留在二十六岁，而我们活下来的人逐渐老去。死者永远年轻，生者持续思索，邱妙津追随者众，但就我所知鲜少人因此效尤，走向死境，人们思索着她提出关于爱的各种追问，继续活着。
我时常想象倘若她活到了现在，亲眼目睹了她笔下的拉子、鳄鱼蜕去乔装，大步上街，看见那曾经“充满伤害的世界”一年一年爆炸性的变化，我不确知这逐渐演变的世界是否会使她感到舒适，是否会是她喜爱而选择继续活下去的世界。邱妙津短暂的生命充满火山般的魔力与烟花的灿烂，但我以中年的心智再度重读《蒙马特遗书》，过程里我想起一九九八年冬天在香港第二届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男女同志以各种困难曲折的交通方式到达香港，群聚在大屿山的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五天四夜的活动，密密麻麻的座谈会与演讲，第一天的晚会上，有个贵州来的阿姨(她大约就是我现在的年龄)举手发言，她几乎是颤抖着以含泪的声音激动而口齿不清地说话，说她如何辗转得知活动，如何凑足旅费，隐瞒家人，排除万难，历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看见大家，我非常感动”，她泣不成声，我想她没有读过邱妙津的作品，也没有看过我写的任何一行字，但我看见她，穿着陈旧的衣服，就像是从某一农村里走出来的大婶，当年我没有能理解她言语中的激动，而今回想，那个简陋的活动中心，想必就是她眼中的乌托邦，而她那跋涉万里追寻同伴的动作，充满了生命力。
人们崇拜一个死者，并由此得到生的力量，无论对于作者或读者而言，这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有如此的灵魂存在，世界真美，我更舍不得死了。”但愿这会是大家读完《蒙马特遗书》的赞叹。